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着麦秸，夜晚飞行 ◇

《成长如蜕》之后，“弟弟”这样“一根筋”式的人物在叶弥笔下并未绝迹。这些人物坚守着有悖常理的道德原则，甚至在被揭破、被伤害之后仍然抓住唯一的安慰，我们在后来《父亲与骗子》（2001）中的“父亲”身上，又看到了这种品性，显然叶弥珍爱此类人物。在《司马的绳子》（2002）、《天鹅绒》（2002）这样的故事中，叶弥好走险棋，在为一般道德所不齿的、与日常伦理构成尖锐冲突的一刹那间，见证人性的纯粹。“世界能对任何思想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但它不能替一种真正的新体验进行分类”[7]，我想，叶弥正在拒绝被分类的处境中，摸索一种真正的人性体验。这种独特的人性体验，也需要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来赋形。

叶弥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乡间小路上踽踽独行，或是穿梭在都市的街头巷尾，内心都充满痛苦、烦恼和挣扎，“对这个世界充满倦怠”，在一团又一团的矛盾纠结中扑腾……这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当今天的作家要展现上述“沉重”的生活时，往往将叙述话语的性质迁就现实生活的经验，一意朝着实、满、峻急、沉重的方向落笔，甚至滞涩地举不起笔来。叶弥大概是个特例，借用批评家的发现，她找到了一种“以轻击重”的方式[8]。无论是《现在》（1998）、《美哉少年》（2002）、《局部》（2011）这样以历史上惨不忍睹的灾难为背景，抑或《小女人》（2004）、《小男人》（2006）、《恨枇杷》（2006）这样直面个人日常生活中剪不断理还乱的苦恼—总之这些小说都可以铺陈出无边而让人窒息的苦难场景，但叶弥却总是让叙述充满轻盈、灵性、诗意，甚至不乏戏剧性、喜剧味道的天光乍现。就像卡尔维诺举证的希腊神话，珀尔修斯依靠“世界上最轻的物质—风和云”，来反抗美杜莎会把人变成坚硬石头的目光。

“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珀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9]这样处理现实的、“另外一种”的方式到底为文学提供了什么？我注意到《恨枇杷》中这样一个细节：梅洛水，所在工厂车间全体下岗，丈夫不知所踪，那天应约去市政府大门口静坐，一无所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赶回去“履行家庭主妇的职责”……在路上她进了超市，看到鲜花，“想也不想就买了一捧玫瑰花”，不消说，这捧鲜花“对她这个年龄的中国女人，对她这样生活拮据的下岗人员，是不合适的”。

我们对于下岗女工有一个想象，她们的生活必然如夜一般的黑暗；同时，我们对女性文学也有一种想象，无论是张牙舞爪型还是温婉体贴型，总之更多地伸向内心隐秘。曾经有评论家质问，为什么铺天盖地的女性写作中，就没有以下岗女工为对象的？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上面那两种想象间横亘着的裂缝，仿佛就是现实生计问题与缥缈的心灵隐秘之间的无法调和，就是梅洛水和“一捧玫瑰花”之间的无法调和。在无法调和的共识规训下，文学就被规约成对艰辛生活的浓墨重彩而无法伸展到她们的精神处境[10]。

下岗女工和“一捧玫瑰花”之间的无法调和，让我想起当年路翎的自我辩护：劳动者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的知识语言”[11]。叶弥与路翎的小说自然有绝大不同，后者的文体热情奔放，人物喜作长篇大论，泥沙俱下中凸显着青年人的艰于呼吸与反抗急迫，这些都和叶弥式的轻逸叙事迥然有别。但是我觉得这两位小说家在精神追求上有着难能可贵的一致：他们在情节上并不苦心经营，孜孜以求的是人物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往往模糊不定、无法预测，其间正孕育着向生活突击的各种路径；因为这些多样的路径长期不被人重视，也就是说，与我们对此类人物惯常行为和思维习惯的“共识”大相径庭，所以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总是显得痴狂或迂傻—凤毛（《小女人》）身上“无穷而盲目的活力”[12]就让我想起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一些人物的挣扎身影；但是，也只有打开“正常标准的共识”，我们才能发现底下精神世界的波澜汹涌，发现人物鲜活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生活逻辑。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重新发掘了那些受压抑的心理状况，而这些受压抑的心理状况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反抗了理性历史观企图强加在人类心理上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和谐性”[13]。

路翎和叶弥最想提醒读者的就在这里：必须“从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14]，而生活世界根本不是“自然的”、不言自明的。重要的并不是由确定无疑的客观特征所构成的稳固的人物面貌，而是笔下人物的意识和自我意识；重要的也不仅在于描绘缠夹曲折的现实生活，而是突破身份、惯习以及任何僵硬体系辖制，描绘生活表层下，发生在自我内部永无休止的搏斗，尤其是这种搏斗中“活的意欲”[15]的轨迹。在《恨枇杷》中，“活的意欲”被一捧玫瑰花所照亮，叶弥撬开了滞重的现实与身份外壳，她展现一个下岗女工心念萌动的那一刹那，即便在生活之重的围困中，这个失意者的心灵并不枯竭，依然活跃，充满着各种复杂的流向，而任何一种流向，都代表着绝望中打开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尝试。有了前面这么多细腻、幽微而绵长的铺垫，小说结尾那一幕才惊心动魄而又不显得半点突兀—梅洛水，这个随波逐流、眼看就要被生活的困厄与烦恼浸没头顶的女子，竟然会昂着头，一脸凛然，“以从来没有过的坚强”告诉何应龙：把那张卑鄙的纸条撕掉！叶弥从容不迫地走笔至此，轻逸叙事就在这一瞬间，泼洒出一个柔弱女子“拔地而起”的力量与意志。这是“轻”与“重”的辩证法。

