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重印题记

我的第一部关于唐代文学研究著作《唐代诗人丛考》，完成于1978年底，后于1980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对唐初至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诗人事迹做了考索，重点则在大历时期。在这以后，我想把研究延伸于中晚唐，但鉴于中晚唐的史事较为复杂，不少文献资料又真伪难辨，因此与友人合作，于1979至1980年间编制一部百余万字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此书后于198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索引编成以后，确对查阅唐代人物带来不少方便，由此我转入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的研究，并于1982年12月写成《李德裕年谱》一书。这三部书重点还在于史料辨析，在写完《李德裕年谱》之后，我想把笔放开一些，做一部稍具文采、略带感情的轻松之作，于是又花两年的时间写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约37万字。我是想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

此书于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反应尚可，得到学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几位中青年学者，仿我的写作格局，撰写类似的选题。如兰州大学中文系王勋成教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有《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4月出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薛亚军博士以《唐代进士与文学》为题写作学位论文；有一位原在东北某大学执教的博士生，拟在已完成其有关宋代官制论文之后，写一部《宋代科举与文学》；郑州大学中文系陈飞教授正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唐代策文研究。我在原书的序言中曾提道：“我只是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我这样做，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实际上唐代科举制牵涉的面很广，其本身也有不少细节需要弄清，我处于80年代前期，限于种种条件，不可能做细致的考索。而上面提到的这几部论著，应当说比我更为深入，有些地方所论述得比我更为确切。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后来者居上，这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学术道路就是靠众人的努力不断往前延伸的。我自己感到安慰的，一是不做重复的事，总想摸索一些新路；二是不做虚浮的事，尽可能务实。我总想把学术工作归结于“有用”一点上。我们最好把自己所做的化成为阶梯，使人可以循级而上，达到更高一级的境地。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台北的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有位学者徐志平，他曾对我的这部书写一书评，刊于台湾的《汉学研究》第十卷第一期（1992年6月）。文中详细介绍这部书十七章的每章内容，以便当地读者有具体的了解。文中指出，当时海峡两岸隔阂，学术不流通，其实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相当的成果，他举出了十一种，其中如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台大文史丛刊》）、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风》（《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三）、罗联添《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开始及其相关问题》（收入《唐代文学论集》）等，都与我的这部书内容相切，但当时我都未看到。我于去年6月为陈友冰先生《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所作的序言中也提到，在我写此书前，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晚唐举业与诗赋格样》等都已发表，但我未见。这都是很可惜的。可见两岸学者学术交流确甚必要，现在已有很大改进。不过徐志平君的这篇书评仍认为：“但以上所列，对唐代科举都只有片面的讨论，没有一本论文能较全面地对整个唐代科举加以说明，即使将这些论文集合起来，也无法一窥唐代科举的全貌。而傅先生此书，不但对唐代科举有完整的讨论，更将其与当时的文学、社会结合起来说明，使读者读后不只是对唐代科举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化地认识其真实面貌，这一点，实在是本书极为可贵的价值与特色之一。”这几句话固然是对本书的赞誉，我读了后更感受到，两岸学者确能体现我们中华文明的雍容之识与谦和之情。

我是很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处于汉唐古都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注意文化积累。该社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即已建立“唐代文学研究丛书”，出版好几部极有水平的专著（如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朱金城先生《白居易研究》），拙著也厕列其中。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与《唐代文学研究》开始也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承担每年出书，为我们唐代文学学会业绩开了一个好头。出版社后来又策划新编全唐文、全唐诗，并给予经济上的切实支持。我曾说过，出版社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一个出版社之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还是要有文化学术意识，出版好书。中国的出版社，与外国一些纯粹商业店家不同，我们是带有一定文化学术机构性质的。这也是我们社会的可贵之处。

