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简史

饮食保健活动源远流长，自古即有，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逐步上升为理论上的认识，从而为今天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学习和了解饮食保健起源、形成及历代发展的概况，了解历代的主要文献以及实践活动的演变，探讨其学术渊源、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学科特点及应用规律，知古鉴今，将对继承和发展中医饮食保健学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饮食保健的起源

（一）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饮食保健活动

《淮南子·修务训》谓：“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保健的第一需要。从历史上来看，饮食保健活动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的。即自从有了人类，人们的活动就离不开饮食，就有了人类的饮食保健活动。尽管最初的人类饮食保健活动主要表现为“茹毛饮血”和“生吞活剥”，但从其根本意义上来看，仍然属于养生保健活动，在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在于“疗饥”，由此产生了最初的“食疗”，并在“疗饥”的基础上发展到“疗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近代利用饮食物来治疗营养不良性疾病是相一致的，只不过最初的饮食保健活动是最原始的饮食保健活动而已。正如巴甫洛夫所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而人类最初的医疗活动就包括了饮食保健活动。所谓的“医食同源”，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学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饮食保健活动分不开的，即“医源于食”；另一方面，人类的饮食活动又是与养生保健这一医学活动分不开的，即“食源于医”，并由此构成了“医食同源”的“医食互源说”与早期的“医即食、食即医说”。

（二）用火熟食是人类饮食保健史上的一大飞跃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周礼》说：“遂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在上古时代，火的发明和在烹饪上的利用，是人类进化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饮食保健上，用火熟食增进了人们的食欲，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提高了食物的利用率，加速了脑髓的发达，增强了体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同时，由于燔生为熟，还起到了消毒灭虫、防止胃肠道疾病和寄生虫病的作用。不仅如此，火的使用，还产生了烹饪，扩大了食物的来源，促进了饮食保健的发展，以及对中药炮制及剂型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三）酒的发明是对饮食保健的一大贡献

《战国策》载：“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我国就已能人工造酒。酒的发明是对饮食保健的一大贡献。酒既是一种饮料，又对人体具有多种医疗保健作用，也可作为一种食疗药物，是食药兼用之品。它能通血脉、行药势、御寒气。同时，酒作为一种溶剂，还产生了以酒为剂型的药酒或保健用酒。将各种中药放入酒中浸制，可借助酒的通行血脉之性，以增强药势，使药力能迅速通达全身，故又有“酒为百药之长”之称。药酒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饮食保健的内容和手段，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创造。由于酒对医疗保健的重大贡献，故又有“醫”字从酉，即“医”字由酒而来之说。

二、历代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概况

如上所述，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饮食保健的活动。有了这种实践活动，也就有了对这种实践活动的研究和探索。饮食保健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上，又先后经历了西周至秦汉时期——理论体系初步形成时期，晋唐时期——食养食疗广泛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食疗水平的提高时期，宋元时期——理论到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时期，明清时期——食疗本草学的发展和饮食保健学日渐成熟时期。现以历代有关主要文献为线索，对历代饮食保健学的发展概况作一探讨。

（一）西周至秦汉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西周至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饮食保健也在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上，逐步开始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这一时期，随着本草学的发展、中医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和辨证施治医疗实践原则的确立等，中医饮食保健学理论体系的雏形也初步显现，从而为此后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医饮食保健学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此外，在当时的医政制度上还出现了专门的“食医”，对推动饮食保健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

