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爱默生是19世纪初叶美国文化的奠基者。作为开创者，爱默生几乎在所有的作品中都表达了一种“开端”，一种发现的结构，而不是传统。爱默生的使命是将批评用作活跃的思想，他把作品的主题置于一个尽可能宽广也尽可能相关的知识框架内。他相信“起源”是神秘的以及有特权的，而“开端”是人造的、不断得到检视的。为了活跃的思想，爱默生赋予他的“开端”能动的结构：从“起源”到“开端”之间的文化批判运动。爱默生的散文《自助》《历史》《经验》与《圆》都在以这种能动的结构表达人、历史、经验和超验的关系。对于爱默生而言，开端之重要在于它意味着一种选择、立场、态度和思维。

这种象征开端的能动结构赋予爱默生思想一种意趣，一种超验主义的实用主义，即以形式上与操作上的互见方式进行的开端，而超验主义意味着模糊不确定的观点，实用主义意味着参与行动、重新考察和定位方向。这两点的结合使爱默生的作品迷人而又复杂，阅读他的作品仿佛走进了一个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迷宫。爱默生让阅读变成一种激越的行动，一种线性思维的阻断，一种习惯与规则的改变过程，从而实现他的超验主义之火的传递工作。结果，阅读他的作品会经历智能思辨与激情之火、冷静批判与神秘沉思的交替力量的影响。还有修辞风格。适宜演讲的短言警句与似是而非的句子结构交互出现在超验主义哲学的话题中，更显示了爱默生所主张的独特性的开端是一种从本身开启的思想以及写作行动。

爱默生在美国文化中投下了长远的影子。首先，爱默生的文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共同体与读者分享。这种共同体本质上不可视，但是可以通过信仰和忍耐达到一种认识。例如《自助》中迷人而令人费解的句子：“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真实的东西对一切人都真实——这就是天才。”《圆》让共处一体的作者与读者相信一种生长的真理：“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样一个真理：围绕每一个圆可以再画一个圆；自然没有终结，而每一个终结就是一个开端。”爱默生对不可视见的共同体的相信使自己区别于欧洲前辈，如柏拉图、康德、歌德、柯勒律治等。其次，爱默生的写作以迷人与拒斥的双重性吸引并激励读者，阅读的良好感觉与拒绝清晰的解释并存。爱默生发明了一种对反句式使语词行动而不是传递确定意义，例如，“我是自然中的神；我也是墙边上的草”。这种对反句式让处于不同空间的句子产生戏剧张力。戏剧来源于生活，语言反映生活矛盾，正如爱默生在《经验》中坦诚所说：“我知道我在城市所谈论的世界与在农场谈论的世界并不是我思考的世界。”城市、农场与思想世界属于人的双重或多重世界，不属于一个共同空间的世界相互隐没，有的带来绝望，有的带来疯狂。写作呈现不同空间带给自我与自我分离的感觉，爱默生的写作让这种分离的感觉产生自反式冲力，相互转换并且改变语词意义。

爱默生对本土文化创造的方向与道路有着清醒的意识，他对创造的起源和发生的兴趣远大于对继承遗产的兴趣。由于文化创造带有民族性与政治目的，爱默生写作的动机是站在美国立场批判西方传统文化。文化批判的有机原型来自观看，正如斯洛特代克（Sloterdijk）对眼睛与哲思的关系作出的批评，“眼睛是哲学的有机原型。它们的神秘之处在于，不仅能够观看，而且能看到自身在观看。这让它们在身体认知器官中非常突出。哲学思想的大部分事实上只是眼睛的反思，眼睛的辩证法，观看自身在观看。”爱默生的写作涉及观看不可视见的超验之物，实际上是把有限的观看与无限的发生场域结合，忍受并且接受事物转化成新事物的过程。爱默生的写作强调了不可言说的东西的作用，这使得他强调不确定性和过程而不是确定性与结果。

