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夫唱妇随”共入洛矿

我们1959年入学,学了五年,1964年毕业。当时分配的具体做法是,先告诉你哪些单位要人,再让你自己填,可以填好几个单位。那时候是毛泽东时代,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或者工厂都提得很高,所以在我们这些大学生头脑里,毕业以后能够进工厂当一个工程师,是很了不起的事,非常光荣。我们是学机械的,到矿山机器厂也算是对口。所以毕业时可以选择的单位有洛阳矿山机器厂、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还有上海重型机械厂。

那时候毕业分配去向分三类:一个是教学,就是去大学当老师,一个是到研究院或者科研院所做科研,一般学生当然比较喜欢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去企业,好像没有去党政机关的。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对现场感兴趣,总是梦想当工程师,加上毕业的时候又是班长,所以他得带头。你想,我们两个家庭都在北京,他是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妹妹,我家也在北京。如果我们俩那会儿没有恋爱关系,就有可能各自都申请留在北京了,因为北京的单位也有很多。但是,如果照顾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要占两个北京名额,他就觉得不合适。所以他说,干脆上外地,咱们带头走,那我就服从他了。结果,我们一个班33个人,两人分到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一个人留校,也有个别分配到上海煤科所的,其他主要分配到煤炭系统,再就是重型机械厂,比如天津重机、沈阳重机、太原重机,洛矿也算重机。鲁修是在太原重机实习的,我是在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实习的,所以就来这儿了。当时没有一丝一毫留在北京的想法,没有,很痛快很自觉地就来了。

汪鲁修、赵顺军夫妇恋爱时合影(1964年)

我父亲那时候在清华大学担任工程化学系主任,他们老一辈知识分子,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他不但没管我的分配,上学、考大学他也根本不管。我为什么功课比较差?和他根本不管我也有关(笑)。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儿子从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分到北京石化工程公司工作。后来他想上美国去留学,想找他爷爷推荐。按理说我父亲在美国留过学,在美国认得很多人,是不是?结果他说:“孩子留学的事不要找我,我绝对不会给你写任何东西。因为我没有教过他,我不了解他,我怎么给你写?就因为他是我孙子,我就给你写得好?那不行,你要写的话,找你的学校。”好在我儿子的学习还真不错,他考上的是全额奖学金,1996年去了美国。

我毕业的时候,父亲是三级教授,每月240块钱。虽然和一般人比起来条件还可以,但家里也并不是很富裕。所以,我们俩来洛阳的时候就一人一个箱子,里面有铺盖卷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行李。家里基本上没有给什么钱。到了火车站,是厂里来接的,接完以后拉到厂里,先给你临时找一个招待所住下,人来齐以后才分集体宿舍,四人一间都住在集体宿舍。

当时按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不管分到什么单位,都要劳动实习一年。所以我们一来就把我分到车间去了。当时洛矿的机械加工一共有四个车间,一、二、三、四金工车间,此外还有热加工,就是铸造车间。因为我是学机械制造,也就是冷加工的,不是学热加工的,就把我分到了三金工车间,现在改了,好像叫重型装配。我在三金工车间劳动一年,各种设备都让你熟悉熟悉,像车床、刨床、铣床、镗床都要去体验体验,就等于实习,也劳动,当工人,一年以后就要重新分配。那一年里,我跟着师傅,人家师傅怎么上班、什么时候上班,我也跟着上班。我们那个工厂都是这样,三个班轮流倒。一班是白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二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然后三班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这一年实习完了以后,要让师傅给你评一评:你是不是好好劳动了?向工人学习效果怎样?评完以后如果认为你可以,就算实习结束——合格,再重新分配工作。重新分配主要根据厂里需要,虽然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希望。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认准了要到一线去。因为我是在三金工劳动实习的,我对那儿的工人都熟,所以我就提出还是把我分回三金工,我去那儿当技术员。

