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荷马时代到古典希腊城邦形成的前夕

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古文化，曾经达到青铜时代的高峰。直到它的最后灭亡，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从荷马时代起，希腊人才开始使用铁。虽然史诗里面提到铜的地方比铁多，但铁对荷马并不是陌生的。诗人常常把金子、铜、铁并列在一起，用以形容一个人的财富。在贸易中，铁和铜、皮革、牲畜等等同为交易的媒介，我们在史诗里可以看到用铁换酒的实例。所以很显然，荷马时代是铜器和铁器交替的时代。史诗里的英雄，一般都使用青铜武器。但是农人、牧人、工匠和屠夫，却已使用铁工具。在荷马史诗中，用青铜做武器，用铁做工具，是习见的现象。这个现象看来仿佛很奇怪，其实却不难理解。铁在荷马时代出现还不久，冶炼不精，锐利的程度一时还赶不上有长久历史的青铜；因之人们很少用铁制造防身杀敌的武器，铁的比较有利的用途是制造生产工具。这种最初出现的铁工具，生产效能还不很高，但从发展的观点看，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工具必然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社会的财产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变化。

铁器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荷马时代的面貌。这时社会的组织细胞是氏族，但氏族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位。许多氏族结成胞族、部落，若干部落又结成部落联盟。氏族成员的关系，已在开始丧失原始的平等。在氏族公社的土地中，上层分子占有较大和较肥美的一份。一般的公社成员虽还保有自己的份地，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辗转贫困，失去份地，同时也失去氏族的保障。他们成为公社生活中的游离者，有的做佃客或苦工，有的沦为流浪汉和乞丐，有的变成富有者的家奴。因此荷马时代的土地制度虽还穿着一身公社所有制的外衣，可是这件外衣已经遮掩不了土地私有制的成长。和公社土地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经济生活的其他部门也在发生缓慢的、然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手工业开始有和农业分离的现象，出现了各种行业的工匠，如木匠、皮革匠、铁匠、金饰匠等等。这些工匠一般还没有自己的固定作坊，可是他们已经是脱离农业的流动分子，常常带着工具，被召唤到顾主的家里，制造各色用品。同时，交换也在发生了，并且有了交换的媒介，例如牛、铜、铁、金子等等。许多部落的首领已经不能满足于自己土地上的出产。他们有时向腓尼基人购买东方的货品，有时自己出海做生意，碰上有机可乘，还兼做海盗的勾当。一向闭塞的公社从此敞开了门户，外面的影响和内部的变化互相结合，形成溶解公社的新力量。

在政治生活上，荷马时代还盛行着原始民主制。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民众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全体成年男子。他们照例是战士，会议多半在需要决定重大问题如作战、媾和及迁徙的时候才召开。会议没有一定的程式。当氏族或部落的领袖把某种决策向会议宣布以后，表决的方式既不是举手，也不是投票，而是用呐喊表示赞成，用咕哝表示反对。在民众会议以外，还有长老议事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年高望重的族长。在法律还没有形成、而风俗传统就等于是法律的时代，越是老年人，越在公共事务上享有特殊的威信。长老议事会的成员是当时社会的“耆贤”，“耆”和“贤”是互相连带的概念。一个人所以“贤”，是因为他在年龄上具备了“耆”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就意味着经验丰富，多识往事，也就是说，最通晓社会上的风俗和传统。因为风俗传统是那个时代的行事的准则，于是通晓准则的人就是明辨邪正的“贤”人，他们在讨论一切大事的场合有最先发言的权力。这样，长老议事会在决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就远远超越全体民众会议。年深代远以后，这些被目为“耆贤”的长老，就逐渐取得优越的地位。随着公社财产的分化，他们都成为与众不同的贵族。

部落的领袖称为“巴昔琉斯”。有人把这个名词译成“王”，但荷马时代的“巴昔琉斯”在实际上还不是一国之王，他只是军事民主制下的军事首领，是全部落自由成员的战时统帅，受率领的人还不能看做是他的臣属。他的权力受着习惯上的限制，没有经过长老议事会和民众会议的同意，他不能对受他率领的人发布决策。他有司法权，根据风俗习惯裁决争讼；也有宗教权，主持全部落的祭礼。但他没有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既不统治一个有一定疆域的国家，也不能制定法律。所以恩格斯曾经说：“古代希腊的Basileus（军事首长——译者注）一词是跟现代意义的‘国王’（King）一词完全不相适应的。”[4]在“巴昔琉斯”和人民群众之间还没有太大的距离。他和他的家属有时还参加生产劳动。奥德赛结婚时的喜床是他亲自做的，他的妻子蓓涅罗帕也纺纱刺绣。瑙昔卡是一个岛国的“公主”，但她到水边洗衣，她的“母后”在宫里纺线。可见军事民主制下的“巴昔琉斯”还不同于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还没有成为一个高踞人民之上的国王。

