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平身世
有关庄子的生平，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史料所提供的庄子生平事迹记载，太过简略。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无法弄清楚。例如，庄子的家世，幼年时的成长环境与所受教育，思想与性格形成的过程，生平遭际对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理解庄子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就要受到很大限制。
不过，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其生平事迹在史料中保存下来的都不多。相比之下，有关庄子生平事迹的史料还不算最少。我们可以根据有限的史料，对庄子生平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种了解，从为一个思想家写思想传记的意义上说是很不够的，仅可以粗略把握庄子其人的一些主要特点。分析庄子思想，同分析先秦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一样，最可靠的办法是从《庄子》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出发，梳理其思想展开的内在逻辑。对庄子生平主要特点的把握，可以为这种梳理提供一些背景参照。
《史记》庄子本传和《庄子》一书都未曾提到庄子的家世。庄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子应是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是贵族后代。对此本书也持同样看法。我认为庄子出身于贵族世家的理由有二[1]：第一，庄子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学识渊博，《史记》本传说他“其学无所不窥”。这一般来说当与家世出身、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虽说战国时代平民从学的不少，但是平民出身的人，一般倾向于通过学习知识改变社会身份，寻求跻身上层，他们不大会对缺乏实用价值的精神问题有过多的兴趣。而庄子的学识教养似乎全都环绕着某些纯属精神的问题。这种学识教养，很难想象是从一个以谋生为急务的家庭环境里培养起来。[2]第二，庄子有很深的厌世情绪，这也像是一个败落贵族家庭的子弟所容易有的性格。虽然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生活不稳定，充满危险，整个大环境容易使人消极避世，但是另一方面，各国招揽贤才，任用名士，贵族制度解体导致社会阶层上下流动，这一切又为年轻的知识人才提供了成就功业的广阔前景。事实上那是一个士人阶层非常活跃而且情绪昂奋的年代。在这样热闹的时代，庄子似乎连一点进取的努力都不曾做过。所有关于他的故事和他写的文字都表明，这个人自始至终对政治就是厌倦的。从一般的情理推断，平民出身的士人不大会一点向上奋斗的热情都没有，直接就走向忧伤的厌世主义。只有在社会剧变或残酷政争中败落的贵族后代，才会有这样悲观的性格倾向。
庄子很可能出身贵族，但是庄子自己这一生是彻底从上层政治以至整个上流社会退出，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庄子究竟以何为生？史载不明确。《史记》本传说“尝为蒙漆园吏”，这个为“吏”的经历，《庄子》书中所有关于庄子生平的记载，都未见有踪影。估计庄子做漆园吏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一生主要的生计当不是靠做“吏”的薪俸维持。而且“漆园吏”应该不是什么政府官员，而是较下级的执事人员。钱穆估计与孔子曾做委吏乘田是差不多的性质。[3]庄子一生能从官府获得薪俸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主要是游迹于社会下层的各种人物中间。从《庄子》中看，庄子与渔人、船夫、工匠、屠者、农人交往密切，对这些人的生活很熟悉。此外，庄子与隐者阶层中的各色人物也交往比较密切，熟悉这些人的生活。隐者阶层的人流品很杂，《庄子》书中所写到的隐者就已是斑驳陆离各色人物都有，有受过刑残的高人，有导引养生之士，有钓鱼闲处者，有神秘主义者。隐者与一般下层劳动者的区别是有知识教养（许多人来自上流社会），有独特的想法和人生见解。但他们往往要自食其力，这一点与下层劳动者已无区别。庄子主要就生活在下层劳动者与隐者这些要自食其力的人中间，估计庄子的谋生方式与这些人相同。他可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特别擅长的手艺，否则有关他生平的寓言故事当有所反映。