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版序
这本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
巴尔扎克曾说：“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1]《人间喜剧》就是这样一部内容丰赡的巨著。说它是一部历史巨著，主要是这位艺术大师写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整体形象，这整体形象包含了这个社会的思想史、情感史、风尚习俗，而这些又是通过生动形象的各种人物来体现的。
同样，“十八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2]。《实践理性批判》是思维性极强的哲学著作，但十八世纪德国那种普鲁士式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通过思想的折光，在这本书上反映出来，而且反映得是那样的完整和深刻。这也昭示我们，文化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群体中，做广泛而细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究，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一个人、一群人，或是一个社会），站起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如果说《欧根·奥涅金》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从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甫的诗正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杜诗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而与此同时，诗人又把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画出来，使我们看到盛唐时代从通都大邑到乡野镇落各不相同的生活场景。杜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其深邃的历史内容和多彩的世态人情。李商隐生活在与杜甫不同的年代，那是一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使人眷恋而又充满失望的年代。李商隐的诗充分发展了主观抒情的特点，但我们通过他那瑰丽奇伟而又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句，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治斗争的脉搏。中晚唐腐朽势力的猖獗，革新派的被扼杀，唐朝廷的一蹶不振，腐败的风气弥满朝野，是李商隐悲剧的根源。作为李商隐沉博绮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的背景，正是大唐帝国在激烈的自我斗争中从腐败走向灭亡的历史。在同时代找不到任何一部历史著作，能够像玉溪生诗集所揭橥的那样，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情绪的真谛。
从研究一个作家、学者，或者政治人物着手，来展示一个时代，已经成为许多著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了，其中还曾产生过一些杰作。但是，是否可以抓住某一历史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叙述的线索，把一些零散的社会现象和人物行迹串连起来，使内容的覆盖面更大一些呢？
鉴于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社会生活又是如此的纷繁多彩，研究方式也应有所更新，要善于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住恰当的中介环节。
由此，我想到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的头几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难以忘却周进这个老童生。他受了大半辈子屈辱，后来跟随一些买卖人到贡院观看，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往前推七八百年，我们看唐代人的一则记载：
苗给事子缵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刘宾客嘉话录》）
这真是一则传神的小品。苗给事为苗粲，是个老练世故的官僚，在官场中混了许多年。他懂得科举入仕对保持门风家世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即使得了中风病，连话也说不出来，但一听说儿子要进考，就急忙叫人给他一枝笔，淡墨写了两个“入”字。有其父乃有其子，苗粲的儿子也顾不得侍奉病情危急的老父亲，赶紧入闱应试。苗粲与周进，时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但他们的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却又何其相似！
不妨再举一例。北宋初年人钱易，写了一部名为《南部新书》的笔记，多记中晚唐情事，其中有一则说：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丁卷）
看来这位“善为诗”的刘氏，真是酸腐得厉害。在她眼中，丈夫的才奇不奇，是以是否及第为标准的。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写的鲁小姐。这位小姐自幼禀承庭训，把八股制艺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来一个女婿蘧公孙却是自名风流的名士，不把举业放在心上。家里人见她平时“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就劝她，说这位新姑爷真是“少年名士”，不想她却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这真是既可悲可叹，又令人忍俊不禁。
唐代人有时不免带着浪漫主义的情调来称颂进士试，他们把进士及第比为登龙门，说一个读书人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张籍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这是说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名扬天下。而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则是写寒士中举后的喜悦心情。但是在这些得意、喜悦的背后，却不知道有多少屡试不第的悲酸，请看贫寒士人夫妻的遭遇：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缞跨驴，依稀与其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唐摭言》卷八）
这是极有代表性的唐代进士考试中的悲剧，这种悲剧对于一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并非绝无仅有。而以往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却多被忽视。
唐代进士科所取的人数，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据唐宋人的统计，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明经科较多，约一百人到二百人之间。进士、明经加起来，也不过占考试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的，绝大部分是落第者。公乘亿考了将近三十次，还有的则是终生不第。这种落第的失望与悲哀，屡见于唐人的诗文中。韩愈在回忆屡试不利、困居长安时，发出了极为沉痛的叹息：
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它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朝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唐代不同，我的老师林庚先生曾以饮酒作为比喻，说“魏晋人好酒，酒似乎专为人可以忘掉一切”，“酒对于魏晋人是消极的，是中年人饮闷酒的方式；唐人的饮酒却是开朗的，酒喝下去是为了更兴奋更痛快的歌唱，所以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中国文学简史》第259—260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同样，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又与唐人不同，宋代的作家更带有学者的气质与修养。明代的知识分子，清人批评他们不学无术，游谈无根，但明代中后期文人的某种狂放不羁却也非清代士人拘守于繁琐饾饤之学所能及。我们闭眼一想，就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与当时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知识分子既然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
当然，运用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有一定难度的。以唐代的科举与文学来说，首先遇到的是现有的成果极少。唐代文学的研究，可资利用的成果还比较多一些，科举的研究几乎需要白手起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还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学术著作的中国科举史，当然更没有专题论著性的唐代科举史。研究唐代的科举制，还不得不以一个半世纪前写成的《登科记考》作为基本的材料。因此，我努力从头建立资料的基地，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话，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3]。
基于一定的考虑，我决定本书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论述的方式。我想尽可能地引用有关的材料，将这些材料按各专题加以介绍。科举制牵涉的面太广，其本身也有不少细节需要弄清，我的史学修养不够，在涉猎中感到有些问题很棘手。我期待着有真正专题研究性质的唐代科举史著作的产生。我只是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本书的一小部分内容，曾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它们是《历史研究》、《文学遗产》、《文史》、《中华文史论丛》、《草堂》、《北方论丛》、《学林漫录》等。在收入书中时，则经过材料的补充和内容的增删。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充分发达的时期。唐代文化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今年八九月间，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而后又随会议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参观。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彩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敦煌学的先驱者之一向达先生，在1956年初，结集其一生的心血，刊出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位老学者结合自身的经历，叙述了敦煌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他在自序中说：“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擿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这几句饱含感情的话语诉说了半世沧桑。到过敦煌的人，会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学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科学，变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样的不可逾越，那么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除了极少的文物遗留外，整个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复见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史癖吧。
程千帆先生为本书封面题签，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帮助，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同志和西北大学中文系阎琦同志曾对本书提出过宝贵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1984年11月写于北京
1984年12月修改于厦门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I），第95页引。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1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