我的这本书出版已有16年，当时印数也不多，这十余年来一直有人向我索书，我只好一本本送去，现在手头只有一本，外面书店也买不到。我向陕西人民出版社提出重印，社领导很快就同意，并立即安排于当年出书计划。我想，这次重印，一面可以适应读者的需求，一面也可借此机会改正原书的一些错失。出书后，有些友人在翻阅中也曾向我提及错字，我自己也有所发现，这次就通盘做了改正。具体就不一一说明，不过有些错字涉及有关内容的，这里就稍举数例，以供已有书的同志们参阅。如原书第130页第二行引裴廷裕《东观奏记》，文中云“（李）珏字待价”，“价”误作“阶”。李珏，《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八二有传。又第144页引《全唐文》卷四二〇常袞《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袞”误作“兗”。常袞是代宗时翰林学士，后又为宰相，在任福建观察使时，兴办学校，对福建士人科举应试做出很大的贡献，两《唐书》亦有传。又第170页记进士试诗赋题，开元二十二年（734）诗赋各一，即《武库诗》、《梓材赋》，但年份却排成“开元二十年”，这与公元734年也不符。又如序言第5页，正文第204页，均引有《唐摭言》卷八所记举子公乘亿多年应试未第，长期居住在长安，与妻子相隔已十多年，其妻乃自河北来寻询，公乘亿则偶然在路上“见一妇人，粗缞跨驴”。原书的两处引文中均将“缞”误作“衰”。按缞为丧服，《唐摭言》记其妻因多年不得音讯，“乡人误传已死”，故穿上丧服。如作“粗衰”，就不合原意。又第291页第二十行记知贡举事，原书作“开元二十四（736）年以后，改由礼部员外郎知贡举”，大误。按开元二十四年以前，贡举试是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的，因开元二十四年主持者李昂出事，此后就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即官位提高；后虽也有由他官主持，但官阶相似，绝不能再由员外郎一级来担任的。此在第九章《知贡举》中已详作考述。

有些不但改正错字，还可补事的。如第八章《进士出身与地区》，论述唐代进士应举，其出身较为广泛，原书第202页述及外国籍应进士举，云：“如宣宗大中二年（848），大食国（即阿拉伯）人李彦，得宣武军（汴州）节度使卢钧的荐奏，以进士及第。”此处有注40，谓“见《全唐文》卷七六七”。这样的注出处是不合规格的，凡见于《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除卷次外，还应注明著者及篇名。今经查核，此乃见于《全唐文》卷七六七陈黯《华心》一文。可以注意的是，原书第202页的“李彦”，应作“李彦昇”，缺一“昇”字。不只如此，陈黯此文所记，对了解外籍人士在中国应举子试，对了解中外文化交流颇有意思。文记云：“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人不足称也耶？夷人独可用也耶？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文末又云：“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这里提出文化对于中外人士交融合流所起的作用，是很值得研究的。又据《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钧于宣宗大中元年至四年（847—850）为宣武节度使、京亳汴颍观察等使（又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合编》卷五五“河南道·汴州”）。为保持原书原貌，这里的史事补充就不写于文内，特在此叙述。

又如第十七章《吏部铨试与科举》，其中第501页述及博学宏词科应先在州府举试，然后荐送中央，这一点过去的文献材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我根据与韩愈同时的欧阳詹《怀州应宏词试片言折狱论》及韩愈《答崔立之书》加以论证。但这皆为中唐时材料，今查王昌龄有《送刘眘虚归取宏词解》诗（《全唐诗》卷一四〇），云：“太清闻海鹤，游子引乡眄。”据拙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卷一刘眘虚条，刘籍为奉新县（洪州所属，今江西南昌市西）。据此，则博学宏词先在州府应试取解，在盛唐开元时就有。

第七章《进士考试与及第》，原书第172页，述及进士考试的榜次，说举子试帖经，如不合格，被落，仍可再试以诗，引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所记：“帖经被落，仍许诗赎，谓之赎帖。”胡氏所记，未明确时期。今查《封氏闻见记》卷三，有记：“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达奚珣于天宝三至五载知贡举，李岩于天宝六至八载知贡举。由此，则不独韩愈时，即玄宗天宝时已能以试诗补帖经。

又第九章《知贡举》论及知举者与录取者的亲密关系，此为唐代科举取士的一大特色。原书第241页曾引及柳宗元文《与顾十郎书》：“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今按晚唐诗人郑谷有《舟次通泉精含》（《全唐诗》卷六七四），诗末自注云：“时谷将之泸州省拜恩地。”郑谷为僖宗光启三年（887）进士及第，座主为柳玭。据《新唐书》卷一六三，昭宗时柳玭为御史大夫，因受宦官之潜，贬为泸州刺史。郑谷于昭宗景福二年（893）入蜀，特地赴泸州去拜见柳玭，并作此诗，可见当时录取之门生对知举者恩情之重，特称恩地。又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将郑谷登第年误记为乾符三年（876），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曾有所辨，《唐才子传校笺》卷九吴在庆同志所作笺证对此更有详考。