超验主义几乎是爱默生所有作品的主题和方法。然而，这一术语不可界定，因为所言说的东西不可视见，但却是作为构成整体的一个基础部分。超验主义兴起于美国独立之初的文化成长期，显示了超验主义拒斥概念定义的价值。超验方法就是根据物本身的方法观看，并且是重新看或者说第一次看，这一方法的不确定性构成美国文化的基础。传记作家理查森称爱默生思想汇合了中国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印度的宗教教义，以及柏拉图的思想。无疑，美国学界承认爱默生从中国道家借鉴了新的认识路径用以重新阐释传统文化。然而，学者们对爱默生思想中的道学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以传统理性思维方式看待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方法。因此，国外爱默生研究留下了诸多疑难问题有待研究和阐释。一些学者的尖锐问题实际上涉及超验主义中拒斥语言的特性。

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y Cavell）承认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来源于康德的术语，但是认为爱默生从康德理性模式迈出了“不可估量的一大步”。之所以说这一步不可估量，卡维尔意指找不到可测量的位置，换句话说，他认为爱默生“挑战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卡维尔认为不确定性是爱默生挑战哲学的手段，也是构成美国哲学基础的成分。在论证爱默生哲学家身份的说明中，卡维尔比较了爱默生与海德格尔（Heidegger）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发现中国道家思想对于“继续上路，继续思”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宣称爱默生预见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卡维尔对于哲学的非传统方法给出这样的解释：如果哲学承认存在思想有终结之地，哲学也就出让了自主自发的权利。无疑，卡维尔在论证爱默生作为哲学家身份的同时，指出爱默生通过中国道学挑战了传统理性哲学形式，同时承认爱默生通过直觉方法来创造精神自由。卡维尔对爱默生的超验研究发现说明了超验主义的构成成分中的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作用。中国道家的信仰及其能够产生的道路和方法，有着“继续上路，继续思”的价值。当然，超验主义在美国文化奠基的构成成分还有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康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唯心观念论以及玛丽姨妈（Aunt Mary）与斯塔尔（Madame de Staël）夫人女性主义来源等等。本书的研究重点是爱默生如何在文化奠基过程中因信奉“道”的力量而开启思想道路，如何使不同文化强调的理性兼容不悖地融贯一体。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相信人的潜在神圣性，这种超越自我的信念体现了一种非西方的神学观点，正如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声称的，爱默生宗教思想的变化具有革命性意义，即从对“上帝”的信仰转向对自然“神”的信仰。布鲁姆在《现代批评阐释》（2006）中指出：“爱默生思想就是美国思想，其思想的核心是被称为《自助》的美国宗教。”布鲁姆对爱默生的批评包含信仰的两种模式：确定的上帝无限性与不确定的上帝无限对称性。对于爱默生来说，信仰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发生命潜能与天赋才智，这些是来自生命存在的整体道德感而不是语词上的道德概念。这反映了信仰从确定不变的概念向存在整体的延伸道路。

近年来，美国学界开始关注爱默生作品与道家的关联性。理查德·格罗斯曼（Richard Grossman）在《爱默生之道》（2007）前言中声称：“爱默生以一种神秘而卓越的方式发展了类似于《道德经》的世界观与哲学立场，以至于他的全部作品都包含了《道德经》文本的精髓。”遗憾的是，格罗斯曼仅仅停留在把爱默生作品与《道德经》部分章节并置对照，并没有展开学术研究。但是必须承认，《爱默生之道》为本书研究做了预备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默生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逐渐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我国学术界代表性研究力作是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1996）。钱满素论述了爱默生吸收儒家思想中人性善的观念来抵御西方传统文化中人性恶的观念，开启了国内学界对爱默生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现有成果偏重爱默生与儒家的比较研究，较多地关注孔子对爱默生的影响，而对爱默生的反权威与创新精神则没有从道家影响展开深入研究。

