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人若执着地追问一个问题，历经生活和时间洗礼，不断地在真实存在与知性成长中寻找答案，所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笔者对爱默生的研究始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三年级时的一次文学课。当时担任美国文学课的方慕君老师讲解爱默生散文《自助》时的语气、声音多年来不断地回荡在我耳际，至今清晰如初。我也奇怪为何这次课在我心灵中留下如此持久的印记，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点，这堂课照亮了我的心智，仿佛爱默生的演讲也是对我的激励和启迪。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谁会告诉你“相信你自己，你内心深处的真实的东西具有普遍意义”呢？我当时只是一介冠以南京市高考第三名的天之骄子，但是对自己和世界的经验认识堪称一枚“小白”。

我在直觉上认定了爱默生是一位精神导师，他了解青年人追求知识的片面，了解深度知识不可测量的价值功能，至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如何通过深度联结，获得对自我和世界整体上的新知则是后来的功课。然而我必须承认，大学老师方慕君的这堂课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智慧的种子。这颗种子后来又变成若干追问的问题，爱默生为何如此信奉和高扬人的潜在神性？在他的关键术语“超灵”中究竟综合了多少智能技术和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他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身份重构和身份确立？其实，这些问题关涉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生民族所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新人在面对悠久历史与文化习俗时所思考的问题。而爱默生的魅力在于把个人主义与共同体的价值观置入更大的维度——超验主义的场域重新观看、重新构建以及重新阐释。

1997年至2001年，我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职攻读研究生，师从张冲教授。张教授对我研究爱默生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我的论文从文学向哲学跨越给出了指导性的评语：“跨界研究需要深厚的阅读功底和宽广的视域，在此基础上的批评方显科学说服力。”张老师的指点提醒我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原则：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既然选择研究爱默生超验主义，那么就需要阅读与超验主义关联的大量资料，其研究困难会在深谙自己文化与掌握西方文化的双重视域的融合中得到解决。学术兴趣是破除万难的利器，真正懂得研究细部，提出探究问题，用对合适的研究方法，才能够取得研究成果。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的经历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学术训练。

2007年至2008年，我获得江苏省教育厅留学基金去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系访学一年。其间撰写的研究论文《从道家视角研究爱默生修辞风格》刊载在人文核心杂志《道：比较哲学杂志》2008年第3期。回国之前，我的指导教授Jane Thrill Killer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专题讨论了爱默生综合德国、希腊与中国思想来源的实用价值、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这一年访学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阅读爱默生研究资料使我认识到德国17世纪的莱布尼茨就进行了文化综合与阐释的先期事业，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思想运动都有中国超验思想的身影，这无疑增强了我对中国文化作为宝贵资源再认识的信心；其次，文化互鉴互照使我意识到研究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无异将中国文化宝贵资源纳入世界文化的视野去关照，作为思想源头活水的价值与作为思想生产的价值在文化视域交融中显现互补相济与共生并存的意义。

国内爱默生研究热持续了30多年，其中代表性力作是钱满素教授的《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钱满素在这本书里介绍了爱默生综合运用中国儒家思想来改造西方文化对人性恶的偏见。但是我认为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是发生在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思想运动的延续，在这个思想运动的大框架下理解爱默生思想的实用主义策略与超验主义视角，可以考察到德意志民族思想运动对民族身份的寻找和确立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文化身份的识别与确立的历史进程。中国古典儒道思想的现世超验性与实用包容性为文化身份的寻找与确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因此，本书既探究了新生美国何以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又在研究中加深了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宝贵资源的认识。然而，这一学术抱负大且艰难，只有在深耕细作、持久不懈的追问中才得以实现。在此，我要感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何成洲于2017年4月与12月两次邀请我参加他举办的“文学、言语行为与事件学术研讨会”。我在第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事件与《道德经》”主题发言，在第二次研讨会上作了“论齐泽克事件观”主题发言。正是在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我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蓝江教授，我十分感谢他在哲学概念和资料方面给予的无私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研讨会休息期间，我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杨金才聊天，流露出畏难情绪时，他的一句话“权当为国家做点贡献”点醒了我——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贡献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最后，我要感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导、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周宪给予我新书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为我这本新书作序以及对书名的遴选。

汪　冷

2023年3月21日于南京仙林金陵家天下逸飞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