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年来，爱默生可谓是国内读书界的热门人物。只要对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爱默生著作稍加统计，便可以看出读者们喜欢爱默生的程度。一个在时空上离我们如此之远的19世纪美国作家，他的文字对今天的国人有何启悟？中国读者为何流连于爱默生那充满魅力的文字？前贤们已给出了许许多多的答案。据说圣雄甘地曾提到，爱默生的文学作品旨在鼓励我们去达成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变化；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反思爱默生时则认定，爱默生不可能被我们所拒，因为拒绝他的思想就是拒绝我们自己！百多年来，爱默生的文学作品在给人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诸多社会面相和人生冷暖。

爱默生不仅为中国大众所青睐，学界对其也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限于外国文学研究，或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汪冷教授的新作《从文学到哲学：爱默生超验主义研究》另辟蹊径，建构了一个爱默生文学与中国道家哲学智慧的跨文化参照，尤其这一研究基于文学却又不限于文学，从文学进入哲学，所以读来更像是一次跨文化的中西哲学对话。

从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文学研究早已越出了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进入了更为深广的跨文化研究。在我看来，所谓跨文化研究，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双重视域，一方面是本土视域，另一方面则是他者视域。就爱默生文学研究来说，先要进入美国19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搞清楚爱默生在其时说了什么和为什么这么说；其次，又要回到中国本土语境，从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出发，思考爱默生与中国可能有的复杂关联。这一进一出其实就是跨文化之“跨”，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般而言，研究外国文学很容易跟着西方学者的话语说。一旦进入西方语境，学者自己的主体性和本土问题意识便会受到抑制，因为无论从材料掌握还是认知理解，西方学者都对西方文学研究占尽天时地利。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外国文学研究常会落入“照着说”的窘境，很难形成跨文化的思想碰撞和深度对话。冯先生认为只“照着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接着说”，说出研究者自己的独特想法，这对爱默生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跨文化研究要求我们回归本土语境，寻找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理解，这就是建构一个本土视域来审视西方作家及其作品。

进一步，“接着说”的意义不只是回归本土来审视他者，一个更高的学术境界是跨越前两者的新视域——“视域的融合”。道理很简单，囿于自我与他者的视角终归还是有其局限性。晚近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跨文化交往的四条基本原则：其一，人们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看其他文化；其二，有些心理学原理是普遍的，有些则具有文化特殊性；其三，一些文化的核心维度有助于我们对跨文化现象的理解；其四，尽管跨文化研究者发现了许多文化差异，但不同文化的共通性要多于差异性。这些原则对于我们理解跨文化研究很有启发，它们既点出了以本土视角来观他者的必然性，也指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同时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道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多于差异性的事实。如果囿于他者和自我的视角，往往很难发现文化间的共通性。因此，将他者与自我的不同视域进行融合，乃是跨文化研究更高的内在要求。用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的话来说，“视域融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视域，它超越了局限性而可纵览全局，把握总体。“视域融合”也是“接着说”的应有之义，是跨文化研究追求的更高学术境界。

汪冷教授的新作在这些方面做足了功夫，她将爱默生的文学作品及其哲思置于跨文化的双重视域和视域融合中加以考量，在中西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发现爱默生文学的思想来源和独特修辞。她的发现独到而新颖，很多判断是建立在确凿理据和深入推证的基础之上的，读来颇有说服力和启迪性。我以为，汪冷在本书中所做的探索性研究，超越了一般的比较文学范式，彰显出跨文化研究的新气象。

是为序。

周　宪

2023年1月29日于金陵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