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雅典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一　由氏族到国家和国家形成后的社会变化

公元前8至前6世纪，是希腊史上城邦形成和海外大移民的时代。希腊人向海外移民，并不是从这个时代才开始的。远在公元前12、前11世纪，当多利安人南下的时期，较早到达希腊的阿卡亚人，就曾不断地渡过爱琴海，向小亚细亚的沿岸移徙。然而规模广泛的移民，却是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事情。移民运动的发生，是以公社的分化、失地人数的增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伴随这些变化而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加剧等等为背景的。较早的移民多半带有农业的性质，移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觅新的土地。稍晚的移民却和海外的商业发展有关，起初是为了建立航运联系的商站，后来这些商业据点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城邦。移民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爱琴海的世界，东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西班牙的东南岸，南到尼罗河口、利比亚，随处都有希腊人移民的足迹。从事移民活动的并不限于希腊本土的希腊人，而且也不是由他们领先。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希腊人，由于发展较快，是移民活动的前锋。许多新建立起来的殖民城邦，经过一段发展以后，又分出力量向别的地方移民。到了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人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岛屿所建立的城市国家，数以百计。这些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我们知道比较多的是雅典。根据现有的文献，最好以雅典作为说明希腊古典城邦形成和发展的典型。

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一个半岛上，这个半岛称为阿提卡。在它的东面，是紧依海岸的长岛优卑亚，掩护着通向东北爱琴海的航路。在它的西面，有法勒伦和派里厄斯等良好的海港。从这些海港航出萨隆涅克湾，便可接上散布在爱琴海中的群岛，一直通到小亚细亚。航海条件的便利，对以后雅典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公元前12世纪到前8世纪，在阿提卡占统治地位的是公社的农业。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在许多方面和荷马史诗所反映的相同。住在阿提卡半岛上的人口，一共有四个部族，每一部族包含许多部落、胞族，胞族又分为许多氏族，氏族是这时的社会细胞。各部族中的首领建立小小的城堡，这些城堡到现在还残存着遗迹。氏族成员有的上升为富裕的贵族，有的沦落为穷苦的平民和奴隶。由于手工业和交换的发展，公元前8世纪的氏族公社也不再是经济上闭塞的单位。氏族、部落和部族之间的联系加深了。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的临时军事联盟，渐渐变为带有固定性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中心后来就成为国家统治机关的所在。这样的联合过程在阿提卡的历史上称为“联合运动”。氏族的上层分子支持这一“运动”，一面建立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一面防范敌对部族的入侵。在阿提卡，联合运动的完成大概是在公元前8世纪，雅典是各部族的联合中心。根据雅典的传说，这个时期的国王提塞斯在联合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雅典设置中央管理机关，处理各个部族的共同事务。他又把居民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只有贵族才有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些阶级的形成，当然有它长远的历史，绝不是由于提塞斯一手的制定。提塞斯的作用，在于把这些既成事实加以法律的认可。经过这一法律的认可，不但以前居民按血缘分为各个氏族或部族成员的传统开始打破了，而且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阶级也巩固下来了。这样，按阶级、也就是按财产关系划分人口的原则，开始代替按氏族、也就是按血缘关系划分人口的原则。社会上从此出现了有法律为依据的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新成立的国家成为特权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在雅典的新国家中，贵族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他们组成贵族院，掌有刑审、监察和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传统的所谓王权，在这时已经绝迹。代替“王”的地位的，是由贵族推荐并从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起初，执政官是终身职，后来任期规定十年，最后变为一年一任。执政官最先只有一人，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便增加到九人，分别担任宗教、军事和司法等职责。执政官的任期越来越短和人数的越来越多，正说明他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这时雅典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贵族院。贵族院不仅左右执政官，而且也为公民会议安排议程，在实际上控制了公民会议。

雅典国家的形成，巩固了贵族的地位。掌握政权的贵族，以他们的特殊地位为凭借，不断增殖自己的财富。在公元前7世纪，阿提卡的土地兼并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论》记载，这时的阿提卡到处竖着田产出押的标志。许多平民因为债务典田，田典尽了，就用自己的人身和妻儿作抵押。等到债期告满，不但土地成为债主的财产，而且连自己和妻儿也沦为债主的奴隶。有的失地平民成为所谓“六一农”。他们佃种贵族的土地，出产的六分之一留给自己，其余都归地主。土地兼并加深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悬殊，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与此同时，雅典出现了新的富有阶层。公元前7到前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最出色的是制陶业，不但陶器的形制精美，而且绘陶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过去的陶绘，只是一些刻板的图案。到这时，很多的陶绘都从神话和人间生活的情景取材，内容丰富多彩。商人为陶器开拓广泛的市场，南到尼罗河口，西到意大利半岛，东到小亚细亚，各地都行销雅典的陶器。制陶业之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在发展。阿提卡的土壤本来宜于种植橄榄和葡萄，许多贪利的地主往往把麦田改为培种橄榄和葡萄的果园，供应油酒业的原料。农业上的变化影响到原来就不很充足的粮食生产。于是商人一面经营陶器和油、酒的出口，一面又经营粮食的进口，形成很繁忙的海外贸易。和海外商业的发展相适应，造船业也有了进步。造船业的进步，又转而促进航海运输的发达。经济上的连锁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雅典的卫城之下兴起了热闹的市区，城市里的作坊老板、商人和船主，成为新型的富有阶层。

这个新起的富有阶层和传统的贵族不同。传统贵族的经济利益附着于土地。他们所使用的奴隶主要是由平民沦落而来的债奴。这种奴隶有的是仆役，有的也从事生产，但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贵族奴隶主的家内消费。新的富有阶层的经济利益附着于手工业和商业，所使用的奴隶，主要是从远方拐买来的人口。他们把奴隶用于生产，目的是为了牟利。就雅典的经济发展而论，前一种是奴隶制剥削的早期形态，后一种则是较发展的形态。所以伴随着雅典工商业的发展，它的奴隶制度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使传统贵族所凭借的奴隶制家内经济成为落后的东西。建立在家内奴隶制之上的传统自然经济，不断地遭受着在使用外籍奴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侵蚀。

当雅典国家形成以后，氏族制度虽然已经受了打击，但并没有灭亡。古老的自然经济的延续，正是氏族秩序能够顽固存在的依据。握有国家政治权势的贵族，同时是过了时的氏族秩序的维护者，因为他们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在氏族中显赫的声望。他们的利益和新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日益上升的商品经济对传统自然经济的侵蚀，也就是对顽固存在的氏族秩序和贵族权势的侵蚀。这一历史发展的经济意义在于奴隶制商品经济对奴隶制家内经济的矛盾，它的社会意义在于新起的富有阶层对旧有的贵族阶级的矛盾。雅典奴隶制国家的向前发展，要求打击固守氏族秩序的传统贵族。

在和传统贵族的斗争之中，新的工商富有阶层是并不孤立的。失去土地的和沦落为债奴的平民，是他们有力的盟军。这些平民要求摆脱债务和重获土地，他们的斗争对象也是贵族。在贵族之中，这时也已出现染指工商业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经济利益逐渐和新的富有阶层合流，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反映新的富有阶层的要求。所有这些社会的力量都为了自己的利害渐渐汇合，形成一道要求改革的浪潮。落后的旧贵族不得不在它的冲击之下步步后退。这就是公元前6世纪前夕雅典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