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弟弟”重逢 ◇

《成长如蜕》（1997）[1]安设了两条线索：一方面是“弟弟”和周围环境的对抗、冲突；另一方面是众人合力的一场围捕。这场战争绝非势均力敌，“弟弟”孤立无援，而围捕者人数众多，这些人以不同的面貌、态度出现：父亲代表家庭中专横的君王，与“弟弟”构成激烈冲突；叙事者“我”/姐姐，是“弟弟”身边一个理性的观察者，出以和风细雨的说服；还有钟千媚，当年青梅竹马的邻家女、朝凶狠的男人头上掷玉米花的“天蓝色”小天使，后来变得“残酷而冷静”，变得“世俗而实际”；“弟弟”周围一帮狐朋狗友则是反衬，把臂走过共同的一段路，但朋友们早就“觉醒”，与“弟弟”分道扬镳……这些不同面貌、态度出现的人或群体，立场却惊人一致，他们代表着现实的铁律、统治着我们生活的逻辑法则和必然性，聚合成一股至高无上而又秩序井然的力量，从容不迫地拆解一个人青春期的热情、梦想、躁动和叛逆。正如李敬泽所言，这是一场无声的围捕，结局很“圆满”：弟弟“成长了，令人信服”。不同的猎杀者从不同的方向—家庭亲情、爱情、友谊等—张开弥天大网，将“弟弟”严严实实地捕获了。

“父与子”是经典的文学母题。但是在《成长如蜕》中，即便把父亲看作世俗生活、强权意志的代表，读者也肯定会发现，在父亲人生中的某一时刻，他也曾是“弟弟”。看见“弟弟”“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父亲不免想起自己做“看门老头”时那段“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然而此后父亲必须出面否定、干涉“弟弟”的悠闲，也许此刻父亲会想到小时候在暗夜中被自己的父亲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的经历，两相对比，自然产生一种恼怒：傻小子你根本不明白，你的悠闲是我作为父亲牺牲了自己、以自己的“粗糙”来换取的。父亲不惜站在污泥浊水中扛住“黑暗的闸门”，但岸上鞋不沾水，诗意而“悠闲”的“弟弟”总得从依附状态中走出来。这是父亲出面干涉的心理根源之一。考虑父与子形象的合一性，还不妨注意《成长如蜕》中这样几个细节：当众叛亲离之后，“弟弟”开始报复他的朋友，“愤愤然地在朋友面前炫耀起财富。他开着轿车撞来撞去，他一身的名牌，腕上戴着瑞士牌全金表。他上朋友家里去的时候带着贵重的礼物，总能让朋友的妻子想入非非而不满现状”，这样做的时候他“很舒服”。而小说叙述者在这个时刻提醒我们：父亲当年的大柳庄之行，所谓“布施”，也是一种报复，以伤害他人自尊心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曾经失落的自尊心，当时“弟弟”非常不满，信誓旦旦告诉父亲：“不，我决不会像你这样污辱他们。”还有，当“弟弟”最后受骗于钟千里而被拘留时，“他夜不能寐，通宵达旦地醒着。他想起了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在监狱里坐着，通宵达旦，没有尊严”。对于父子两人来说，这一共同的被关押的处境仿佛是一个象征，遭受了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毁灭性打击的事件，父亲当年太看重和朋友的约定而吃亏，“从这件事过后，我父亲从不相信任何人的口头许诺”。弟弟也是，“弟弟彻底解脱了，他平静而豁达”。自此告别旧我，当他们重获自由之时，将不再按照以前的规则行事。“冥冥之手操纵着弟弟重复我父亲走过的路”，多么可怕的“冥冥之手”，让如此针锋相对的两代人被塑造成一个模样。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这场围捕是如何一步步实施、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最致命的打击、也是迫使“弟弟”向世俗投降的导火索，无疑来自钟千媚。“弟弟”和千媚青梅竹马的爱情被他涂上了一层罗曼蒂克的朦胧色彩而极为珍视，同时这份爱情也是对钟千媚之父钟老师（精神偶像）完美人格的一种崇拜式移情。这些都雨打风吹去。接下来是朋友的抛弃，在那帮狐朋狗友交流“生存经验”时，“弟弟”感到格格不入。然后是钟千里的欺骗与讹诈，这是最后一场战役，非常奇怪的战役。“弟弟”在进入这场骗局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傻”了。此前“弟弟在工作上勤勉了许多，这令我父亲欣慰”，已经在父亲规划好的道路上前行了一段时间；而且当钟千里向他打电话时，“弟弟不置可否地扯开话题”，最后也没“全情投入”（千里狮子大开口“百万元”，但“弟弟”拿去了三万，留了后路）。也就是说，在这场骗局的一开始，“弟弟”已经约莫预知到了结局，他在对付、进入这场骗局的时候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坦然。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弟弟”此刻已经“分身”为“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已经向这个现实世界投降了，但另一个自我还残存着一丝侥幸（“也许钟千里还能给我一些久违的友谊，姑且就尝试这最后一次吧”）。这场骗局，既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弟弟”是抱着观望、最后一试的态度去赴会的。而且“弟弟”也知道这将成为一个转折点，我们可以揣摩“弟弟”此行的目的：对于在千里身上发现久违的友谊，“弟弟”其实也没抱多大指望；更重要的是，希望以这次行动来安排给自己一个仪式，所以临行前特意给阿福上坟，既是祭拜亡友，也是告别过去的自己，岂止是告别呢，简直是埋葬旧我。所以，“两个自我”的关系是：一个自我在作最后的抗战（有限度的抗战，毫无先前的自信，甚至战斗号角吹响的那一刻已经想见了溃败的结局，多么悲壮的抗战），另一个自我在赏鉴这幕“自杀”的仪式，看着以前的自己慢慢死去，给自己一块墓碑，一个理由—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提供给“我”温暖、提供给“我”求证理想生存的依据与可能；能够提供的人又早已长眠地下。没有其他选择了……这个世界仿佛一个陀螺，必须不停转动才不致倒下，而转动就此成了本质，再不带有任何其他目的。而“弟弟”曾有过的信念是“让天下的人都幸福”。准确地说，已经没有人去在意什么是幸福，而只有成功者，或失败者。所谓“失败”实则就是无法适应那种不停的转动，而“弟弟”就是这样一个被不停转动的世界所碾碎的失败者。“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穆旦：《裂纹》）……在这之后，“弟弟”顺应了时代，顺应了世俗生活，结束流浪，终于回到了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回到了人们所期望的“正常的”生活轨道。当然他还保留了阿福的照片（说句狠心的话，还好阿福短命），对于最后在商场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弟弟”来说，保留着一张阿福的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小说中说得那样象征“他的内心还是保持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抑或是一种借口、抚慰，告诉自己原来也有过纯真年代，由此解脱掉商场中拼争时的心理负担，可以放手去搏？

