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路与纸路
爱默生散文语言所呈现的不连贯、似是而非和否定的特征使读者难以把握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这个特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朱莉·艾略森、芭芭拉·帕克和劳伦斯·布尔都曾经对爱默生语言风格做过评论，但从来没有学者从中国道学角度研究过他的作品。对爱默生和老庄进行比较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尽管两者存在差异，但他们的作品表现的主题和语言风格有着重要的可比性。其次，关注中国道学思想和语言风格能够帮助解释爱默生思想之所以让西方读者困惑，正是因为他运用了不太符合西方人思维习惯的修辞策略。这种散文风格试图通过不连贯、似是而非和否定的修辞手法启发读者，使之通过文本寻找真理，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真理是什么。“爱默生刻意使他的哲学思想令人难以捉摸”以及“他有意通过不给结论让读者失望”
，这个事实说明爱默生拒绝把自己纳入西方传统哲学家的行列。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指出爱默生作为直觉哲学家预见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而这两位20世纪的思想家都曾读过老庄哲学，受到过中国道家哲学的影响。本章第一部分对爱默生与老庄修辞上刻意使用不连贯的哲学的可比性进行讨论。第二部分考察爱默生与老庄似是而非的矛盾修辞策略如何促使读者走出狭隘的认识习惯。第三部分考察爱默生与老庄修辞上的否定策略使读者通过放弃固定思维习惯参与构建意义的过程。本章考察结果为：爱默生通过对中国古典道学思想的吸收，修辞上刻意使用不连贯、似是而非和否定的手法，从而摆脱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束缚，与关联思维结合并从根本上用直觉感悟自然而丰富多样的阐释方法。
一、不连贯
读者对爱默生作品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会受到爱默生中心主题——独立、自由——的激励。另一方面，他们为爱默生的语言风格感到困惑。正如芭芭拉·帕克评论所说的：“爱默生竭其所能使阅读他作品的人产生困难，因为他省去了传统文章中的导言和过渡部分，他把散文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和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全部交给读者来解决。”例如，爱默生在散文《圆》里说：“我是自然中的神；我也是墙边上的草。”两句之间没有过渡与解释，从大胆地声称自我具有神的荣耀到卑微地将自我与小草等同，象征着情绪的瞬息变化。一个人的思想怎么会同时产生这两种对立的情绪？对此，评论界往往解释说：爱默生的哲学没有理论系统。这种解释只是在重申他的作品缺乏连贯性，却没有对产生这种修辞现象的原因作出解释。
尽管爱默生的散文带给读者的是勇气与希望，但是要准确地领悟他的文本并非易事。因为爱默生赋予词汇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多变的。这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例如，下面这段引文隐含着“自我”的不同含义：
原初的自我是什么？……追问把我们带到问题的源头，它是天才、美德和生命的源头，我们把它叫作自然或者本能。我们把这个原有的智慧定义为直觉，而所有后来有的智慧都是交学费获得的。分析不能解答这个源头深奥的力量，它是万物的根源。当我们内心宁静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感受到它的存在……
西方读者无法从文本中寻找到原初自我含义的答案。西方学生更熟悉“神是万物的源头”。爱默生把“自然或本能”放在特殊位置，提出信靠自我，超越了读者的期待并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对于那些读者来说，本能意味着某些动物性的东西，自然代表着不负责任，直觉隐含着非理性”。爱默生在解释原初自我的根据时这样说：“这个深奥的力量是人的理性分析无法解释的最终现象。”爱默生的真理观与方法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传统真理观。根据柏拉图的真理观，真理涉及真实存在与表象世界，属于理念范畴，是常在的静态世界。而表象属于感觉世界，它复杂多变，容易朽坏。在西方文化里，自然代表着不可预测的、非理性的、不好的一面，是人控制的对象；理性分析是认识真理最可靠的途径。