庄子自食其力的方式是什么，我们知道得不是很清楚。《庄子》中曾提到庄子钓鱼、捕鸟、打草鞋，这些可能都曾是他的谋生活动。此外，庄子有弟子。按古时的通例，收授弟子当收取束脩，可能这也是庄子的生活来源之一。但应当指出，庄子收授弟子规模不会很大，没有形成显赫的学术集团。[4]与庄子同时的孟子、惠子等人授徒很多，形成显赫的集团势力。庄子与他们是不一样的。庄子一生主要活动在社会下层，他的生活很苦。有人讽刺他“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5]，就是说住在偏僻的陋巷里靠打草鞋为生，脖子枯瘦，脸色发黄。庄子曾有一次见过魏惠王，穿的是粗布的补丁衣服，用麻线系的草鞋。魏王说：“何先生之惫邪？”庄子回答说，我这是“贫”不是“惫”。[6]还有一次，庄子穷到没有饭吃，去向朋友借粮：
庄子贷粟是为了救急，家里已近于断炊。所以监河侯贷三百金的许诺救不了庄子的急。这一故事表明庄子有时生活状况十分窘迫。在这样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庄子始终不肯做官。关于庄子拒绝做官的故事，《史记》本传和《庄子》中有关庄子生平的小故事都曾经提到，《庄子》中还提到不止一次。这些故事虽然免不了有些夸张，但估计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楚王礼聘庄子之事，《史记》本传也提到了，所记略有不同。说楚王直接派人请庄子，“许以为相”，这可能有些夸张。我们在前一节引《黄氏日钞》对“楚聘庄周为相”一事提出的质疑很有道理。但至少可以认为，楚国官方曾经试图罗致庄子，为庄子所拒绝。战国时代的风气，是政治家普遍重视士人，他们视招揽人才为富国强兵的急务。而且那时候各国君主重士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以士人所学是否实用为唯一标准。只要某个士人有名声，哪怕这名声是因为某种无法付诸实践的学说，甚至是与治国完全无关的奇谈怪论，这个士人也会受到尊重。如杨朱派的学说，是一种轻视政治的个人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说对当时各国的集权政治有害无益，而杨朱派的领袖人物却能受到各国礼遇。[9]最有意思的是名辩家公孙龙，他提出“白马非马”，与常识对抗，因而出名。“白马”论与治国修身都无关，纯是一种聪明的巧辩，但公孙龙因之而出名，就有人礼聘他。[10]战国时重士之风就是这样，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名就行的味道。庄子所学固不实用，但庄子学识渊博，思想深奥，文笔精美，在当时想必有某种特别的名声。楚王礼聘庄子这件事可能是有后人夸张编造的成分，但从战国时的一般风气看，我们可以相信庄子当时若想要做官，甚至是职位很高的官，并非难事，因为他是很特异的才士，这种人是很使当时政治人物敬畏的。《庄子·秋水》中还记述了另外一件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
，子知之乎？夫鹓
，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
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个故事里并没有人礼聘庄子。但有人告诉惠子说庄子到梁国来有可能取代你的相位，惠子就相信了。这就是因为庄子的名声使这种潜在威胁成为可能。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庄子若想做官，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庄子与惠子是朋友，他们的关系我们下一节专门讨论，但是他们两人志趣不同。所以庄子以鹓
（凤鸟）自比，而把惠子重视相位视作鸱（鹞鹰）得腐鼠。
庄子不仅不愿做官，而且不愿意被当作清客养起来。战国中期的时候，士人普遍受重视，有才能有名望的士人可以做官，也可以做被官府或贵族供养起来的学者清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国有一个著名的稷下学宫，是齐威王时为吸引四方学者建立起来的，齐宣王时（与庄子同时）学宫最盛，学士有“数百千人”，其中很多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及儒家大师孟轲等。稷下学宫犹如官办的学术院，广纳天下贤才。学者在学宫中受到政府供养，衣食无忧，特别有名的还“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11]。而学者在学宫中并没有政治责任，只管谈论学问，“不治而议论”，与政治有关无关的学问都可以谈，而且学者离去自由。如果庄子不愿做官是为了怕俗务缠身失去自由，或者怕官场上权力倾轧有风险，那么稷下学宫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事实上稷下学宫对当时的学士们有很大吸引力，可以说，战国中期思想界的风云人物，绝大多数都曾涉足稷下。