1984年我所写的序言中，比较满意的是文后描叙从兰州至敦煌一段路程的见闻与感想，至今读来觉得仍有诗意。那时我们在兰州参加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会后坐火车去敦煌，车开得快，日夜走，因此对河西走廊并无很深印象，久已闻名的嘉峪关，我也只是在火车上“晨曦中远望”。 2001年6月，我有幸再游河西走廊。 6月上旬，我与《文学遗产》副主编陶文鹏去银川，应邀至宁夏大学中文系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答辩后陶先生先去兰州西北师范大学，我则去西安，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门委员会安排的陕西、甘肃文物保护考察。在西安停留数天，于6月17日坐火车赴天水，参观麦积山石窟及附近古迹。 6月19日夜至兰州，20日晨即坐中巴汽车从兰州出发，中午至武威，饭后参观雷台，有东汉晚期出土之飞马模型。下午三时离武威，赴张掖，两边皆沙漠，至张掖附近，则为绿地，树木亦多，类似于我国东部齐鲁一带的农村。在张掖住一夜，第二天早晨先至附近大佛寺参观，此寺建于西夏王朝时，有卧佛一座，身长34米多，类似于浙江新昌南朝时所建的大佛。由张掖赴酒泉，中间一大段又是沙漠、碱地，而至酒泉附近，则忽然又是树木葱郁，绿地极多。午饭后赴嘉峪关，途中曾参观两座魏晋古墓壁画。据云此附近有200余座魏晋古墓，但大多已被盗。傍晚时到嘉峪关，我们就上城楼仔细一游，不像我上次在火车上依稀远望，这次总算了却一头心事。

这次的河西走廊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汉唐时期的中西交通要道，确与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有关，这条长达千余里的通道，南北两边各是雪山、荒漠，就是这条路上有绿地，特别是几座名城。另一印象较深的是，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确实很快，武威市的人口已达100万，张掖市内高楼大厦林立，广场精致，出租车也相当多。敦煌更是发展成旅游热点，80年代初我至敦煌，看到的多是农居小舍，颇有古朴之感，现在则是满街灯火辉耀，商店招牌炫目。

最使我有感触的是在天水。天水古称秦州，杜甫在肃宗乾元二年（759）七月离开长安，西行至秦州，住了几个月，于冬天离去赴蜀。他在秦州写了二三十首诗，那时的秦州还是很荒凉的，所谓“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秦州杂诗二十首》）。现在天水则不同，市内马路平坦，高楼林立，商业繁荣，有几处图书馆、博物馆也建得不错。但有一个遗憾，著名的渭水本是由秦州向东，流经长安的，而现在的渭水，却成为干枯的河道，河道中只不过零零散散有些小泥沼。杜甫在秦州所作的诗中，有好几处描及渭水的，如“清渭无情极”、“羌童看渭水”、“远水兼天净”、“黄云高未动，白水已扬波”等等。一天清晨，我在渭水岸边，眺望北岸的秦岭，俯视满是石块的河道，吟诵杜甫的这些诗句，真不知身在何处。

不仅如此，在西安时，6月13日，与几位友人，坐车西去游户县、周至县。我提出要去看一看户县西边的渼陂湖，因杜甫于天宝时应岑参兄弟之邀曾去渼陂一游，写有名篇《渼陂行》，写得很美，我很想去观赏一下杜甫所写的这一美境。那时的渼陂，湖面是相当大的，杜甫曾有“波涛万顷堆琉璃”之句。但没有想到，我们那天去看，渼陂湖却是一片干枯。我们后去周至县。周至县南有一座很有名的仙游寺，白居易在任周至县尉时，曾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唱和闲谈，其有名的《长恨歌》即由此而作。仙游寺应是文学上的名地胜景。但现在的仙游寺却已杳然无存，据云因建水库，已将仙游寺沉于库底，当地拟在附近新建一仙游寺。白居易如有知，恐不会再有“自嫌恋著未全尽，犹爱云泉多在山”（《游仙游山》）了。

这篇重印题记，主要是向读者交代这次修订的情况，但我对唐代是有感情的，而长安及秦州、河西，又是多位诗人的经历之地，故信笔所至，略抒情怀，我想当不至于如李商隐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吧。

2002年元月于北京六里桥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