爱默生把自然或本能作为超我的终极原因，从而抵制了分析解答对源头深奥力量的封堵。爱默生在《自然》中借用神秘诗人的歌唱直觉说：“我们先是如万物那样参与生命的过程，之后将生命的转化过程视为自然中的表象，忘记我们也曾参与了生命的过程。”对于爱默生的直觉论，芭芭拉·帕克解释说：“对人的本性进行理论定义代表着这种遗忘（我们曾参与生命过程）；因此才出现了这句似是而非的话语——直觉是比意识思维更接近真理的途径。”爱默生强调直觉比逻辑分析更接近真理，十分接近老子思想。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中写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提出道是人与自然的终极原因。道，既可被言说，又不能被言说；道，既是有，又是无，概括了存在与非存在的转化过程，所以不能用固定的名称定义道，也就是说词语不能包含道的完整的含义。
尽管道难以把握，但回到一种直觉认识状态可以帮助人们悟道。老子指出，抛弃主见，包容天地，承载万物，也就明白大道。道，不能够用概念解释，却可以通过虚静自我来洞察道的幽微玄妙。因此，虚静自我就为认识道提供了宽广的视野、最大的认识与反应的灵活度，而概念因为先入为主的意识活动限制了它们。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中描述：“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实际上，虚静自我的过程是逐渐去除概念的自我认识，回到一种直觉认识状态，内心与万物化合玄同，失去的是狭隘的小我，得到的是与自然万物化合玄同的大我。这是个体认识道的审美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对自然大道的信靠，否则，不可能实现、进入大道的境界。
爱默生的原初自我——自然——与道家的道有许多的相似。首先，对于爱默生来说，自然“是人的才能，美德与生命的根源”，自然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实体，而是构成完整的人的根本。既然超我的根源——自然——就在人的生命和思想活动中，信靠自我就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老子认为，道，作为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不是独立于万物存在的实体。道，既是本，也是末，本末同于一体。老子强调道是认识真理的方法。爱默生与老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自然视为万物循环的终极原因，都认为本体与现象不可分割。由此可以看出，爱默生与老子在对待最高真理的认识问题上，纳入了个体的生命参与，强调的是直觉认识的重要性。而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在认识最高真理、追求道德完善时，强调的是个体内部理性与情感的抗争。爱默生强调自然是道德完善的依据，这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强调的二元分离、自我理性与情感抗争的批判。
通过把爱默生的原初自我——自然——与老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明白爱默生的语言缺乏连贯性反映了他的真理观与语言观。在这一点上，爱默生与老子也有许多共同的认识。首先，爱默生与老子都怀疑语言的充分性。爱默生在《自然》一书中写道：“语词是无限思想的有限器官，语词不能涵盖真理的整个范围。语词对真理的完整与丰富性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对语言的局限性也有类似的观点：“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在第二章与第四十三章中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在认识终极真理这点上，爱默生与老子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不作断言意味着承认人对于宇宙认识的局限性。
尽管存在以上提到的相似性，但是爱默生的原初自我——自然与老子的道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老子，道，只能在虚静中见证。对于爱默生，当安静时，凭借虔诚与信靠，人才能感觉到一种更大生命能量的涌动——超我的存在。尽管爱默生与老子都强调宁静是认识最高真理的条件，然而，爱默生仍然使用西方传统的话语——自我。不过，自我在爱默生的眼里只能被感知，不能被分析和把握。如此看来，爱默生的自我概念已经脱离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分离，带有东方传统的整体概念——自我与自然不可分离的综合思维。此外，爱默生运用“上升”来描述接近原初的自我——自然。而老子用“返回”来表达接近道时的状态。“上升”与“返回”代表着东西方两种宇宙观。“上升”意味着从低处向崇高的理想的升华过程，强调自我具有潜在的崇高感。“返”表明回到故乡，回到原来归属之地，意味着道与万物的固有关系。“返”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对立双方朝相反的方向转化。
不连贯是指缺少常规写作中的过渡与衔接。但是，对爱默生而言，真正的过渡与衔接应在读者的生命感悟之中去寻找，这是一种审美连贯。简而言之，爱默生用不连贯来暗示真理是在个体参与中逐渐展示的，而不是直接被揭示。因此，不连贯是爱默生用语言追踪自然的一种修辞策略。
二、似是而非