据《周礼·天官》记载，在当时的官方医政制度上，已设有专门的“食医”，与“疾医”“疡医”“兽医”一起构成了周代医政制度的四大分科，并排在诸医之首。其中，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系专事饮食养生保健的医生，并被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营养师”，载入世界营养学发展史。“食医”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当时饮食保健发展的水平，而且有利于饮食保健经验的积累、整理、交流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推动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专业实践，撰写了《饮膳正要》这一在中医饮食保健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九卷、八十一篇，合计一百六十二篇，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巨著，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中医饮食保健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黄帝内经》对中医饮食保健学理论体系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强调了饮食是人体养生之本，谓“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第二，在消化生理上提出了“脾胃学说”。如“胃者，水谷之海也”（《素问·五脏别论》），“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刺法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等。第三，在食物性能的认识上提出了“四气五味学说”。如《素问·宣明五气篇》的“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的“五味所入”等。第四，在膳食结构上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脏气法时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素问·五常政大论》）的平衡膳食模式。这种“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膳食模式不仅是世界营养学史上最早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对食物进行的分类，是我国古代营养学领域的一大发现，也是世界上最早而又最全面的膳食指南，即使是在今天对于指导人们保持合理的平衡膳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在饮食养生上提出了“五味调和说”“饮食有节说”“因时制宜说”“因地制宜说”等。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认为饮食五味可以养生，但饮食五味太过又能损伤人体，故应“谨和五味”，才能享有天赋的寿命。又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饮食应顺应四时的养生原则。第六，强调“治未病”，以预防为主的原则。第七，在食疗上记载了利用食物治疗疾病的经验，如五脏病的“五宜说”（《灵枢·五味》）等。第八，在疾病的恢复期，提出了“食复学说”。如《素问·热论》说“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强调应重视急性热病恢复期的饮食调养。第九，在饮食宜忌上，提出了“饮食禁忌学说”。如《灵枢·五味》“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的“五味所禁”等。所有这些都为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本草经》，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作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也收载了许多食疗食物，如大枣、枸杞子、赤小豆、龙眼肉等，对食疗食物的功效、主治、用法、服食法等都有一定的论述，对促进食疗本草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书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是毒性小或无毒的，多属补养一类的药物或食疗食物。此外，书中还概括地记述了药物的配伍关系、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机（张仲景）所撰，现由《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组成。它作为传统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伟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医疗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临证实践。辨证施治作为中医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同样确立了中医饮食保健学辨体施膳的饮食养生原则和辨证施膳的饮食治疗原则，是辨证施治原则在饮食保健学中的具体运用。《伤寒杂病论》作为一部临证医学著作，它还记载了“甘麦大枣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猪肤汤”等著名的食疗药膳。同时，它还非常重视饮食对于治疗的辅助作用，如服桂枝汤后应啜热稀粥以利发汗；重视食养和食疗的饮食宜忌，认为：“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于身为害，若得益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等。

这一时期，除了以上内容以外，还有大量散见于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如《山海经》中“何罗之鱼……食之已痈”和“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等关于食物治病的记载；《吕氏春秋·本味》中“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多后少，其齐甚微，皆由自起”等有关饮食保健的记载；《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则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等关于饮食养生及饮食卫生的论述；《管子》的“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累而寿命损”的“饮食有节”的养生原则等。

（二）晋唐时期

晋唐时期，中医饮食保健学在前代初步形成的理论认识的指导下，食养食疗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更为广泛和丰富，特别是对一些营养缺乏性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进一步丰富了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内容。与此同时，在理论总结上，食疗开始逐渐从各门学科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论述食疗的专卷，以及在本草学中出现了系统总结食疗食物的专门著作，反映了对食疗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标志着食疗专门研究的开始。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备急千金要方》《食疗本草》《食医心鉴》等。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方》，为唐代著名医学专家孙思邈所撰，被后人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证实用百科全书。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取“千金”为书名。全书共三十卷，其中第二十六卷为“食治”专篇，是我国最早的“食治”专论。它对中医饮食保健学的贡献，第一，首设“食治”专篇，强调以食治病。认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痾，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把食疗水平作为评估医生水平的重要条件。“食治”专卷的问世对其后食疗保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汇集食疗食物162种，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虫鱼”四类，阐明其性味和作用。第三，是对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的突出成就。如瘿病（甲状腺肿大），认为是与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不良的水质有关，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并用海带、海藻、羊靥（羊的甲状腺）等治疗瘿病。又如雀盲（夜盲症），选用猪肝（含维生素A）进行治疗等，这也是“以脏补脏”或“脏器疗法”的典范。不仅如此，《备急千金要方》虽然是一部临床医学著作，但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指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发扬了中医学“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因此，它对饮食养生也非常重视，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又如“每食必忌于杂，杂者或有所犯”等。强调饮食有节，五味贵和，五味不可偏胜等。老年养生、妇幼养生、四时养生等，也多有论述。

