序

侯东阳的新作《中国舆情调控的渐进与优化》，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在论文阶段就有幸拜读，因它的厚重和严正，成书之后翻阅再三，随发感慨如下：

一、天下最难控制的东西是什么？它不在身外，就在身内，它就是人心，也就是人的意识，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

控制人的思绪，对个体而言，就是规范个人的意识活动，其中包括个体的思想自由。对群体而言，那就是调控舆论和思想意识，规范所有社会成员的所言所思，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治心”。佛教把降伏其心比喻为降龙伏虎，形容治心的艰难程度。对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来说，最难治理的是其成员或国人的心、臣民的心。个人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往往就看治心效果如何。秦朝和隋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承前启后、显赫一时，但两个朝代都很短暂，究其原因，两朝舆论调控失当显得至关紧要。致使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舆论失控尤为重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如此。

与其他政党相比，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后，在治理民心和调控舆情方面，有其天然的优势。因为它以科学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它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常言道，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没有一己的私利可求。它和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是鱼与水的关系。而且它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历来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和方针，及时了解民情，全面反映民意，科学集中民智。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许多历史时段，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凭借优势，做到政通人和，做到政府决策与民心民意相和谐的，像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人心治理和舆情调控呈现出史前未有的崭新局面。但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们也许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十年“文革”，十年触目惊心，那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那席卷全国的舆论狂潮。这既是政治决策的失误，也是舆论调控的败笔。物质上的损失是巨大的，人心的挫伤是惨烈的。特别是经济和人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当然，最可怕的是滋生蔓延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失去信仰和信任的舆情，是最难振奋和驾驭的。

政治决策是一种领导艺术，舆论调控是一种治国艺术，二者相辅相成。政治决策和舆论调控都要民主化和科学化。

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它与专政相对应。政治民主解决谁来当家做主的问题，谁专谁的政的问题。二是组织原则意义上的民主，即当家做主的人们在内部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中国就是人们常讲的民主集中制。既然是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实行舆论调控，调控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有益于国计民生，切实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强奸民意，欺瞒公众，强加于民，钳制言论，都是违法的。舆论调控者绝不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新中国成立以来舆情调控的败笔，多出于调控者的瞒“天”之过，也就是把百姓边缘化，侵犯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关于民主集中制，在学术界是颇有争议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党内实行民主制，并没说民主集中制。其实，集中是民主制的应有之义。民主制的核心思想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见一旦通过，少数人必须服从和执行，带有强制性。少数人虽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继续表达和争鸣，但行动上必须与多数人保持一致。那时候的集中来源于民主，最后又归于民主，马克思不在民主制前面加上“集中”二字，是有充足理由的，着意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专权制。列宁生活在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的条件下，在党内无法实行公开制、选举制和监督制，因此特别强调集中制。后来吸收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的意见，改为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也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那时候的民主集中制，集中多于民主而归于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这种集中制的弊端日渐显露，出现了个人专断和全党全民的狂热崇拜。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实现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实行多于集中而归于民主的组织制度。

舆情调控属于政府行为，行为走向是上情下达，也就是群众路线里的下半截：到群众中去。我们不是追求舆情调控的优化吗？优化的具体标准是多层面的，但有两项指标不可缺失。一是趋同的效率。通过有效传播等技术手段，在舆论场中快速形成主流，意见趋近一致，造成有益于调控者一方的舆论强势。在传播手段高度现代化的现今时代，做到这一项还不算十分艰难。近十余年间，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了多场战事，经过美国政府和主流传媒的努力，支持政府用兵出战的舆论相当强劲。这在我们看来，效率虽高但说不上是优化。文化大革命中社会舆论高度一律，竟然维持十年之久，当然也算不上优化。这里就需要用另一个标准加以衡量，那就是善恶是非的标准。舆论的善恶，首先要看它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进而看它多大程度上维护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优化指标怎样来实现呢？那就看舆论调控者在实行“集中”即调控之前，在贴近群众、了解民意、汇集民智上下了多大工夫。不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同样，没有对民情民意的深入体察，就没有对舆论指手画脚的权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舆论调控者养成了眼光一味向上的习惯，对国情社情民情的熟知远不如对上级精神的揣摩。民心只可顺，不可逆。不把顺着上级和顺着民意统一起来，舆论调控优化就无从谈起。

需要捎带说明的是，在某一具体的舆论场里，如南方科大的几十名学生参加不参加高考的争论，是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处理的。舆论不是决策，多数人的意见只有心理上的压力，对少数人没有强制作用。我们说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实施范围限定在操控舆情的宏观层面上。

二、我国的舆情调控是渐渐走向优化的，至今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多

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控者的民主意识有待强化，还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舆情特征直接相关。

刘少奇早就说过，理论准备不足是我党的一大缺点或弱点。这一弱点由两个社会原因造成：一是中国革命总是一场激战接一场激战，一个高潮连一个高潮，很少有喘息和修整的机会，很少有静下来学习学习、总结总结的环境。这样就有碍于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有碍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有碍于对发展态势的科学预见。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多数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这有碍于学习理论的热情和自觉性。同时，文化程度偏低的大多数党员，对文化远远高于自己的领导人物非常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由于缺乏分析判断能力，遇到意见纷争很容易跟风，且深受封建主义官本位意识的影响，认为谁官大谁掌握的真理就多。个人迷信很有市场，个人崇拜很容易成为社会风气、舆论狂潮。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党内越左越革命的偏激思想长期占据压倒性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大跃进”，没有不吹牛的省，没有不吹牛的县，没有不吹牛的乡，吹牛舆论席卷全国，甚至连大科学家都陷入漩涡。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搞了十年，有几人站出来断然反对？即便来势最猛的所谓“二月逆流”，对“文革”虽说气愤填膺，深恶痛绝，但也难说击中了要害，触动了根本。只有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才结束这场冠以革命圣名的灾祸。