本书聚焦于爱默生中晚期主要代表作品，从道家视阈考察爱默生写作手段的机理与功能，指出爱默生对美国文化奠基性的开端是将西方传统文化置入更宽广的知识范围去考察与阐释，即从超验主义的视角考察确定的真理有效性，突出真理与真正经验的关联。这种基于自然生命对既往真理的批判以及新的真理的事件发现，使爱默生思想处于“起源”与“开端”的思辨运动中，而这种不确定朝向未来的观点是针对确定朝向过去的记忆，正是希望与先辈享有同样的创造权利与表达的权利。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术语来自康德的超验观念，然而，正如卡维尔所说，超验主义从康德到爱默生迈出了“不可估量”的一步，这是爱默生超验主义区别于康德思想的关键点。可以估量与不可估量作为两种不同的方法，即数理逻辑的方法与生命核心的方法在爱默生的作品中构成两种开端的模式，互见互照。爱默生借鉴道家整体意识对局部焦点发现、消解或修订的功能，进而实现以生命本体构成方法，拓展并重构思想资源。本书通过中西文化互照互鉴，分析爱默生的逆向思维特点和发生机理；分析其超验主义方法不确定的生态环境，考察处于隐性地位的语言如何抵抗强势地位的语言暴力的生态作用，以及表面语言逻辑受到内在生命逻辑对失真语言的瓦解与真值的追求。

本书的第一章考察了爱默生的修辞风格。语言之所以是爱默生最初的和最终的工具，在于语言对于所表征的事物的妨碍。爱默生散文语言所呈现的不连贯、似是而非和否定的特征根本上是让语言追随自然事物的运动，这使读者难以把握其散文的意义。美国学者朱莉·艾略森（Julie Ellison）、芭芭拉·帕克（Barbara Parker）和劳伦斯·布尔（Laurence Buell）曾经对爱默生的语言风格做过评论，但很少有学者从中国道学角度研究过他的作品。将爱默生和老子进行比较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尽管两者存在差异，但是，他们的作品表现的主题和语言风格有着重要的可比性。其次，关注中国道学思想和语言风格能够帮助解释爱默生思想之所以让西方读者感到困惑，正是因为他运用了不太符合西方人思维习惯的修辞策略。这种散文风格试图通过不连贯、似是而非和否定的修辞手法启发读者，使之通过文本寻找真理，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真理是什么。第一部分对爱默生与老庄在修辞上刻意使用不连贯的哲学可比性进行讨论。第二部分考察了爱默生与老庄似是而非的矛盾修辞策略，促使读者走出狭隘的认识习惯。第三部分考察了爱默生与老庄修辞上的否定策略，目的是促使读者通过放弃固定的思维习惯和教条框框参与构建意义。本章考察结果为：爱默生通过修辞上刻意使用不连贯、似是而非和否定的手法，从而摆脱西方分析思维的束缚，与关联思维结合并从根本上用直觉感悟自然的丰富多样以及自我调适带来的趣味。

第二章考察了爱默生散文《自助》中人与神的关系。美国与中国学界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这篇散文的核心内容做过研究。中国学者钱满素把爱默生信奉人的潜在神性与中国儒家的人性本善进行比较。她认为，爱默生强调了世俗层面而不是宗教层面的超我和个人主义的关系。因此，爱默生把世俗与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爱默生与儒家思想具有共同之处。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评价爱默生对美国宗教改革所做的贡献时说：“爱默生的思想就是美国的思想，而这个思想的核心是被称为‘自助’的美国宗教。”尽管爱默生把神助与自助等同起来，布鲁姆认为自助中自我的根基不是神，而是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的原始深渊——自然。斯坦利·卡维尔发现，散文《自助》中的否定态度隐含着强烈的逆反性。芭芭拉·帕克则分析了《自助》中的自然、本能和直觉与自助的关系。显然，爱默生研究者察觉《自助》把追求道德完善与自然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思想的转向，即向事情本来发生的根源之处的返回。爱默生为什么认为“自助”的根源是自然，而不是“上帝”？这种转向有着怎样的意义和目的？追问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对三个方面的探究：①《自助》中的自我与神的关系；②自助要求放弃狭隘自我，抵达更广泛的自我；③自然作为爱默生探寻真理之路的多重意义。