《食疗本草》为唐代孟诜所撰，全书共三卷，“皆说食药治病之效”，为我国较早的一部食物本草学专著。原书已佚，其佚文散见于以后《证类本草》《医心方》等文献中。现有198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辑本。虽说是辑本，但也大体可观其主要内容。该书对于中医饮食保健学的主要贡献，一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食疗本草”命名的食物本草学专著，不仅反映了当时食疗食物研究的水平，还标志着在本草学中食物本草学分支的出现，这对以后的食物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补充了唐初以前本草学书中所未收录的食疗食物，进一步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三是记述了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孕产妇及小儿饮食宜忌等内容。

《食医心鉴》为唐代昝殷所撰，是一部食疗方剂方面的专著。书中以食疗食物为主组成食疗方剂，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可作为研究食疗药膳的参考文献。但书中也包括了以药物为主，加工制作成粥等膳食形式食用的方剂，严格地讲这一类药方已不属于食疗药膳研究的内容了。

这一时期，其他的有关专门文献还有南唐陈士良所著的《食性本草》等。此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记载有许多有关食养或食疗的内容，如晋代葛洪的《肘后方》、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隋代巢元方等的《诸病源候论》、唐代王涛的《外台秘要》等。

（三）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中医饮食保健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相继出现了一些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著作，主要著作有《寿亲养老新书》《饮膳正要》等。

《寿亲养老新书》为宋代陈直原撰，名《养老奉亲书》，后经元代邹铉续增，改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全书共四卷，是一部老年保健学著作。在饮食保健方面，一是强调老年人尤应注重饮食养生，认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成疾患”，并提倡“老人饮食，大抵宜其温热熟软，忌其粘硬生冷”。二是强调以食治病为养老人之大法，提出“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认为以食治病，“贵不伤脏腑也”。三是汇集老人食治诸方百余首，且大都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对老年病食疗的重要贡献。如食治老人补虚益气牛乳方，谓牛乳最宜老人；食治老人肝脏虚弱，远视无力，补肝猪肝羹方；食治老人虚损羸瘦，助阳壮筋骨，羊肉粥方等。此外，书中还汇集了部分用于妇女和小儿诸病的食治方。如鲤鱼粥治妊娠安胎，鲍鱼羹治产妇乳汁不下，扁豆粥治小儿霍乱等。

《饮膳正要》为元代忽思慧（音译，蒙古族人）所撰。全书共三卷，主要内容为食疗食谱、饮食制作、饮食宜忌、食疗食物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饮食保健学专著。忽思慧为蒙古族人，为元代的饮膳太医，专司“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由此积累了丰富的饮食保健实践经验，并有条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文献，从而撰写了该书。该书对中医饮食保健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注重医、食结合，以食论医，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性较强的饮食保健学方面的专著。二是注重食疗食谱的烹饪加工，详述烹调细则，所用汤、羹、粥、饼、包子等，皆为寻常食谱，既美味可口，又能养生疗病。因此，它又是一部有价值的保健食谱。三是记述了少数民族的食品，丰富了食药资源。四是在饮食禁忌上，强调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等。五是重视饮食卫生。如“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等。此外，全书附有插图20多幅，图文并茂，也是该书的特点之一。由于该书特殊的科学价值，因此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曾给予该书以较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的大量内容还散见于其他有关文献中，如北宋王怀隐等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日用本草》等。

（四）明清时期

中医饮食保健学发展到明清时期，较唐宋以前又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在丰富食养和食疗实践经验、野生食物资源的开发以及重视饮食保健的普及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至此，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已日渐成熟，建立饮食保健学学科的基础已经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有关饮食保健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在食物本草方面，有许多专著刊行。如《食物本草》《随息居饮食谱》《调疾饮食辩》等。此外，在临证食疗实践和老年饮食保健方面，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老老恒言》等著作中都有较多的论述。