被碾碎的岂止“弟弟”一个。如果只是为了荣华富贵，钟千媚为何不留在身为“富二代”的“弟弟”身边。但她宁愿远离“弟弟”在一个台商身上去实现功利的目的，甚至在离去前希望献身于“弟弟”。千媚心里何尝不存着分裂的自我：不愿意将纯洁的感情与功利的算计搅和在一起。“弟弟”永远保留着阿福的照片，而千媚何尝不在弟弟身上寄托了她最后一丝理想与眷念。

在“弟弟”被围剿的过程中，站在他反面的人物空前强大，而本应该提供援手的同盟其自身却千疮百孔—我是指“弟弟”的精神偶像钟老师。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导师”，“弟弟”原来可以依赖的理想资源被抽空了。检讨发生在“弟弟”身上的悲剧，除开来自外部的强敌，这其中肯定有个人、主观的原因。“弟弟”性格的养成和童年记忆有深刻关联。在跟随全家一起下放农村的岁月里，他把大柳庄作为“心中的圣地”，完全不了解当时“完美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极端贫穷之上的（这其中有着叶弥深切的体验与反思[2]）。看待事物的时候无法建立起完整的视野，而对自身已经固化的偏狭视野又缺乏自省的能力，这是“弟弟”的病根。后来他跑去西藏，又是要去寻找另一片圣地，回来之后，“谈起了西藏的所见所闻，他眉飞色舞，对西藏的风土人情，对西藏的粗犷质朴和对神灵的极度虔诚赞不绝口”，似乎得偿所愿，但有个细节透露出“弟弟”在西藏真实的困顿与潦倒，一次醉酒后躺倒在酒店角落的沙发上，“他醒来的一刹那间心怀恐惧，以为是睡在西藏的某个肮脏简陋的小旅馆里（不可与人言说的真实啊）”。更妙的是叶弥在括号中加的这句话—“不可与人言说的真实啊”—直指“弟弟”思维方式中的荒谬：心中有一个稳固的理想，这个理想是不能去触碰的，哪怕现实中有细节戳穿、揭开了理想中所充斥的谎言，也宁愿把这些真实细节放逐掉，以此掩饰、圆满那一虚妄的理想。总之，弟弟无法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生活或工作状态，要么沉湎于幻想之中，此时他意气风发，因为心中有理想，但整个人亢奋得就好像腾云驾雾，根本无法降落到现实中；幻想一旦破灭就歇斯底里、放纵自己、醉酒甚至割腕……根本没有办法在理想和现实的结合点（个人的岗位）上展开有效的实践，姐姐老早就看穿了，“弟弟不是一个实践的人”。