爱默生的两篇散文《补偿》和《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运用似是而非的语言。比如，在《补偿》中，爱默生将两种不同观点放在一个句子中：“满即为损，损既是满。”爱默生在《圆》中说，“一个人的公正是另一个人的不公；一个人的美是另一个人的丑；一个人的智慧是另一个人的愚蠢。”似是而非也是老子语言特征。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二章中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在第五十八章中，老子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爱默生与老子的似是而非的语言充满着智慧，透露着深奥的思想，展示着自由的心灵姿态。要了解他们二人的隽语，势必先深切透视其思想根源。
根据《韦氏国际英语词典》：似是而非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把一个事理的传统观点和价值与相反对立的观点和价值并置一处；它指看上去矛盾、不符合逻辑，实际上可能隐含了真实性的说法。爱默生与老子的作品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困惑，然而，这是二人刻意所为，目的是让读者放弃逻辑思维，取而代之以直觉思维。因此，似是而非的语言就产生了阅读的内在张力，即读者在困惑与探寻之间的张力。读者时刻意识到语言之间没有连贯性，跳跃式地表达事物。爱默生与老子运用似是而非的语言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困惑、找寻、再思索。
究竟是什么思想使爱默生发展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矛盾论呢？
林语堂认为，爱默生的散文《圆》与老庄有着同样的思想体系——宇宙循环论。
爱默生在《圆》中强调：“自然没有终极，因为终点又是一个新的起点；黑夜之后必有黎明；大洋之下另有深渊。”同样，庄子也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爱默生又说：“自然无定。宇宙是流动的，变幻的，‘永恒’这个词不过是表示程度大小而已。”庄子认为，道之深，像大海一样，反复推送，永无止境，运转万物，永不疲乏。爱默生的宇宙是不朽循环的宇宙；生命呈现交互兴衰现象。用宇宙循环论来检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因为“每个真理的揭示过程蕴含了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在圆形轨道上得以实现的真理”。从宇宙循环论，爱默生发展了一套类似老庄的似是而非的反论。爱默生说：“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有得必有失。”庄子说：“所谓成就是毁，毁就是成。”爱默生说：“贫穷便是福”“事情越糟越妙”。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如何理解这些似是而非的反论？
爱默生认为自然万物不可避免地被双重性平分为两半，因而每一事物都意味着与其相配的另一半的存在，二者合并才是完整的。这是自然的“无所不在”法则。站在认识的更高境界看问题始终看到的是两方面，而不是一面。爱默生的“得”是指财富的增多，“失”是指财富的增多会使欲望增大，烦恼增多，因此失去心灵清静和行动上的自由。爱默生的“有得必有失”与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主要是指人品和处境是两重性，老子的“少”是指一个人不自以为是、谦虚，“得”是指得到别人的肯定。一个人所求甚少，重视内在修养，反而能实现自己价值。反之，一个人不重视修养，要求很多，则会困惑。爱默生所说的“贫穷便是福”“事情越糟越妙”与老子的“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也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放在一起形成矛盾，读上去不可思议，但却隐含着现实中的真理。贫穷通常被视为一件坏事，但是贫穷会激励人改变处境。例如，爱默生认为美国文学界在美国建国初期遇到的是创作题材和手法上的匮缺，是一种贫穷，爱默生将它视为美国文学复兴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贫穷便是福。
此外，爱默生的似是而非反论代表着统一与差异的相对关系。他说：“一个人的公正是另一个人的不公；一个人的美是另一个人的丑；一个人的智慧是另一个人的愚蠢。”由于审美观不同，评价的标准不同，就会有差异。追问爱默生这个反论的意图是什么？他强调的就是价值判断的差异，美与丑、智慧与愚蠢的差异说明：统一建立在多元和差异的基础上，没有差异就没有统一。强调差异实际上是强调变化。爱默生强调变化是永恒的，即便是价值观也应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爱默生说：“一切都在更新、生长和跳跃。为什么要在新的时间里引进破烂和遗物呢？自然界憎恶陈腐。”
