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温州经济环境与永嘉医派

宋室南渡后，温州人口猛增，北宋崇宁（1102—1106）间，温州有户119640，有口262710；至南宋淳熙（1174—1189），温州户数增至170035，人口增至910657，七八十年间，人口增加数倍。温州当时实行定额地租的租佃制，由地主将田地租赁给农民耕种，收成时收取定额租谷，农民有了比前代较多的人身自由，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力增多，积极性提高，使农田面积大幅度增加，水利设施改善，品种改善，技术进步，农业单产大幅度提高。当时“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最高者可达四五石米，这是很高的产量水平，即使至20世纪中前期仍不过如此。同时，蚕桑、果树、甘蔗、蔬菜等业都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尤以柑橘最为有名，瓯柑早就是名品贡物，曾任温州知府的韩彦直曾有《橘录》一书，盛赞瓯柑之美，也总结了柑橘的栽培经验，是世界上最早的柑橘栽培专著。当时农村中也已经出现雇工现象，这是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温州农业生产的发达，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温州的官私手工业也得到高度发展。官营的造船业与明州（今宁波）同列全国首位，最高峰时，年造船六百艘，不但数量多，性能和质量也很先进，能造战舰和远洋船舶。民间私营造船业也很发达，“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温州漆器名倾一时，工艺精美绝伦，号称全国第一，除运销江苏、福建、河南等地外，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宋代温州还是全国九个造纸业中心之一，所产蠲纸是东南名纸，质量上乘，足与徽州澄心堂宣纸媲美，首都临安有专卖店，并作为贡品上贡朝廷。制瓷业发达，产品品种繁多，有青瓷、白瓷、黑瓷，还有青褐花瓷、褐色彩绘瓷等，除饮食器皿外，有专供欣赏的瓶壶、文具、茶具等。近代发现并确认的宋代窑址有四五十处之多，多处于交通便利的江边海滨，内外贸易方便。温州瓷器除运销国内，还远销东南亚、印度，以至非洲等地。温州丝织业闻名东南，瓯绸与杭纺、湖绉、潞绸、东茧、广葛等齐名，“温克丝之名偏东南，言衣者必资焉。精好夺绮彀，他郡贵之”，流行全国各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丝织业已出现“机户”，这在宋代两浙是非常罕见的。温州知府杨简离任时，“去之日，老稚累累争扶拥遮道……有机户，尝遭徒，亦手织锦字大帷颂德政”。机户是宋代纺织业中小型作坊和机织家庭的专称，以家庭为单位，备有主要生产工具织机，采购原料，生产、出卖丝织产品，属独立手工业者。这说明丝织业的生产方式已居全国先进地位，已脱离农业而独立存在，农业、手工业的发达，雇工、独立手工业者的出现，促使城乡商品经济发展。温州州治——永嘉县城非常繁华，北宋时，知州杨蟠有诗描写这个东瓯名城：“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时，商业更趋发达，人口急剧增多，街巷纵横，市肆林立，市区扩大，城市周围兴起四个“厢”：望京厢、城南厢、集云厢、广化厢，面积相当于旧城区。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照曾描写县城人口：“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面山。”商业繁盛，商人众多，人称“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北宋时的商税就高达二万五千多贯，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南宋当然更多，虽无正式的直接资料，但从农村八镇中瑞安、永安、柳市、前仓四镇即有商税合计高达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多贯来推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来温经商的不仅有本国各地商人，还有日本商人。海上运输和海外贸易发达，绍兴元年（1131）已正式设立市舶务，类似现代的海关，以管理对外贸易事宜。

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医药业发展、医学进步只能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医学属社会消费性的行业，无论是医学人才的培养，从业人员维持生活、更新知识、提高技艺的费用，还有药材的耗用，不能不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温州农、工、商业兴盛，城镇经济繁荣，社会分工深化，流动人口增多，都为医药业和医药学的发展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这一切成为永嘉医派产生、生长的适宜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