话说回来，这类人物身上也自有可爱之处。“弟弟”最突出的特征是那种拒不认同的抗争，以及抗争所带来的焦虑感。“焦虑”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这背后，是叶弥通过文学想象与世界发生关联时所承受的障碍，是“弟弟”/叶弥的心灵空间与外部现实在整合过程中留下的一道道磨蚀的痕迹。无论是在今天的文学还是在现实中，这种焦虑与障碍都已渐行渐远，整合过程已然完成、连摩擦的痕迹都不复存在。在一个“弟弟”被治愈后的年代里，我们看到“暂时坐稳了奴隶”后的自鸣得意，有时也有焦虑发生，那是在攘臂争先充当成功人士后备军的途中，时或遭遇的不平。而成功人士—比如《成长如蜕》中的父亲—恰恰是当年“弟弟”试图挑战的对象。

当下是一个盛行忧伤的年代，但是小清新式的忧伤和弟弟身上的焦虑，在根子上就天差地别。与前者一体同生的是自恋，“蜷缩在自身生存的内部，以私我的情感、原欲和利害为其全部世界，社会、历史和精神性被封闭在个体生存之外”[3]；有谁会像“弟弟”那样真诚而痛苦地去思索“让天下的人都幸福”。于是“忧伤”就粉墨登场，沉溺于淡淡的忧伤情绪中，正可以此作为拒绝担当的借口，同时换回虚伪的治愈。无须让生命悸动的痛感来校正自己，也无须在黑暗的长旅中左冲右突，这是一个“诸神归位”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来说，在早已熟稔成人社会的铁则之后，选择哪条路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挤掉多少人、超过多少人。由此来丈量，当年“弟弟”支付的代价既惨重又愚蠢，可是没有了那场围捕所留下的血痕，所谓的“治愈”必然是轻飘的。今天年轻读者在遭遇“弟弟”时的惊愕可能正在于此，这是一个不被虚伪的治愈所消费的人物。

尤其站在今天回望，“弟弟”当年抵死顽抗的那股力量，现在已经无孔不入地充塞在社会任何一个角落，有时甚至荒唐到敲开你家的门，理直气壮地要求你出让心爱的那株桃树（《向一棵桃树致敬》，2007年）……“弟弟”曾经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那般向着这股蛮横的力量说不，他不轻易让渡内心坚守的空间，在抚今追昔中“弟弟”当年的身影真是弥足珍贵、也让人心痛。

我把这一节的标题拟作“与‘弟弟’重逢”，不仅是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中以“回望”的视角来把握“弟弟”的独特性，同时也主张：这一独特性不妨置放到文学史的人物形象长廊中来考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4]，在这一形象世界中，以“弟弟”为主人公或主题意象，就构成一个绵延不辍的重要子类目。远的不说，在我有限的视野内，刘心武《醒来吧，弟弟》、叶弥《成长如蜕》、路内《阿弟，你慢慢跑》、黄咏梅《表弟》等已可构成值得探究的文学形象谱系。这一类形象之所以有意味，首先是“兄/姐—弟”人物关系结构的特殊。“兄长”或“姐姐”往往以颇有家庭气息的伦理姿态出场，从旁加以冷静观察或理性说服；又由于“兄/姐”毕竟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家长，往往能更体贴“弟弟”的困境。比如在《醒来吧，弟弟》中，“哥哥”是虽经劫难但信念不变的知识分子，“弟弟”则是精神颓丧满腹牢骚的前红卫兵，小说讲述的是前者作为启蒙者一方如何在“文革”之后，对发生信仰危机的虚无者展开“治疗”。其次在这一人物关系结构中，“弟弟”往往是有待拯救的“问题个人”，有着极强的“可变性”，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尚未牢固确立”，“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5]，大多拨动人心弦。而这一拯救的过程和结果—不管是《醒来吧，弟弟》中敷衍的“治疗”（将青年自身意义、价值，与外在规定性、历史目的论简单挂靠），抑或《成长如蜕》中左冲右突而最终被制服—皆意味深长，深刻昭示出不同语境中人们的情感态度、思想观念如何与历史条件、时代主题互动。