《食物本草》旧题《李东垣食物本草》，为明代末年的一部食疗本草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共收载食疗食物1689种，是我国现存部头最大、内容最全面的食物本草学著作。该书的作者原题李杲（东垣）编辑、李时珍参订，现多认为是纯属托名，并比较倾向于姚可成是该书的编辑者。现有1990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该书校点本。该书详细介绍了各种饮食物的产地、种类、名特产品、食疗作用及加工方法等，内容十分丰富。此外，对食物的烹饪用途该书也有介绍。

《随息居饮食谱》为清代王士雄所撰。全书共一卷，收录食疗食物330种，分水饮、谷食、调和、蔬菜、果实、毛羽、鳞介七大类，对每种食疗食物的性能、应用及食疗配方均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外，书中对烹调加工也有论述，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食疗保健著作。

《调疾饮食辩》又名《饮食辩录》，简称《饮食辩》，为清代章穆所撰。全书共六卷，分总类（包括水、火、油、茶及代茶诸品、部分香料等）、谷类（包括饭类、粥类、酒类、米面食品类、豆及豆制品类）、菜类（包括各种食用菌）、果类（包括食用花类）、鸟兽类及鱼虫类六大类，收载食疗食物六百余种。作者在引用众多文献的基础上（特别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结合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加以评述。作者称：“书中所录诸方，皆极平稳，且极应验”。书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种食疗食物的名物古训、产地、性味、功用和宜忌，尤其是考订评述部分，不乏真知灼见，多有独到之处，是一部价值较高的食物本草学著作。

《医学衷中参西录》又名《衷中参西录》，为清末民初张锡纯所撰。全书共三十卷，是作者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的总结。张锡纯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力倡饮食治疗，认为以食治病，“病人服之，不但疗病，并可充饥，不但充饥，更可适口。用之对证，病自渐愈，即不对证，亦无他患”，是极为稳妥的一种治疗方法。并针对一些人认为以食治病皆是“寻常服食之物，不能治大病”之说，列举大量自己以食疗病治愈危重病证的实例予以反驳，告诫人们“志在救人者，甚勿以为寻常服食之物，而忽之也”。正是由于张锡纯十分重视饮食治疗，所以才在多年的医疗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食疗经验，并创制出许多著名的食疗方剂。其中，仅以薯蓣（山药）为例，就有一味薯蓣饮、珠玉二宝粥（山药、薏米、柿霜饼）、薯蓣粥（山药粉）、薯蓣鸡子黄粥（山药粉、鸡蛋黄）等，每个方剂之后并附有治愈的病案，以指导人们的食疗实践。除上述山药或山药与食疗食物为主组成的食疗方剂以外，以山药为主的配方还有薯蓣纳气汤、薯蓣半夏粥等，但因其配方使用的均是药物，已不属于食疗的范畴。

《老老恒言》为清代曹庭栋所撰。全书共五卷，是作者在参考三百余家有关养生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养生实践经验而写成，内容涉及老人日常起居、安寝、饮食等各个方面，是继《寿亲养老新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老年养生保健著作，也是一部老年养生保健的百科全书。其中，在老年饮食保健方面，强调老年饮食养生应重视保护脾胃的功能，认为“少食以安脾”“粥食应养脾”“凡食总以少为益，脾易磨运，乃化精液”“食物有三化。一火化，烂煮也；一口化，细嚼也；一腹化，入胃自化也。老人惟藉火化，磨运易即输精多。”其次，老年人饮食养生尤以粥养为最佳，认为“粥能宜人，老年尤宜”，并引陆放翁《食粥》诗：“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书中并记载粥谱100余种，从择米、择水、火候到食候等都有论述，如莲肉粥、藕粥、胡桃粥、杏仁粥等，均可供老年人食养或食疗选用。