像孟子、鲁仲连这类性格高傲不愿曲事权贵的人，都不拒绝稷下。庄子为什么躬逢其盛，却不愿意去那里过衣食无忧的清闲日子？现在由于资料所限，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白解答，我们只能从庄子拒绝官府的清高态度出发，推测庄子是因为厌倦官府而推展到厌倦一切与官府有关的事务。此外，从《庄子》书中经常批评儒、墨的言论看，庄子像是很不喜欢当时主流知识分子装腔作势的样子。《田子方》篇写一个名叫温伯雪子的南方高人（成玄英疏说：“楚之怀道人”）到齐国去，路经鲁国时有一个人一定要见他，温伯雪子不愿见，说“吾闻中国[12]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后来他从齐国归来路过鲁国，这个人又来求见，温伯雪子没有办法，只好出来相见，结果不欢而散。他回来对仆人说：“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其谏我也似子，其道（导）我也似父。”把一个摇曳姿态没有性情的文人活画了出来。温伯雪子对“中国之君子”的看法，应该是代表庄子的看法。所有有关庄子的资料和《庄子》一书都表明，庄子不大喜欢正经八百的文人。那么，不去稷下学宫，恐怕也是因为讨厌文人圈子里面的气氛吧。
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是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13]“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14]，照这种主张，庄子岂不是可以随意弄个什么职事做做，反正“外化而内不化”，心里不拿它当回事就是了。《楚辞》里有一篇《渔父》，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写了屈原与一位渔父的对话。屈原自诉因为认真而痛苦：“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劝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位渔父的观点，就类似庄子的游世主张。可能类似游世的思想在特定人群中有一定影响，这位《渔父》的作者就用类似的观点来与屈原的坚贞迂直做一个对比。可是，庄子既然主张不必认真，他自己为人处世为何又那样清高认真呢？
这就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庄子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庄子提倡游世是不错的，庄子有时确实反对坚守任何原则，甚至反对有任何认真的人生期待。他主张一切都无所谓，不要与命运抗争，命运把你放在哪儿，你就待在哪儿。没有贵贱的分别，也不存在道德的清高。庄子这个思想也确实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上有些人就是从这个方面理解和接受庄子思想的。但是，游世并不是庄子最后的结论。庄子的游世思想鼓吹一种彻底的游戏人生态度，不仅游戏地对待社会政治问题，而且游戏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对待自己的祸福生死，这实际是因为他对现实世界的反感太过激烈，不愿意像别的隐者如杨朱派或是长寿神仙派那样过一种稳定的生活。游世思想的本质并不是以无原则的游戏手段谋求好处，而是以彻底的游戏态度嘲讽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寻找稳定生活的想法。游世思想最深刻的感情是对现实世界的嘲讽与敌意，是坚守内心深处不肯化解的孤独冷傲。本书分析庄子思想，最重视的就是贯穿在游世戏谑之言背后的孤傲与认真。[15]我觉得理解庄子思想，看到戏谑嘲讽背后的认真非常重要，否则就会把庄子思想中最深刻的东西遗漏掉。庄子坚守清贫而不愿做官或做清客的小故事，可以帮我们准确地理解庄子鼓吹彻底游戏态度的真实含意，准确地理解庄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