然而荷马时代的氏族公社，如前文讲到的，已在走上分化的道路。“巴昔琉斯”虽还保有原始的性质，但这种原始性质已经在蜕化。他在公社中的超越常人的地位，使他有可能攫取生产的成果，获得“……广大的地产，美丽的葡萄园，和麦浪洋洋的耕地”[5]。在大片的田庄上，替他耕作的是那些勤苦的农夫。他成为不劳而食的主人，“手执权杖，默然站在中间，监督着农夫的劳动”[6]。他的宫里已经设有自己的作坊，各色各样的家奴为他生产日常的用品。他的生活也渐渐具备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排场，往往大张筵席，美酒佳肴，载歌载舞，款待满庭的宾客。当奥德赛漂流到斯克里亚岛的时候，就曾领受过当地“巴昔琉斯”的这样的盛宴。从荷马史诗的这些叙述看，“巴昔琉斯”虽还不是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但已开始向这个方向迈步。围绕在他左右的有许多富裕的氏族贵族。他和这些人是后来国家统治者的前身。

荷马时代也已出现了奴隶。有的奴隶是因贫困而沦落的公社成员，有的则是来自掠夺和贩卖。在“巴昔琉斯”的宫廷、田地、果园和作坊里，到处都有奴隶。他们从事家务劳动，充当厨夫、马夫、酒侍或其他杂役。史诗里每当叙到“巴昔琉斯”的妻女出场，随身总有侍从的婢女。虽然主奴之间还保持着一种家奴制所特有的简朴和平易的关系，但是尊卑已分，阶级分野日益显著。奴隶的地位越来越和自由人的地位不同，他们有时受到极其残酷的虐杀。和奴隶地位相接近的，是破了产的公社成员。他们失去了份地，流离无告，过着困顿的生活。在荷马的两大史诗里，越是晚出的部分，越反映这种乞丐似的流浪汉人数的增加。他们被视为“卑下的”、“丑恶的”人，和出身高贵的“巴昔琉斯”、长老，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样，荷马时代的社会便开始两极的分化：一面是富裕的上层分子，一面是贫民和奴隶。原始平等的社会正在让位于阶级对立的社会。

紧接着荷马时代的是希西阿德时代。这个时代得名于中希腊彼阿提亚的诗人希西阿德，约当公元前第8世纪。希西阿德所写的农事诗称为《田功农时》，从这本诗里，不难看到这一时代希腊社会的进一步分化。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土地兼并的反映。希西阿德劝人最好只养一个儿子，儿子多了，徒然因为争田打官司，白白把土地送给执法的人做贿赂。在希西阿德的时代，掌握执法大权的自然还是那些贵族长老。他们利用特殊的社会身份，把土地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希西阿德对他的同时代人所作的规劝，绝不是无病的呻吟。在荷马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公社成员失地的现象，但还没有发生份地的买卖。到了希西阿德的时代，份地出卖的现象发生了，这就必然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土地兼并的结果，是阶级分化的加深。失去土地的穷人，很自然地会降身为奴隶。希西阿德曾经屡屡提到奴隶。他曾教人在播种的时候，“用一个年轻的奴隶跟在后面，拿一把鹤嘴锄，把种子盖上，好让鸟儿吃不着”[7]。对于阶级压迫的现象，希西阿德也是看到了的。他在长诗里写下一个鹰压迫夜莺的寓言，只寥寥的几行，已经画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完全不能了解阶级分化的原因，他把穷人的贫困归咎于他们的懒惰。因此在全诗的第一部分，他写了许多戒懒的教条。他不知当社会上出现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上层人物的时候，不管老百姓怎样终岁勤劳，也免不了被压迫的厄运。

所以到了希西阿德的时代，希腊社会已经很明显地形成阶级的对立。上层的贵族越来越富裕，他们所垄断的长老议事会也越来越加强。为了巩固贵族阶级的产权，保障贵族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地位，就有必要形成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国家。恩格斯曾经说：“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种机关，这种机关不仅可以保证各个私人所新得的财富，……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的划分为诸阶级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底权利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权永久化。”[8]希腊历史发展到公元前第8世纪，正当这种被称为国家的机关出现的前夕。

[1]荷马：《奥德赛》，卷十九，172—174行。

[2]独眼巨人是希腊传说中体格伟岸的怪人。奥德赛在还乡的旅程上，曾经误入巨人的石洞。后来打瞎了他的眼睛，才能用计逃走。巨人能举大石挡住洞门，据说那块大石虽用二十二辆车子也拉它不动。因此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作家坡舍尼阿称迈锡尼城堡的建筑是“独眼巨人的叠石”。关于独眼巨人，参看荷马：《奥德赛》，卷九，217行以下。

[3]荷马：《奥德赛》，卷七，86—97行。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03页。

[5]《伊里亚特》，卷十二，313—314行。

[6]《伊里亚特》，卷十八，556—557行。

[7]G.W.波次伏特：《古代史资料选》，22—23页。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同前版，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