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排斥市场、打击市场到承认市场、培育市场

只要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的人，大都不会忘记，40多年前，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按人均一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当时中国贫困人口占到84%。农村居民有7亿人口，人均年收入117元，其中有2.5亿人口年均收入不超过100元。新中国成立将近30年，为什么经济依然十分落后？这个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青年人所不了解的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

1 一个面包的故事

这里，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1989年3月，我去无锡开会，从海口乘飞机途经上海后需换乘火车。由于有6个小时的停留，我准备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但发现自己忘带粮票了。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和一位推着小车卖面包的老大妈商量：“我忘带粮票了，多给点钱买个面包行吗？”没想到，老大妈很严肃地把我批评了一顿：“小伙子，这是国家政策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没办法，我只好给当时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打了个电话“求救”，他来接我到市委招待所吃了顿午饭。这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忆很深。为什么会这样呢？

1953年，我国宣布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全部由国家计划调拨，并且严格规定价格，100%的生产资料价格以及97%的日用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定。现在的青年人可能难以想象，那个年代一盒火柴2分钱，维持了28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定价机制弊端日益突出，商品价格不仅无法反映真实的供需状况，甚至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全社会无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均长期受困于短缺现象，而对于生产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管理，价格体系权力高度集中。本应是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晴雨表”“调节器”的价格体系，那时却完全失去了作用。

1953年，国家实施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方式，就是由国家印发各种商品票证，通过票证把生活必需品分配到城镇居民手中。票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货币，成为流通的一个等价物。那个年代，列入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的这些商品，私人不能经营；农民如果自己经营粮油产品，就是不合法行为。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农村家庭养鸡不能超过几只，不能私自卖鸡蛋，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2 《人世间》的故事反映了计划经济年代的现实

电视连续剧《人世间》成了热播剧。以往我一般不太愿意看这类影视作品，但这部作品却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基本把它看完。电视剧故事发生地和我成长的环境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它的前半部分生动地刻画出计划经济年代的情景。其中主人公在物资紧张的年代，临近年关去买猪肉的剧情，确实是生动的写照。

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1980年我在国防大学时，有一次一位老朋友送我3张自行车票，我把其中的2张送给教研室的同事。这本是一件好事，却被领导指控为违背国家政策，要开会处理。由于其他几位教研室领导讲情才没给我处分，“小迟是想要办好事，没拿别人一分钱，批评教育一下”。这也使我很不解：我用自己的朋友关系为同事办点好事，怎么还差点换来处分？

3 工资20年不调与平均主义的盛行

计划经济带来“大锅饭”、平均主义。国家八级工资制度从1956年到1976年整整20年，工资基本没有调整过。有的大学生，一毕业拿的工资，人到中年了一查没有调整过。1959年以后，工人工资调整改由国家统一安排。企业对工人的工资调整，只能在国家下达的计划范围内进行。有些该升的不能升，只能再等下次。由此造成一些工人的工资“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工人为工资没有调整而跳楼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由于长期不调级，更是滋长了工人中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

城市里基本是国营工业，是政府的附属生产单位，工厂没有经营自主权，不仅不能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法对工人进行激励。改革开放之初，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来中国考察，结论是：中国没有企业，只有车间。

专栏1.1：“文化大革命”中的工资变动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其中“三五”时期为-1.2%，“四五时期为-0.1%。1966—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历年的平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和“二五”期末的1965年。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624元，1976年下降至575元，少了49元。

在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种地积极性。当时社会流行“三个一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1970年，我在部队时曾去“支农”，切身体会到了农民“出工不出力”的情况。由于农民与土地关系不紧密、与产出关系不紧密，种粮积极性明显不高，不少产粮区不仅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反而要吃“返销粮”。当时，农村的平均主义是导致我国吃饭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的重要因素之一。

4 没有价格和市场的计划经济

不承认市场、排斥市场、打压市场，也是普遍的。当时流行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打击“投机倒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投机倒把”，实质就是被“逼”出来的商品流通手段。实行没有价格和市场的计划经济，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曾记得，我小时候也上过几天幼儿园，吃过几天“人民公社大食堂”。可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物资不丰富基础上的“大食堂”又能维持几天？我清楚地记得，“大食堂”吃了3天就宣布关了。经济不发展，哪里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今天，有人开始怀念计划经济年代。有人说，“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个时候工厂里都有托儿所，人人都吃公社食堂”；更有的人说，“改革开放造成了‘贫富差距’”。我认为，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对历史的误读。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关注的住房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住房是城镇居民的大问题。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时，一位老师请我到他家中吃饭。我没有想到的是，北大教授大都是“住房困难户”，居住的房子拥挤逼仄，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大热天的做饭人挨着人，汗流浃背。有数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有3.6平方米。协和医院的臧美孚教授现在已经快90岁了，他是我国泌尿外科的“一把刀”。我和他比较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常去他家，我看到他住在狭窄的地下室，并且一住就是二三十年。的确，当年大家都一样“穷”，一样没有房子住。今天让年轻人住地下室，会有人愿意吗？固然，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可是我国这样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不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吗？今天，我国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正是通过住房改革，住房条件才得到了巨大改善。