还是卡尔维诺的话：“在距离我们更近的时代和文明中，农村妇女承受着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那里便有女巫骑在扫帚上或骑在更轻的麦秸、麦穗上夜晚出来飞行。”[16]想起梅洛水走进超市给自己买“一捧玫瑰花”，我就会想起上面这个意象：骑着麦秸，夜晚飞行……

顺便说一句，在叶弥的小说世界里，“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郎情妾意》（2005）中，王龙官在街边摆修车摊，工具箱里充塞各种零部件，你能想象出那种油污杂乱，“引人注目的是箱子上放着一盆石榴花盆景”。《向一棵桃树致敬》（2007）里，海五顽固地守着那株桃树，“开花让自己看”。还有更顽固的，道士钟文清从小到大只爱观里的一株红梅，“天天要去看它，时时和它说话。浇水除草不必说的，还把它当瓷器一样擦拭”（《玄妙》，2007）。也正是在苏递给“我”一支野菊花—“微微沾上些露水，显得润而深厚”—之后，“我”恐惧的心态才“轻松畅快”（《香炉山》，2010）……茅盾的《子夜》中，吴荪甫太太林佩瑶在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夹着过去恋人留下的一朵小白花。普实克据此细节将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认作浪漫主义之声[17]。陈晓明先生近来对“关于花的谱系建构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传统”有所论列，“花”这一重要意象在小说中的出现，暗示着向浪漫主义传统的致敬，而“表现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18]是浪漫主义传统最基本的面向。

由“花”转入“心”。叶弥笔下的人物，往往有强大的内心空间，一类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坚守自己的价值原则，另一类是一度在漩涡里起伏挣扎而最终择定了人生流向。前一类比如“弟弟”、钟文清。其间还有区别：“弟弟”与周围环境构成紧张对峙，对峙中隐隐渗出的血迹彰显出自我坚守的不易。而钟文清却是另一种云淡风轻，他活在自己的原则和信仰里，这些原则、信仰早已如血脉流贯四肢，“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莫不中音”，无需在日常生活中特为标举。自然，那是一个天翻地坼的年代，“现在的人什么都不怕了”，钟文清的道观也早已“灰尘扑面，庭院里落叶满地”，钟文清就像狂风肆虐中的落叶，岂能自主，于是一度被押送到精神病院。然而，他的脸上“居然有着轻松的微笑”，越是安然沉稳、不为所动，那看似霸道的强制力量就越显得色厉内荏，而原本卑微、被动的钟文清则越发禀有高贵的尊严。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诚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但是再怎么困难的境遇里，人还是可以选择的；而这样的选择，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再说后一类，那些百转千回的弱女子突然择定了自己的人生流向，除了上文提到的梅洛水外，还有《蔡东的狩猎》（2009）中的小梅。小梅是权力阶层的“花瓶”，我们不难想见此类人物必定忍气吞声、每日里赔着笑脸。但是在小说的末尾，小梅却以“很轻，但是十分坚硬”的声音告诉蔡东：“我的体面都是你给的，今天都还给你。”这一刻的“拔地而起”也有千钧之力。叶弥要“纵容”手中的笔来谱写这一刻重获自我的爆发：她将小梅设计为曾经的“游泳馆救生员”，所以当说完上面这番话后，小梅“站起来，一把扯掉了潮湿的衬衫，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箭一样插进了湖水里，在众人的惊叫声里奋力向湖对岸游去”。叶弥还竟然用了“健壮”这样的形容词，“这天夜里，健壮的小梅，在下弦清亮的光芒里游到了湖对岸，花了两个小时。走出湖水，浑身滴着水珠，就像一株被大雨淋过的花树”，到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心爱的人打了一个电话，说：“成了。我自由了！”—这一句的收束也真是干脆，绝无半点拖泥带水，就仿佛小梅此刻的心境。但这收束之前，叶弥做足了功夫：小梅用两个小时游到对岸，这一次水中的跋涉，如洗尽铅华的仪式，此后滴着水珠凌然而起，仿佛“一株被大雨淋过的花树”（又是“花”！），你能想见这株花树的挺拔……小说读到这里，我就想起唐人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早就有学者探究过句中“完美的意象”，“河流象征着变化，俯瞰着流水的山峰庄严地静卧着，用不变的眼俯视着万物”[19]。小梅这段奔向“新我”的情节中，“湖水”安排了洗礼的仪式，也象征着人生的千变万化，偶然与必然诡谲地交织，酝酿出无尽机运；而那株凌然而起的“花树”，有如抽刀断水的千钧之力，其间的果决、快意与不屈不挠，让人动容……“湖水”的流转不已与“花树”的壁立千仞，也正是叶弥叙事中“轻”“重”辩证法的又一次显现。

黑格尔曾经讨论过人的意义正在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但是，人的意义并不只在上述“人格”的向度上被穷尽，“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低微的东西。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20]人之为人，在于其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肉身性、社会现实规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越出来的可能，这是人的“无限性”，“人的高贵处”。当梅洛水感悟着玫瑰花的芬芳时，当小梅纵身跃入湖水时，她们都骑上了麦秸，飞向的正是人的“无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