大凡描述青春的小说都会采取“艺术小说”—“这是一种关于诗人和世界的故事，而其中的诗人永远敏感而正确，世界却总是迟钝而错误”[6]—的模式，《成长如蜕》不在此列。“弟弟”的思维和行事聚集着致命缺陷，一再犯错。就比如上文中提及那个逃亡去西藏的情节，对青年文化心理的弱点简直一击中的：总是憧憬一个远方的世界，在其间寄托乌托邦想象；当下的生活以及这个生活环境中的制度、道德习惯等一切，每每不如人意，自己置身的现实社会总是“异己”的；而激烈的自由意志所驱使的界外感（“我不在丑恶的环境中”）、抽身感（“我与这个环境无关”）、那种腾云驾雾的姿态，又使得其超越性的乌托邦理想根本无法在一个具体、日常、切身的工作与生活情境中安放、落实。但这并不是说安分就好，超越性的向度就得闭塞。尤其这些品质、特性在今天正在日渐稀缺……

《明月寺》（2003）中一个细节，“我”到寺里“想求一支签，关于爱情的签”。薄师傅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泾渭分明。”这句话，简直就是叶弥对她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说的。在《成长如蜕》里，根本无法用以往“泾渭分明”的态度来面对“弟弟”。说实话，我无法把“弟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拉开一段距离来加以考察。我总在想，对待“弟弟”这个人物，如果我能够有“泾渭分明”的立场与勇气，站在哪一边都无所谓。比如，我就坚定地支持“弟弟”，“弟弟”一点没有错，举世皆浊你独清，你在捍卫人类最宝贵、在今天也最稀少的品质、价值。面对小说的结尾，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指责：这看似劫后余生的大彻大悟其实掩盖着投降和妥协。反过来也可以，就认为“弟弟”是个傻瓜，世界在向右，凭什么你要向左，什么“与整个世界为敌”不过是年少轻狂罢了，像“弟弟”这样的人，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的牺牲品，一再沉溺在幻想中不去、也不敢认清现实，并不值得同情。—如果能够坚定站在以上这两种立场的任何一边，读这部小说、面对“弟弟”这个人物的时候，都不会有那种心痛欲裂的感受。但由此我也明白，“弟弟”这个人物之所以复杂、拒绝简单的归类与判断，原因之一是：这个人物紧贴着时代与社会跳动的脉搏，用张新颖老师的话来说是“内在于时代”的。而我在面对这个人物时心绪的无法平静，恰恰因为我和小说人物的这种“拖泥带水”的关系，正是我自己和时代的关系。这部小说是如此诚恳，也逼迫着读者诚恳地去看清楚自己的面貌、自己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成长如蜕》的叙述者是作为姐姐的“我”，“我”不仅操控着小说走向，而且不时介入到“弟弟”的故事中，有时是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有时潜入“弟弟”胸腔中剖出其隐秘心计，“他醒来的一刹那间心怀恐惧，以为是睡在西藏的某个肮脏简陋的小旅馆里（不可与人言说的真实啊）”；有时则冷眼旁观，“弟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远离了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有时发出先行者沧桑阅尽后的感悟：“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这才是一种清醒的取舍，含有人生真正的悲壮”……这样的操纵和介入，不仅是在展开“弟弟”的故事，也是在引导读者该当如何理解“弟弟”。不过且慢，“弟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姐姐/“我”叙述出来的，这种叙述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弟弟”生活的本来面貌，多大程度上能复原出“弟弟”成长的细节和隐痛？当“我”以老僧入定般的卒章显志—“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来许诺给“弟弟”一个“结局很圆满”，来替代“弟弟”劫后余生的大彻大悟之时，这番话真的能够取缔、收束“弟弟”此前“勉强去做”的意义吗？真的能够压服、平息一代又一代“弟弟们”驿动的心灵吗？我并不觉得叙述者“我”就等同于作者的代言人，《成长如蜕》最具有文学意味的阐释空间，在姐姐/“我”和“弟弟”之间，这个空间含混、犹豫、最难将息，找不到稳固的立场，又质疑任何给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