第三章考察了爱默生的思辨方法。大多数爱默生的研究者都认为，某种意义上，辩证法是爱默生散文结构特点。学者们对于爱默生的辩证思想从不同侧面进行分析，他们仅仅从西方人的思维视角和方法来解释，而不是把他的作品作为永恒的智慧范本来解读。因此，学术界对爱默生辩证思想折射出的复杂性、神秘性以及实用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认识。本章指出爱默生的辩证思想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彼此相依、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一种模式，这是一种能够激活或补充思想的方法。这一章第一部分考察爱默生辩证思想与中国“道”的辩证方法的近似，即注重实践的辩证法的特点。第二部分考察爱默生辩证法的实用性，凸显了作为永恒推动力的中心生命的辩证运动，它具有“比创造优越一点，比知识和思想也优越，所以把它所有的圆都包含进去”的特点。第三部分考察作为“科学中的科学”的辩证法与哲学的关联性，从根源上揭示了辩证法的力量来源与形式关系，以及爱默生的辩证思想方法如何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做了预备工作。

第四章考察了爱默生《斯芬克斯》（Sphinx）一诗所涉及的语言、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斯芬克斯》是爱默生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最初发表的时候，人们难以理解其含义，因为诗的内容晦涩难懂。直至该诗发表60年之后，才有学者开始阐释它的含义。爱默生本人把这首诗摆在1847年诗集的首位。这足以体现该诗在爱默生心目中的位置。从中国道家视角解读这首诗不失为一种尝试，可以帮助理解“斯芬克斯”这个古老谜题。这一章第一部分考察了爱默生通过诗人与斯芬克斯的对话重新考察人的意义。第二部分考察爱默生理解的斯芬克斯之谜中隐含的知识与未知的平行关系，即真理的有限问题。第三部分考察爱默生从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名”与“实”的关系，西方文化“倒名为实”与中国文化强调“名符其实”的观点代表两种文化追求真理的不同路径与方法。本章结论为：爱默生真理观与中国老庄真理观的近似，是其摆脱西方传统思维框架束缚并对西方真理观进行补充的刻意所为，尤其在知与不知、名与实和语言的关系上来阐释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表达了爱默生实用主义审美观。

第五章考察了爱默生经验的多元面相。爱默生把个体经验视作突破西方传统哲学追问普遍意义的场域，因为个体特殊的经验意味着每一刻的感受包含着熟悉与陌生、相同与差异、旧的和新的相互关系。爱默生散文《经验》是标志其思想从早期浪漫的超验主义过渡到中后期实用主义的一个转折点。由特殊到普遍、由当下到永恒是中国哲学探求真理的方法，中国方法结合个体生命经验使真理因富于人道主义而显得真实可信。《经验》一文呈现了超验主义思想从理论与实用主义经验行为的结合，同时体现了爱默生对不同文化的吸收和智慧利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考察东西方对经验的定义；第二部分考察生命经验对于文化批评的重要性；第三部分考察超验的经验与创新的关系。本章考察结果为：爱默生通过超验方法洞见个体深度思想具有普遍意义，认为维护自身天性是实现超越的条件。

第六章考察了怀疑主义的代表人物蒙田。蒙田是爱默生代表人物中的一位特殊者。爱默生花了较多的篇幅说明自己从“萌发”喜爱到“选择他作为怀疑主义代表”，这在其他代表人物的文章中并不多见。爱默生为什么作这样的解释说明？这说明爱默生对蒙田的喜爱不乏几分谨慎。这一章第一部分考察了蒙田独特的文风如何成为爱默生决定选其作为代表人物的原因。第二部分比较蒙田“个人主义”与爱默生“个人主义”观念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及爱默生如何以此作为出发点探索新的超越路径。第三部分通过蒙田“坠马事件”揭示心灵经验无意识的向度，从而为爱默生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第四部分考察了爱默生在寻求信仰之路中吸收中国古典“道”的信仰作为超验思想的可行性。