这一时期的有关食物本草的著作还有明代卢和的《食物本草》、明代汪颖的《食物本草》、明代宁源的《食鉴本草》、清代柴裔的《食鉴本草》、清代费伯雄的《食鉴本草》、清代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等。此外，明代朱橚（周定王）等的《救荒本草》、明代鲍山的《野菜博录》、明代王磐的《野菜谱》等著作，虽然主要是讨论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未涉及这些植物的食疗内容，但却收栽了一般食物本草著作中所未收栽的野菜，这对于扩大食物资源，促进食疗本草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这一时期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大量的食疗食物。除了上述食物本草方面的著作以外，有关饮食保健方面的著作还有明代胡文焕的《养生食忌》等。

这一时期，传统的养生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有关著述甚多。其中，也大都涉及到饮食养生的内容。如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明代万全的《养生四要》、清代尤乘的《寿世青编》等。

除此之外，在历代有关烹饪和饮食文献中，也有有关饮食保健学方面内容的记载。如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元代贾铭的《饮食须知》、清代黄云鹄的《粥谱》、清代朱本中的《饮食须知》等。

三、现代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集中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扶持，二是中医饮食保健学研究和普及的兴起，三是高等教育中中医饮食保健学课程的确立。

（一）国家政策的扶持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医学科学，尽管它曾经历过数次的存废之争，面临着西方医学和文化的冲击，却依旧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逐渐发展向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中医药应有的地位和作用。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1986年，国务院成立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中医药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新时期中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政府把发展中医药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和“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保障。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中医药发展、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和举措。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医药事业发展道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意见》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新突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出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此外，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为救治轻症患者、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发挥了巨大作用。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使用“清肺排毒汤”的通知》，清肺排毒汤是由汉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的多个治疗由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的，为麻黄汤、五苓散巧妙相合，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麻黄可增五苓散祛湿，五苓散控制麻桂发汗之峻，桂枝甘草辛甘化阳扶正，苓桂术甘又有健脾化饮之用。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胸憋气短，虽无明显喘，其实肺闭不宣，比有喘咳更为严重，又合用射干麻黄汤及橘枳姜汤，小柴胡汤为少阳病，半表半里，又可通利三焦，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顾护消化功能，加藿香为芳香化湿，用石膏防郁而化热。此方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同时，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的通知，根据患者肺脾气虚证、气阴两虚证等证候类型，进行了中药处方的推荐，提出了膳食平衡、食物多样、注重饮水、通利二便，并注重开胃、利肺、安神、通便的膳食指导。

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中医药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屡经考验，历久弥新，值得珍惜，是“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这些决策部署，描绘了全面振兴中医药、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饮食保健学研究和普及的兴起

健康长寿是全球大众的共同追求。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谱的变化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等诸多因素影响，医学由“疾病时代”进入了“健康时代”“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引导合理膳食”“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因此，作为中医养生学重要分支的中医饮食保健学，顺应新时代需求，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短短的几年间，在有关食养、食疗、药膳等方面的普及性书籍大量出版的同时，有关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冠以“学”的学术性专著也相继问世，如“中医饮食营养学”“中医饮食保健学”“中医食疗学”“中医食疗营养学”“中国药膳学”“中国食疗学”和“中医药膳学”等，学科分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中医饮食保健学在历代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开始了以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热潮。

（三）高等教育中中医饮食保健学课程的确立

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烹饪教育和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1982年国家正式批准设置中国烹饪高等教育专业，1983年开始在全国招生，并在全国作为专业必修课程首先开设了“中医饮食保健学”。此后，全国先后有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办了烹饪高等教育专业。1987年，国家又正式批准成立中医养生康复高等教育专业。2017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医养生学五年制本科专业正式设立，并在专业课程设置中作为专业主干课程开设了“中医饮食营养学”。接着，又有中医院校开始开办中医学营养与食疗本科专业，标志着中医饮食保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进入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多家中医药院校新增了中医养生学博士专业，其中饮食养生是重中之重。这标志着中医饮食保健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