老子用美丑为例，来说明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里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才有彼此分辩。彼此以对方为对象来说明自己。从道的高度来看，“彼此”相对应，相互说明。强调一方，言语就有了偏见，就背离了自然大道，这对社会安定和个人的福祉都不利。老子从万物相互关联、相互对立来告诫统治者，在强调社会同一性时，应以保持个性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前提。
爱默生与老子虽然都爱用反论，两人都用自然循环变化来反对社会的限制，但是爱默生强调用试验和创新来代替保守和惰性，老子强调生命的完整性，用顺应自然来反对人为的限制。
似是非而的修辞功能是什么呢？
爱默生和老子都刻意使用似是非而的语言，其目的是制造理解上的困难，产生矛盾与困惑感。反过来，阅读时遇到极大困惑与挫折感又能激发换种思维看问题。当一个读者用心思考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语，他有时候觉得它们好像能够被理解，尔后，转念一想，原先的答案不符合逻辑，之后，所有的答案都试过以后仍然没有结论。此时，读者陷入一种僵局，用任何常规的思维方法都无法打破这种僵局。解释无效，语言丧失功能。然而，这正是似是而非的语言所要制造的效果。
简而言之，似是而非的语言具有解决认识论问题的功能。首先，似是而非违背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基本的逻辑原则——语言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的原则在有效的辩论中排除了可变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宇宙万物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逻辑语言并不能描述这种过程和变化。所以，刻意选择似是而非的语言能够弥补逻辑语言的不足。用老子的话说，正言若反——适当的表达就是运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其次，似是而非的语言把读者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依赖概念和逻辑推理进行认知，而是通过并置相反的观点，形成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状况，刻意制造概念的混乱和意义的差异，使读者用直觉进行认知。因此，运用似是而非的语言挑战了读者认知活动中那些未受质疑的观点，从而使他们从固定概念和传统教条中解放出来。
三、否定
“否定”是爱默生散文《圆》中的又一个明显特征。爱默生认为世界万物遵循着变化和发展规律。用黑格尔的话说：“否定是生命和精神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和灵魂。”圆，作为一种意象，代表着万物辩证运动的深刻含义。用爱默生的话说：“圆是世界之谜最高的象征。”“象征”和“谜”这两个词的语意关系似乎令人费解。“象征”是指一样东西是另一样东西的象征性的意象；而另一样东西是一个“谜”。我们怎样理解爱默生的圆形之谜？芭芭拉·帕克在她的《爱默生的下落》（1982）中对于这个谜给予了解释：“爱默生在散文《圆》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事实上很像研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学者所说的神秘的循环——一种把历史视为由秩序与能量的对立运动所产生的无止境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在爱默生看来，这种对立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与“生命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在圆的隐喻里，思想构成圆的边缘，一种划分范围的界限；生命位于这个圆的中间。爱默生说“开启每一个人的钥匙是他的思想”。而“人生是一个自我进化的圆，从一个无限小的圆环向各个方向爆发，扩展成新的、更大的圆，如此循环往复地辐射出去”。思想与生命的相互运动构成了圆形运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螺旋式的运动。爱默生在散文《圆》中写道：
自然界的每个时刻都是崭新的；过往岁月总是会被吞咽、被遗忘；只有即将来临的时间才是神圣的。除了生活、变迁和奋发的精神，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这段话的核心就是否定。过去被未来淹没，新事物否定旧事物，未确定的将取代确定的，无形的将取代有形的，真理的崇高在新思想面前也变得落后。否定在这里既是爱默生的表述方式，又是事物内在运动的规律。世界既然是永远的循环过程，无论多么短暂，都是一个否定的过程。