第七章考察了爱默生新人文宗教信仰。1838年，爱默生在哈佛神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即后来编入卷册的《神学院致词》。爱默生的新神学观念与传统教义相去甚远，因而引起教会愤怒和强烈抗议，从此爱默生被拒绝回母校演讲。《神学院致词》成为爱默生个人以及美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正如劳伦斯·布尔在《文学超验主义》一书中写的：“超验主义史上突出的象征性事件是爱默生在1832年辞去波士顿（一神教）牧师职务，成为宽泛意义上的一名学者。”爱默生在日记中越来越确信这一点：宗教在其源头、本质与显现方面首先是关于人的生命与体验，而不是僵化的经文与仪式对灵感的限制。这一章第一部分考察爱默生《神学院致辞》事件中对宗教改革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爱默生新的信仰来源——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神秘的神学影响。第三部分考察爱默生超越信仰的中国来源。本章考察结果为：爱默生吸收中国自然宗教的超越方法，批判基督教神人分离的教条弱化信仰的原因，为美国宗教改革指出新的救赎之路。

第八章考察了爱默生的历史观。“历史”一词包含西方经典文本以及非历史与超历史的成分。爱默生让“历史”这个词语在多维视域中交汇，从而重新考察历史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历史的贡献，这导致过渡优先于结果。爱默生1841年创作的《历史》运用超验主义的方法理解历史伟人业绩，从而使历史的纵轴收缩为轴心的心灵事件。在这一视域下，阅读历史就构成双向行动。第一部分考察了爱默生历史中的两个要素——灵魂与自然，以及历史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考察了爱默生“同一心灵写历史，同一心灵读历史”的主张中所隐含的超验方法及其在阅读与写作中的想象作用。第三部分考察爱默生以“生命作文本，历史作注疏”的行动策略，揭示这种策略能够使意识焦点从过去向今天的读者转移，并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汇中生成新的意义。第四部分论述爱默生构想未来历史的出发点与可行性。

第九章考察了爱默生散文《圆》中的两种永恒模式以及相互关联。爱默生通过揭示“中心生命”这个“永恒创造者”不断追求完美，预示了一个有生成功能并且涵盖多重意义的开端。卡维尔认为《圆》明显受中国道家影响，因为爱默生相信内部真实的真理引导和激发超过预设的真理，“‘我们的生活遵循这样一条真理：在任何一个圆周外都可以画出另外一个圆。’……懂得如何继续上路是道的思想意象。”问题是东西方两种开端循环模式是否具有兼容性与互补性？爱默生如何在不同开端模式下进行文化批判？本章第一部分考察圆的象征；第二部分考察实体圆的模型；第三部分考察永恒的循环；第四部分考察永恒的创造者“中心生命”否定和开启道路的功能；第三部分考察两种永恒方式的关系和系统模态的实用性与互补性。

第十章考察了爱默生对柏拉图的创意解读。柏拉图是欧洲文明开端的奠基者。爱默生创造性地想象这位古希腊哲人综合欧洲精神与亚洲精神，从而通过想象移植来重新阐释柏拉图，并通过话语重构拥抱欧亚两种思维模式，奠定美国实用主义基础。第一部分考察爱默生对柏拉图欧亚精神的想象阐释。第二部分考察了亚洲概念的含义。第三部分考察了爱默生通过融合两种思维方法获得潜在的自我力量。本章考察结果为：爱默生通过对柏拉图的想象阐释，达到重构目的，从而为美国实用路线奠基。

第十一章考察了超验主义的来源、定义及其对于实用主义的指引作用。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美国文化和传统意识中的重要成分，在于超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激活了人的自主创新意识。然而，爱默生超验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本国历史短暂、资源匮乏的逼促，从而转向德国的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等思想家的唯心观念学习，同时向东方中国的孔子和老子深邃的哲学思想学习。通过超验主义的宽阔视角，通过从自我直觉的体悟和发现，对于涌现出的真理进行选择、决断与重构；通过超验主义的路径和方法进入多元视角与多种策略的实用主义阶段。因此，超验主义者为美国后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本章第一部分考察康德的超验观念如何令爱默生着迷与执着追求。第二部分考察谢林超验理性生机能力如何让爱默生感到真实的同一。第三部分考察柯勒律治的中介影响。第四部分考察爱默生对中国道家的深邃思想感兴趣的原因。第五部分考察超验主义的女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