毫无疑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我们获得真理的代价是不是过于大了些？在实践中折腾的时间是不是过于长了些？为什么非要头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才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的调控舆论，既有悖民主原则，也有悖科学化精神，是不可能走向和保持优化状态的。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的建设，党员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学习条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先进程度。党对革命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前更为系统、更为冷静的梳理，我们的“治心工程”与舆论调控正在走上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轨道，舆论场中呈现出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格局。不同的舆论主体空前活跃，不同舆论间的矛盾与撞击频频发生。现代化的传播工具特别是网络，极大地扩展了社会公众的参与机会和监督空间。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三亿，形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舆论队伍。中等收入的阶层及西方所说的“中产阶级”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对舆论质量的提升，舆情调控的优化，铺垫了新的基石。但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总体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种一哄而起、刮风跟风的畸变性舆论仍然时有所现。北京、上海相继建起著名的国际贸易区，简称CBD，全国其他省份甚至中小城市纷纷盲目效仿，以此作为政绩的主要体现。某省经过几届领导，投入了数百亿元资金建起的CBD新区，由于功能不全，不宜百姓居住，被公众戏称为“死区”。而省属十几个地市也不顾实际效果争先恐后建起了新开发区，其中一小城市建起了十分气派的城东新区，六车道或八车道的马路纵横交错，两旁是移植来的绿树，路灯模拟北京长安街的宫灯。从早到晚，宽阔豁亮的通衢大道上，基本见不到汽车奔跑，自行车与行人更少。报纸广播连连报道称赞，百姓们摇头痛斥：“就知道糟蹋庄稼地！”期间，我们的舆情调控是怎样追求优化的？是怎样代表民意的？我们的传媒是如何睁着眼睛说瞎话，为所谓的政绩工程使足了劲儿大吹大擂的？有几个公务员，有几名记者，是敢于说实话、报实情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的党与国家，我们民众的心理防线，受到了不亚于左倾浪潮的强劲冲击，这就是来自市场经济自发性的无孔不入的侵蚀和颠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正确的，没有市场经济的自发动力，就没有三十余年社会财富的迅猛涌现，就没有世界第二经济实体的地位。但它对社会的运作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与道德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催化力量。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舆情调控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与相关机构携手，筑起一道阻截商品交换侵入非准入领域的长城，也就是明确规定，有一些东西绝对不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不能卖也不能买，例如官职、“党票”、文凭、学位、职称、伤人性命和毒害灵魂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等等。如有违反，严加惩处，绝不姑息。这应当成为舆情调控的道德底线。有了底线防守，我们才能唱响主旋律。例如，现在提出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为何有所降低？提高教育质量从何抓起？不从根本上治理文凭、学位、学术职称上的商品化，教师不用心教，学生不努力学，提高质量岂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好听话？现在老百姓每天吃饭都提心吊胆，奶有毒，肉有毒，蔬菜有毒，水果有毒，粮食有毒，食用油有毒，百姓们已是怨声载道。传媒加以揭露，应当理直气壮。不揭不批，不足以平民愤，因为这是每天都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事关生存安全和性命。它太基本，太根本，太紧要了，违法者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与舆论的鞭笞。通过有力的舆情调控，我们可以加速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非法进入了舆论监督领域，侵蚀着我们的传媒业。企业主不是屡发“封口费”吗？这是一种浅层的交易，深层的和变相的交易，那就难以数计了。企业主作为主体，它也在调控舆情，控制舆论。企业主的手段无非是出钱，而一些传媒出卖的是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许多传媒的舆论监督锋芒是相当锐利的，其中不少是因为舆论监督才脱颖而出，站稳了市场。近些年，不知不觉中，它们的锋芒不见了，他们的监督范围缩小了，碰软不碰硬了。不能说媒介缺乏专业主义精神，但身处市场经济，其批评自由和监督勇气在利益的等价交换中不可能不受到消磨，这是舆论调控实现优化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东阳的鸿篇大论，论的是“舆情调控”，而不只是“舆论调控”

舆论调控属于舆情调控的一部分。书中说：“广义的舆情就是舆论及其社会情境。”调控舆情自然要比调控舆论更加宽泛。药家鑫案件中，药家鑫究竟该杀还是不该杀，曾经是一争议相当激烈的舆论话题。怎么有效调控这一舆论？光靠舆论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法律手段，对该案作出公正审判，舆论才能得到平息。前面讲的，控诉食物掺毒的舆论，不能只靠谴责奸商来调控，而是需要惩处罪犯和加速市场法制化来平息。舆论的情境，包括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层面，调控起来需动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当然，其中的新闻手段，还是唱主角儿的。舆论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是与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哲学世界观都很贴近的一方热土，调控起来就是难度很高的综合工程和系统工程。把舆论比喻为社会的皮肤，是说它处于社会的表层、浅层。其实，舆论并不浅。即便是人的皮肤，它也与五脏六腑、骨骼筋肉休戚相关，内在相连。在中医中，治疗皮肤病，还需调理人的脏腑和气血。

善无止境。舆情调控的优化程度永无止境。更甭说我们还有许多多的不足。东阳对舆情调控的研究只是到了一个阶段，要做的研究还很多，更加丰硕的成果定会结满枝头。

感慨发多了，赶快止笔。

项德生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