那个时候一个车间有四五百人,但车间技术组的技术人员也就是那么五六个人。这五六个人里头呢,大学生好像就我和杜广志,他是1963年——早我一年——从东北来的;可能有那么两三个是中专毕业的,还有一两个人是从工人中提拔上来的,一般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干得比较好提上来的。其实,当时每年分到厂里的大学生是不少的。你看1964年我们一个学校,一共两个专业——机械制造的工艺专业和设计专业,都属于冷加工,这两个专业一共就24个人,到这个厂有4个人。1965年分了一批也不少,但到了1966年“文革”就全断了,往后厂里10年没有大学生进来,形成了一个断层。

汪鲁修(左二)在车间劳动(1973年)

我后来在三金工一待就是20年,干了20年车间的技术工作。整个车间的生产、加工零件,最后装备成品以及机器,凡是技术问题你都要管。假如工人说这个地方他不会干,你要看一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必须帮助他解决问题。尤其是1966年“文革”一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下放劳动,都要到一线去。我就要求去到装配钳工车间去劳动。这一劳动就是六七年吧,挺长时间的,有时三天三夜都不回家。其中1967年又弄到704所去,就是研制坦克。当时不是跟苏联冲突吗,一干仗以后就要搞军工了,民用的也要搞军工,就是说要生产坦克。回想起这六七年,怎么说呢?知识分子通通都下去改造当然不完全适当,但是对我来讲那几年的帮助却相当大。等于我跟工人在一块儿摸爬滚打了六七年,我知道车间生产出来的所有零件,如何组装成一台机器、如何试车,所以这最后一道工序即装配是很重要的。

我在车间没有待那么长时间,一开始分配到二金工车间实习,但结果第一个月也就是9月份我就把手给弄坏了。那天白天我代表厂里去和兄弟厂比赛篮球,晚上本可以不上班的,但当时我表现积极嘛,又去上二班,结果疲劳走神就把手弄到滚齿机里去了,切掉了两根手指。那时我挺坚强的,都晚上12点了,也没怎么哭,就去了医院。这打击对一般人来说算是晴天霹雳,但是对我呢,并没觉得这辈子完了。只是对机床、机器有点恐惧,心理上有点阴影罢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样一来,人事部门就征求我的意见,说:“你干什么去呢?”我出工伤之前,因为表现很好,不但师傅挺喜欢我,矿研所一个下车间“六顶一”(即一周六天工作日,干部要有一天参加劳动)的书记对我印象也非常好。我出工伤以后,他就找我,说:“你到我那里去吧,去矿研所当团委书记。”我一想,我出身不好,父亲是旧军官,我怎么能去当团干部呢?不行,我就谢绝了。现在想来,幸亏没去,如果我真去了当了个什么干部,“文革”中非倒霉不可,绝对跑不掉的。

就这样,休了几个月病假后,1965年元旦我就去职工业余大学报到,到大学组当了老师。当时厂里的职大,是在教育部备了案的,国家承认文凭,里面设有大学组、中学组、初中组和小学组。我们大学组的组长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教数学的就是你们南京大学毕业的,还有清华毕业的,所以说老师水平不低。那时候工人愿意学习,业余时间都来学习。让我教什么呢?教机床设计。那会儿我对工厂和设备都不太了解,真是从书本到书本,面对的学生都比我经验丰富得多。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中专毕业的多,都是“文革”前的老中专生,来学习为的是那张文凭吧?!其实那时候人们就已经有意识了,知道将来没文凭好像不行。我那年23岁啊,学生都比我年纪大,大都是工作了多年的技术人员,也有少部分管理干部,一共才19个人。后来这些人里头还有当副总工程师的,比如李永,他们都特有经验,我简直像班门弄斧。那也得硬着头皮教啊,不过也没教多久,就“文化大革命”了。“文革”一来,学生都不上课了,连小学都乱哄哄的,中学也都斗老师、闹革命了,那我们学校自然就停办了,我又回到二金工车间,当了技术组的材料定额员。那时候,习仲勋下放在我们厂,就在我们车间,我经常能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