庄子一生都是贫困的，但并非孑然一人，也有妻子儿女。《至乐》篇记载，庄子妻子死的时候，他的朋友惠施前去吊唁，见庄子正“箕踞鼓盆而歌”，责备他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从惠子的话里看，庄子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夫妇也已年老了。庄子有几个子女，其后的生活情形如何，史料没有记载，不得而知。《至乐》篇的作者记下庄子妻子死这件事以及庄子、惠子二人的对话，是想说明庄子对生死问题的达观看法。庄子对惠子的指责，是这样回答的：她刚死的时候我并非不伤心，但是想想人不过是宇宙万象变化中一个过客，从无形变有形，有形变有生，再变到死，现在她要在天地之间休息了，我若跟在后面哭，岂不是不能通达命运的变化？这段话估计是庄子弟子后学所记，表达庄子对生死问题的达观。但有一个问题这里要说一下。庄子妻子死“鼓盆而歌”这件事，固然说明他看透世事的变化，从观念上明白不应该为任何事情伤心，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并不是真的心平气和，对一切都木然无动于衷，而是有一种戏谑的嘲讽之意。嘲讽什么呢？就是嘲讽人在天地间无可奈何的卑微状态。庄子在妻子死时过火地表现了他的达观和不在意，这种过火的游戏举动透露了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不平。
《列御寇》篇记庄子自己临死前对弟子说的一段话，表达了同样的在生死面前的达观，也表达了同样的隐蔽在灵魂深处的激烈与不平：
庄子死后是不是真的薄葬不得而知，但这段可视为遗嘱的话可能是真的。庄子主张死后不要棺椁，甚至不必入土，让乌鸦吃了也没有关系。如果从字面看这个遗嘱，认为庄子是主张回归大自然，个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不必过于认真看待丧葬这种人为的形式，这样理解当然也对。庄子是有这个意思。可是一定要把自己视为乌鸢蝼蚁的食物，说随便给哪一个吃掉都行，不必硬要安排不给这个吃而给那个吃，这就不是一个心平气和能解释的了。这种有意在存在的残酷面前表现的达观，正说明庄子内心里非常深刻的冷漠。实际上，庄子这种过火的游戏之言的真正含义，是不肯与世界和解。一个人在黑暗的世界里可以不在乎一切，这并不是真正的和解；只有在黑暗世界里找到一个满意的地方，让自己有一个安顿，这才算是和解。“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的死后归宿，正表明庄子否认宇宙之中有任何差强人意的地方可以安顿个人身心。在临终时他仍然保留着对现实世界的冷傲。
庄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关于他的生平活动我们了解太少，无法勾勒出一个哪怕最简单的性格与思想发展轮廓。但是庄子弟子后学所记的若干小故事，还是能使我们看到庄子这个人身上一些重要特点。我想至少如下几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庄子生活很穷苦清贫；第二，在有可能做官和做清客改变生活状况的情形之下，庄子坚持他的清苦的隐者生活；第三，庄子在理论上又赞同一种一切无所谓的游戏态度，与他坚持隐者操守的做法表面上刚好矛盾。这表明庄子思想深处某种不容易说清楚的复杂性。这几个事实，对于我们解读庄子那些辞句跳跃风格奇诡的文章，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注释：
[1]国内学者认为庄子出身贵族，多是从他的思想代表旧贵族没落情绪这一点立论。我的看法与此大致相同，看问题的角度稍异。
[2]《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年轻时从学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归家，家人嘲笑他说：“周人之俗（苏秦乃东周洛阳人），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于是羞愧发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发奋努力的方向当然不会是精神性的沉思。苏秦这样的士人在当时比庄子更有代表性。
[3]钱穆.庄老通辨［M］.台北：三民书局，1971:3.
[4]《庄子》书中记庄子弟子有名有姓的只有一个蔺且，见《山木》篇。
[5]《庄子·列御寇》。
[6]《庄子·山木》。
[7]《庄子·外物》。其中“我且南游吴越之王”一句，陈鼓应依褚伯秀之说，并据《御览》所引改为“我且南游吴越之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752.）
[8]《庄子·秋水》。“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一句，陈鼓应依《后汉书·冯衍传》注引改为“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474.）
[9]《韩非子·显学》曾批评君主礼遇其学无益于尊君治国的杨朱学者。
[10]《公孙龙子·迹府》：“（公孙）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
[1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2]战国时南方楚人称中原为中国，中原人对楚人时亦自称中国。
[13]《庄子·人间世》。
[14]《庄子·山木》。
[15]见本书第三章“游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