专栏1.2：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住房情况

1978年建设部对全国182个大中城市的统计显示：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是3.6平方米，182个城市中共有缺房户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8%。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有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有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有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有44332户；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有268650户。

5 改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讲一个难以忘记的事。1990年，两岸研讨会在香港召开，香港方面的机构是主办方。台湾来的专家、官员比较多，加上新闻媒体，至少100余人。大陆方面不到20人，我是其中一位。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关中先生在开幕演讲中谈到，大陆仍在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一讲完，我就举手提问反驳。我以海南为例，讲了大量事实批驳他：“不能把‘四人帮’时期的口号作为今天的现实！”他马上回应：“若迟福林说的是事实，我可以改正自己的看法。”没想到的是，当开幕式结束休息时，我被台湾几十人围住“讨伐”，被迫与他们辩论。当晚，台湾电视台播出相关新闻，有人看了打电话跟我说：“你上台湾电视了，与台湾专家吵起来了。”当时，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两岸交流的限制，台湾对改革开放给大陆带来的巨大变化了解得太少了。

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1993年4月6日，按照中央外事部门安排，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巴巴尔·康纳布尔为团长的参加“第六届中美知名人士会晤”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改院，中方以我为主，就海南走向市场经济、股份制试点、证券市场培育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层次很高，包括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大卫·M.蓝普顿，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谢菲尔，美国前贸易代表卡尔·A.西尔斯，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罗德里克，埃可夫经济咨询公司总裁嘉德麟·埃可夫，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罗迪等20余人参加活动。我向美国代表团介绍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这几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海南重点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一开始就允许企业实行真正的平等竞争；第二，价格由市场决定；第三，率先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建省一开始就实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听完我的介绍，代表团说：“谢谢你的介绍，我们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他们对海南的改革实践十分感兴趣，当场决定留下来用午餐，并希望与我们就改革开放再做更进一步的深入交流。

（二）承认市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

1 承认价值规律：离不开市场的作用

要想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办事。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提纲中写道：“企业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他在12月13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短的几年内解决了10亿人吃饱饭的问题，这就是承认了把土地使用权这个最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的农民手上，释放出广大农民巨大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价值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规律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实现。我们也曾经强调价值规律，却误以为可以通过不基于市场的行政计划体现价值规律，结果这种计划常常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经验一再证明，价值规律离不开市场，没有健全的市场体系，价值规律就不可能得到自觉遵守。

2 承认商品经济：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而打开了改革计划经济的一个口子。1984年，时任改革大潮从农村涌向城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进党的决议，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份文件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几年中，经济理论界对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基于当时的情况，争论的不同意见可以大致归纳为五种：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商品关系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专栏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同意将这两个文件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

1984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一文，刊发在《经济研究》上。文章重新肯定此前被否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提出实践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计划经济的属性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实践中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形式和结合点的，而不是回到过去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老路上。

参与这篇文章讨论和起草的张卓元老师事后回忆道：“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应该说是迈了一个很大的步子。大家看中的是后面‘商品经济’四个字。因为‘有计划’的弹性很大，关键是肯定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既然是商品经济，就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84年春天，我正式考入中央党校学习。刚一进校，就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大型改革理论研讨会。会上王珏教授第一个演讲，他当时参加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做了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题的发言。当时，听到王珏教授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受益良多。他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经济和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市场是商品价值交换关系的表现形式，没有市场就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说，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应当有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界有一种主要观点，说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交换关系的主体；说要尊重商品经济规律，也就是说要尊重市场规律；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也就是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因此，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其实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一回事。只不过是为了当时更便于人们接受罢了。”

3 党的十三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我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也参与了党的十三大相关报告的研讨和征求意见工作。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党的十三大会议的“零号工作证”。

当时，邓小平在同有关中央领导人谈党的十三大的筹备和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等问题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它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的不同。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党的十三大的重大历史贡献是做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一个适应基本国情的客观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才有了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基本依据。

