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荀子》相通考
昔汪容甫先生作《荀卿子通论》，谓《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贤穆公善胥命，以证卿为公羊春秋之学。又惠定宇《七经古谊》亦引《荀子》周公东征西征之文，以证公羊之说，则《荀子》一书多公羊之大义，彰彰明矣。吾观西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学，然《春秋繁露》一书多美荀卿，则卿必为公羊先师。且东汉何邵公专治公羊学，所作解诂亦多用荀子之文如庄公三十一年传，解诂云，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而荀子亦曰，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其引用《荀子》者一。定四年传，解诂云，礼，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夫婴弓，士卢弓。而荀子亦曰，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夫墨弓，礼也。
其引用荀子者二。隐元年，解诂云，礼，年二十见正而冠。荀子亦曰，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职治，其教至也。义亦相近。其引用《荀子》者三。若宣十五年初税亩传，解诂虽多引班志之文，然与《荀子·王制》篇之文亦多相合。则公羊佚礼多散见于《荀子》书中，昭然无疑。故邵公多引《荀子》以释公羊也。今举荀子用公羊义者凡若干条，试述之如左。
《王制》篇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又曰，尚贤使能，则等位不遗。《君子》篇云，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
案，《公羊传》云，春秋讥世卿，世卿非礼也。故于尹氏卒，则讥之，于崔氏出奔，则贬之，于任叔之子来聘，则书之。皆公羊讥世卿之义。荀子所言咸与公羊相合。
《王制》篇云，桓公劫于鲁庄。
案，此即《公羊传》所记曹沫劫齐桓事。左氏、穀梁二传均未记此事，惟公羊有之。故知荀子之说本于公羊。
《王制》篇云，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过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
案，道不过三代，即公羊存三统之说，法不过后王，近于公羊改制之说。
《王制》篇云，四海之内若一家。又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北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君子》篇云，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
案，此即《公羊传》大一统之义。《公羊传》之言大一统也，必推本于正朝廷，正百官，尤与荀子义合。
《王制》篇云，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
案，公羊僖四年传云，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
注云，此道黜陟之时也。盖周公于用兵之际，兼行黜陟之事，故四方望其来。荀子言周公南征，足补公羊之缺，其事见《吕览·古乐》篇。
《王霸》篇云，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
案，此即《公羊》传讥丘甲，讥税亩，讥用田赋之义。
《君道》篇云，君者何也？能群也。《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案，此即《公羊传》“善卫人立晋”之义。
《正论》篇曰，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又曰，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岁享时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
案，《公羊传》言，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又言，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荀子此言皆与公羊义合。又《王制》篇云，理道之远近而致贡，其义亦同。
《礼论》篇云，郊止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
案，《公羊传》言，天子祭天，诸侯祭土。祭天者即郊天之礼也，祭土者即祭社之礼也。
《礼论》篇云，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案，《公羊传》言，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注云，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余山川凡三十六所。是郊为合祭之典。与荀子义近。
《礼论》篇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案，《公羊传》云，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与荀子同。
《大略》篇云，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
案，《公羊传》云，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与《穀梁传》相同，亦与荀子所言相合。馀见前册。
《大略》篇云，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又曰，亲迎之，道重始也。
案，公羊“纪履緰来逆女”，传云，讥始不亲迎也。又据《五经异义》谓春秋公羊说，自天子至庶人，皆亲迎。则公羊亦重亲迎之礼矣。
《大略》篇云，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案，公羊“秦伯使遂来聘”，传云，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其能变也。荀子之说本于公羊，足证荀子亲见《公羊传》，且确认公羊为说春秋之书矣。
《大略》篇云，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
案，春秋，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公羊传》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公羊以胥命为近正，即以胥命为善也。故荀子言春秋善胥命，其说亦本于公羊。
由是观之，则《荀子》一书多述公羊之义，彰彰可考。故杨倞注《荀子》亦多引《公羊传》之文。如卫侯会公诸条是也特近人之疑此说者，以为荀卿治《春秋》，为穀梁、左氏二家之先师，公羊师说多与穀梁、左氏不同，而卿复杂用其说，似与家法相违。不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交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
试观西汉刘向为《穀梁》之大师，兼通《左氏春秋》，其所著《说苑》一书亦多刺《公羊》之义。如《说苑》云，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意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词。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此之谓也。此非用《公羊》闵二年传之义乎。按闵二年传云，郑弃其师者何，恶其将也，郑伯恶之，高克使之，将逐而不纳，弃师之道也。《繁露·竹林》篇则曰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此。盖轻众二字为《春秋》贬郑伯之原因。《春秋》所以战伐必书，皆为重民命也，盖为国家谋公益而战者则褒之，为人君行私欲而战者则贬之。故孔子言，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而孟子言善战者服上刑，复以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者为古之民贼也。圣人重民之旨，不从此可见乎？不然何以于齐衰复仇则美之，季子偏战则善之乎？《说苑》又云，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
《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重贵本而重立始。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与，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非用隐元年传之义乎？按隐元年传云，元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愚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而《繁露·王道》篇云，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
始也，言本正也。即《说苑》之所本。观《说苑》之说，则正天下之义，不外通公中三字。
《说苑》之所谓不壅蔽，即通也。《说苑》之所谓不失民众，不权势，即公与中也。此圣人之微言而春秋之大义也。观于刘向治穀梁、左氏，而兼采公羊，则荀子兼用公羊之说，夫何疑乎？惜近儒之治公羊者，以为卿治穀梁，为鲁学之大师，多与公羊立异，故于荀子之述公羊者，不复一引，此则拘于班志之说者也，何足以测通儒之学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