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当户对”:院士之子与将门之女

我祖籍重庆,1942年生于昆明,正好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汪家鼎1937年考入重庆大学化工系,后来转入西南联大化工系,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又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攻读硕士学位,1946年毕业回到西南联大,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所以不久转到天津的南开大学。1952年又去了天津大学,担任化工系教授、副主任,五年以后又根据需要从天津大学调到清华大学,从系副主任到系主任,一直干到去世。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

我父亲在核化工方面确实是有点研究的,有点名气吧,这些年嘉奖“两弹一星”功臣,国家还给他发了奖章。(1)老人家是2009年7月份去世的,活了90岁。国家对他还是比较重视的,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中央领导都送了花圈,对他还是比较肯定的。当时很多中央领导都是清华毕业的,他们都知道我父亲,都送了花圈。

汪鲁修的父亲汪家鼎院士

我5岁就上学了,当时为什么这么早上学呢?就是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教书的,他们太忙,在家没有人管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保姆不保姆的,或者说你的生活水平还到不了那程度,都是普通的教书先生,不可能请得起保姆,就把我自个儿放家里了。但到5岁以后放在家里头,父母不放心啊,我到处蹿。呵呵,这样一来,干脆送学校上学算了,所以我5岁就上学了。我先是在天津上学,一直上到高一,后来父亲去了北京,我高二开始就在北京上学了。因为上学早,一直到上大学那会我也是班上最小的,所以我毕业也早!

我家里的情况比鲁修家复杂一些。我比他大1岁零3个月,1941年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生的,父亲赵承绶算是抗日名将。(2)因为父亲生我的时候已经50岁了,我与他年龄相差太大,所以许多情况是父亲去世以后,我看书读报才知道的。父亲是旧军阀,不止一个老婆,我母亲和他年龄相差将近30岁,原来是父亲家的丫鬟。那会儿,母亲家里很穷,四个孩子养活不起,所以军队过来的时候,我外公就把她卖给了我父亲家里。后来因为年轻,身体也还可以,就一直随军,伺候我父亲,这样后来就变成了旧社会里说的姨太太。我的生母一共生了两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妈妈,我是叫她娘的,她有三个孩子,所以我们兄妹五个人,是两个母亲生的。我大姐比我妈没小几岁,不到10岁吧,那会儿还能在一起玩呢。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左)与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在归绥

父亲那会儿一直在打日本,他们过着一种很不固定的生活。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哥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才19岁,只能把他留在一个老乡家了。后来到抗日战争结束,我哥都四五岁了,才被寄养的老乡送来,结果就给了人家一头毛驴,算是给人家养育多年的报答。因为在农村长大,我哥的发育就比较差。比起我来,他受的罪就挺多的,他体力、智力方面比我要差一些,所以他没上大学,后来当工人了。我娘家里的哥哥姐姐呢,大姐在太原中学当老师;二姐是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后来就分到一机部搞财会;她们下面还有一个哥哥,也是和我联系比较多的,因为他就比我大四五岁嘛,是在天津大学学机械的。他很能干,毕业分配在三机部,后来做过全国政协委员。我虽然不怎么了解父亲,但印象里头他挺喜欢我的,因为我最小嘛!

父亲从小喜欢习武,但功课一直都很差,因为我爷爷是教书的(3),总希望他好好学习,但他跟我讲过他总是排名最后,不过体育却最好,所以他就喜欢习武。父亲从陆军小学,一直上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和傅作义同班,也是从小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比较能打,所以阎锡山就派他去和解放军打,据说带了十万人。最后一仗是晋中战役,那会儿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了,他反正也是抵抗了,但到最后两个师长都战死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这样父亲就听了部下建议,起义了。当时对垒的解放军头儿是徐向前,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第一个接见他的是胡耀邦。投诚以后,我父亲就去解放太原,可以说在解放太原的过程当中他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还劝降了一部分人。

这样一来,我们待在太原的家属就害怕了,这叫“通共”!怎么办呢?跑吧!我那时在上小学一年级,等父亲帮着解放军打太原的时候,我们已经跑到北京了,去投靠傅作义。到了北京,我上的是培元小学(4),这是北京市唯一的女子小学,私立的教会学校。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女的,而且都没结过婚。我的学习一直不错,在小学六年里头,没有跌出过前十名,毕业的时候是第二名,而且跑步也比较能跑。解放后我还参加了少先队,当小队长。我们班里名人的孩子多了去了,比如李晓彤,李济深的女儿;舒立,老舍的女儿。长大以后成才的也挺多。毕业以后上中学,我上了贝满女中(5),也是教会中学,它和培元小学好像是连续的。和我们一墙之隔的就是育英小学,还有育英中学,不过是男校,也都是教会学校(6),我哥就是在那里上的。贝满女中也是英才辈出,比如张筠英,就是演《让我们荡起双桨》《祖国花朵》里的女主角,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过花。教会学校单是钢琴就有12架,它最好的地方就是能够让你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那会儿爱好体育嘛,就练跑步,14岁就由学校推荐报考了北京业余体校田径班。1956年就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少年运动会,得了个第五名,还是中队文体委员,两道杠。初三毕业的时候,我被保送上了贝满高中。到了高中,我当过学生会的体育部长,还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因为我后来不喜欢田径,觉得没意思,天天在操场上跑,就转到打篮球了。我又到业余体校的篮球科两年,我们那届得过北京市中学生“三好杯”冠军,我也成了篮球二级运动员。后来我又参加北京市的田径运动会,1957年、1958年两年我都是第一名,因为1959年要开第一届全运会,我就被抽调去了专业队。不过,不到一年,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不是那块料,当当业余的运动员可以,但再往上肯定不行。后来我就决定,还是要上大学,我要考!其实我高三就上了一个月,肯定要受影响吧?我就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大学,结果就进了!我俩也就变成同学了,再后来就跟他了。回想起来,我上的应该算是重点学校里的重点学校,它影响了我一辈子。

18岁的赵顺军在运动场上

我和顺军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喜好动手搞无线电。那时候兴什么矿石收音机,我就自个儿做矿石收音机,买点小零件、半导体和二极管什么的,中学学完以后感兴趣就搞这些。因为我对电气、无线电、电子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大学报志愿的话,报的就全都是这方面的,当然我的功课不太好,主要是语文不行,经常弄到得“大饼”(零蛋)的地步。不过,填志愿时我报得还挺高的,什么哈军工啊,

汪鲁修在北京矿业学院(1961年)

清华啊,我都报了,矿业学院是第七志愿,结果前面的都没要我,我就进了北京矿业学院机电系企业电气化专业。

当时这也是比较好的专业,我为什么能上呢?这倒和顺军一样,我体育也比较好。在中学的时候,全班体育就属我最好。我语文不行,但体育老师可喜欢我了,我这样就进了矿业学院,还到了学校的田径队,我百米跑、跳远什么的都不错。当时我们矿院特别重视体育,它跟谁较劲呢?跟北京体育学院。为了方便安排学习和训练,矿业学院把所有的运动员都弄到一个专业,所以我又从机电系到了机械系,学机械制造,顺军和我一个班,当然,她体育比我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