（三）南方谈话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1 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顷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困扰。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要不要继续搞改革开放？人们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衡量改革，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二是用新的社会主义观点看待改革，肯定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第一种观点迅速抬头，逐渐发展，并开始影响整个社会思潮。

面对又一次历史转折，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百年后向何处去？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统称“南方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有力地冲破了“姓资姓社”的“牢笼”；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讲出了新思路，开创了新视野，有了重大新突破，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不仅彻底破除了市场经济所带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新的时代主题。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且，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可以堂堂正正地讲发展市场经济了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在逐步认识价值规律和实践推动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仍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但承认了价值规律，提出了市场调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到“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我们才明确提出改革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可以堂堂正正地讲发展市场经济。

3 兴冲冲地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

1992年初的一天，一位深圳的同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我一听，大脑马上极度兴奋起来。我赶紧去找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建议省委马上召开常委会，提前研究如何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第二天，省委书记召开了常委会，并且让我做了一个汇报。为了这个汇报，前一天下午我和同事一直加班准备到凌晨。

不久后，《深圳特区报》率先刊发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2月28日，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下发《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一时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消息如一股春风传遍了大街小巷，一首《春天的故事》成为人人传唱歌颂改革开放的代表曲。

4 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促进派

1992年，我发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一文，在文章中讲出了自己的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实践的突破、理论的突破。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反映了我国改革实践的历史过程，是改革推动实践的结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贡献。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依靠市场经济，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国改革实践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这在当时看来是前无古人的重大突破。1993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但是她始终对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抱有疑问：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搞市场经济呢？所以她见了领导人就问。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最后讲：“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中国人吃饭过去是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刀叉，现在我们右边放筷子，左边放刀叉。吃面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用筷子；吃牛排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用刀叉。什么有效率，什么有利于生产发展，我们就用哪一种工具，我们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工具来看待。”

那个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全社会信心大增，备受鼓舞。我在《新世纪》周刊发表了系列评论，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是“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促进派”。确立市场经济，使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改革中解决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的关于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外贸外汇体制、计划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方案，都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宏观改革措施。改革的步子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把握判断是非的标准，把握改革的大方向，中国不搞改革不行，搞改革不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也不行。

二是“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脑筋指挥市场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对计划经济很熟悉。当明确宣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方法还一时跟不上这个转变，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脑筋去指挥市场经济。这是当时市场经济实践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三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解决问题”。我们常讲，经济是决定的力量，经济是基础。在中国，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了，中国才会创造出以往没有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极力维护这个大局，既不要动摇它，也不要影响它；只能服从它、服务它。尤其是我国刚刚迈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人们对发展市场经济还有一个认识和理解的问题。

（四）历史突破：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1 哪里的市场经济发展快，哪里的人民生活改善就明显

1986年10月，我还在中央党校读书时，接到中央通知，调我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做改革研究工作。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紧紧围绕邓小平改革思想开展研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思考如何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出发，有步骤地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198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发表硕士毕业论文《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文中，我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几个问题展开论述，并且提出“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赖于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我理解，30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有利于而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专栏1.4：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阐述道：“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回顾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往往同对市场的认识相联系。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要标志。为什么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为什么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彻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哪里的体制搞得好，哪里的市场经济就发展得快，哪里的人民生活就会明显改善。

2 明确提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后，国家政策在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方面不断推进、不断深入。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分析了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3 决定性作用提出是历史性突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国在计划和市场关系方面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

4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没有例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一次，媒体就“基础性”到“决定性”作用采访我。我说，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虽然只是两字之差，却是承继、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突破。“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曾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能够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才使得改革形成社会合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的当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邀请我和李扬做客《新闻1+1》直播。我说：“看到公报我很高兴，因为公报有一句话，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给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我们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交给市场。第二个信号，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不该政府管的，不应该政府管，我们要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在市场主导下政府发挥有效作用。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我还记得，当天有个官员跟我说，他听了这句话以后知道了，“今后不该政府部门管的事情，要赶快交给市场了”。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出台后，各地改革浪潮不断高涨。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大概在2013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高层次的研讨会。会上有位专家提出，市场决定是有边界的，比如土地就不能由市场决定。在会上，我就直接亮明我的观点。我说，市场决定在经济生活领域应当是没有例外的。比如，国有资本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以及文化产业资源等能不能由市场决定？以土地为例，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具有特殊性，但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目的就是让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在严格规划管制和用途限制的前提下，使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回过头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渐进过程，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逐渐解放思想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是伴随着实践深入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不断磨合的历史，是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是市场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一个历史，更是政府不断转型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更有效发挥作用的历史。

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之后，我们搞改革研究的人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释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认为这是带有历史性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