老子爱用否定。林语堂说老子爱唱反调，几乎成了怪癖。“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的经典话语。实际上，在《道德经》里，老子主张培养用无的形式洞察世界和真理，而不是通过哲学训练，掌握哲学原理来探索真知。用老子的话说，就是运用无为、无知、无欲、无言来体验真理。庄子将老子的否定话语推向哲学追问的更高层面。庄子在“齐物论”一章运用了大量的否定：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庄子认为，追溯宇宙最高的本质，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无有”。庄子讲“无有”时，是将作为动词的“无有”当作本原来理解的。抽象的“无有”就是一种否定的行动。否定的结果是所有二元对立——在与非在、初始与终结、言说与沉默之间的界线被打破，变得模糊。于是，对立双方不是被区别对待而是被平等看待。这点说明了老庄平等看待万物的宇宙观。
此外，老庄的作品中有时出现的否定之否定并不代表着对立面——肯定，而是否定二元对立概念中的任意一方。老庄思想在宇宙观中并没有预先假定一个有或无，而是认为道既是有也是无，道是有与无的运动。庄子同老子一样，把世界看作自我与他者交互运动的过程。在成为他者的动态过程，我们对阴阳与有无对立双方相互转化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仅仅对能够被言说的“有”给予重视，同时，应该承认和关注不能被言说的动态过程。
爱默生的圆形象征隐含着与老庄同样的否定。爱默生在散文《圆》中说：“我是自然中的神；我也是墙边上的草。”乍一看，两句话代表着情绪的起伏波动，仔细研究，爱默生赋予两句话否定的能动功能。如果把这两句视为一个圆，“我是墙边上的草”是圆的外围，而“自然中的神”则是能动的、创造性的中心。该句话以其结构上的平衡赋予两种情绪平等地位，神与杂草代表着人的崇高与平凡两种感觉。两种感觉相互依存，相互否定，一个半圆中留下的就是虚空，另一个半圆中则是暂时的“有”存在感。
爱默生的散文《圆》隐含的否定类似于道学中的阴阳互相转化。阴阳相互关联、相互否定是致使阴阳转化的永恒的推动力。对于爱默生，圆形运动永恒的推动力是“超越创造，超越了知识与思想，包含所有圆的中心生命”。对于老子来说，阴阳合为一个圆。阳代表着已经形成的、确定的东西，而阴则代表着无形的、未确定的东西。阴阳相生，相互转化。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说：“有无相生也。”假如我们把老子的这个概念运用到爱默生的圆形意象中，就能够理解圆形之谜内在推和拉的张力。爱默生《圆》中的“精神力量”不断画着圆周界线，而圆内的“生命力量”不断打破这些界线。无论是老子的阴阳相生，还是爱默生的圆形运动，他们都强调，否定不仅是修辞手法，更是万物本体内在运动的根源。
对比老庄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爱默生散文《圆》中一段著名的令人费解的自嘲：
我不过是个试验者，不要丝毫拔高我的所作所为，也丝毫不要贬低我不为之事，不要以为我在装模作样地评判是非，其实我对什么都没有定论……我不过是在尝试，不过是个不背历史包袱的、奋斗不息的探索者。
这段话与庄子的有无论极为相似。意识到语言的缺陷，庄子自我解嘲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怀疑言说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言语本无机心，一旦有了机心，就生出是非的名称，因此想再加详辩就不容易了。所以不如除去机心和是非的念头，顺其自然，这样不会背离大道。所以，老庄所说的“言之无益”是指语言容易使人背离大道。老庄不重视不断探索与不断总结的积极作用。尽管爱默生意识到语言不能涵盖整体，但是爱默生既重视表述，同时意识到表述的暂时性，在他看来，不断地探索真理、重新阐释真理就变得十分重要。
否定的修辞意义是什么呢？
作为修辞手段，否定有以下一些功能。首先，否定拒斥了读者熟悉的东西，造成意义上的空缺。正如沃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r）所说：“读者不得不培养一种态度，使自己能够发现否定所指的但还未形成的东西。”因此，由于否定造成熟悉的内容空缺，读者的注意力被高度调动起来。其次，否定干预并打断了常规思维与期待：否定作为积极的能动力量，推动读者构建潜在的、尚未成形的意义作为想象的对象。借助于把否定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来否定自身，爱默生与老子向读者显示了语言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如果语言用来阻断它的内涵，同时又不提供它的外延意义，就变成了纯粹的一种言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默生模糊的语言风格很接近传统中国老庄语言风格。老庄学说同样也以其模糊的特征著称。选择使用不连贯、似是而非、否定等修辞手法不仅是哲学家刻意所为，更重要的是哲学主题的需要。首先，不确定的语言制造了深深的阅读困惑和挫折感，这种感觉能在思想上产生解放与自由。其次，这样的语言技巧打破了我们对于知识的固定概念。在爱默生看来，知，不仅仅包含着知性的理解，而且包含着直觉感悟。尽管爱默生意识到语言的缺陷——言说不能涵盖整体，但是爱默生并不像老庄一样主张言之无益、辩之无益。正是由于爱默生模糊的语言风格导致了美国哲学界一部分人对他的否定。然而，爱默生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位关注生命、有着东方智慧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