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中的细节

在中国古代，铜钱主要用于国内的日常交易，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孔方兄”。可是对于长途、大额，依赖骆驼和马匹的西域贸易来说，携带几百、几千斤的铜钱就太不方便了。因此，这类贸易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金银。顺便提一句，中国古代对日本、东南亚的贸易主要用船，不怕负重，所以还是经常使用铜钱的。

作为货币，金银的需求结构跟铜差不多。它们也都有作为生产物资的用途，金银可以打造首饰、器具，也可以打成箔片，用于包覆部件或者美化雕像，等等。因此每当经济繁荣的时候，金银作为生产物资的用途就会与作为铸币原料的用途争夺有限的原料供给。跟铜钱一样，金块、银块和金银币也不可能做得太小。如果说铜钱的重量下限是4克，那么金银的下限只会更高，所以金银比铜钱对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更敏感，也更容易退出日常交易市场。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位于亚欧大陆两端的汉朝和罗马帝国都达到鼎盛，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络绎不绝。有趣的是，就在这段时间，双方同时出现了金银流出的记载。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估计，罗马帝国每年需要向东方诸国支付价值1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的金银。汉朝的桑弘羊则在《盐铁论》中提出：“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他在书中的立场是为当时的政策辩护：金银乃无用之物，对外支付金银而买入西域有用物资，这种交易是对汉朝有利的，所以不需要改变。

为什么汉朝和罗马都会觉得自己付出了金银？金银到底去哪儿了？现代人可以很轻松地讨论顺差和逆差，那是因为现代海关和中央银行能够严密跟踪各国进出口贸易的发生金额、交易对手和资金属性。然而，无论是老普林尼还是桑弘羊，他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不外乎两条：一是外国商队往来，说明对外贸易繁荣了；二是市场上金银日见紧张，不敷使用。那么把这两个现象串联起来，最直观的结论就是：我们的金银被外国人带走了。

同样是把金银交给外国人，可能是用于进口消费，也可能是为了扩大生意用来周转。这两种资金的属性是不一样的。用现代会计语言来讲，前者属于经常项目，后者属于资本项目。事实上，当汉朝和罗马帝国都认为自己的金银被外国人带走了时，很可能这只是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自然结果。

国际贸易需要占用大量的金银用于在途周转。洲际贸易的路程往返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常常需要手头有足够的金银做本钱。16世纪以前，欧洲流行着一种“重金主义”（bullionism），它的代表政策是限制金银输出。外国商人到本国来做生意，当他们在本国出售商品后，不得携带金银离境，他们必须把金银用于采购本国商品，全部使用完之后才能离开。

如此貔貅般地积累金银，到底有什么好处？现代人好像很难理解这一点。虽然我们很难用国民收入、产出、物价之类的变量来解释，但这确实是一个缺乏历史代入感的例子。不过只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答案还是很明显的。假如罗马国王想要一件中国丝绸做的长袍，那么他手里必须有金银。有金银，那就容易交易，可能5盎司银子就够了，再不行就1盎司金子。可要是没有金银，那就很麻烦，哪怕罗马国王愿意用100头羊或者一整个仓库的小麦来交换，旅行商人可能都不会接受。因为，只有金银才是国际贸易的入场券。

从逻辑上讲，欧洲的重金主义与中国唐宋的钱荒是很相似的，它们都源自金属铸币不足的困扰。只不过欧洲国家小，相互之间争夺金属货币的意图很明确。事实上，从整个欧洲的视角看，这种以邻为壑式的零和博弈并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是覆盖整块大陆的文明系统，局部和暂时的解法并不被认为是解法，所以除了“第三类盗铸”小钱之类的内生尝试之外，国家层面并不试图去争取积累金银。事实上从体量来讲，周边邻国也没有交易对手可供中国争夺。不过，至少宋、明、清三代都是明确禁止铜钱出口的。

重金主义强买强卖的政策过于简单粗暴，效果不好，所以后来欧洲君主们改变方式，重点培养本国的出口产业，让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把金银交出来。这种经过市场化改造的重金主义，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相比于重金主义那种完全的零和博弈，重商主义至少把注意力放到产品上了，这具有促进技术进步的意义。后来人们干脆把重金主义作为重商主义的早期形态，只可惜这名字一改，就把政策的最终目标给弄模糊了。要知道，重商只是手段，重金才是目的。

16～18世纪的英国，是重商主义政策最经典的案例。当时英国扶持的对象是羊毛纺织业。英国有牧场，羊的品种也好，出产的羊毛颇负盛名。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操作。首先，禁止出口本国羊毛、小羊和公羊，以防品种外流。偷运种羊出境的，将被处以严刑。其次，鼓励进口外国羊毛、棉花、亚麻和染料等生产资料，为英国纺织业所用。最后，严防技术外泄，一方面禁止纺织机械出口，另一方面禁止制造业技术工人出国任职。初犯者罚款500英镑，入狱1年。要知道，当年的500英镑可着实不少，一般人被罚500英镑直接就倾家荡产了。

1776年，经济学经典著作《国富论》问世。亚当·斯密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歌颂自由贸易的好处，并且明确表达了对重商主义的排斥态度。不过在笔者看来，驳论文章就像拔草一样，先得摸准对方的逻辑根基，然后一举铲除。如果不首先阐明重商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合理性，那么就无法彻底打倒它。

在笔者看来，《国富论》第一篇第十一章第三节后面的附录里，倒是有一小段话，足以起到“孤篇压倒全唐”的效果。这段话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欧洲物价出现普遍上涨。其中谷物相对于白银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倍。

是的，想要反驳重商主义，这一段话就够了。中国铜钱两千多年反复探索的历史经验证明，金属铸币的存量是有一个合理范围的下限。如果低于这个下限，就会造成钱荒，影响它履行货币的职能，甚至破坏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可是一旦高于这个下限，则会进一步增加金属铸币，它就只能起到通货膨胀、推高物价的效果了。

由此看来，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函数。金属存量低于下限的时候，重商主义是对的，积累金属铸币必须优先进行。“看不见的手”想要发挥作用，首先就得有足够的铸币来维持市场的运转。而当金属存量高于下限的时候，放任自流是对的，因为此时已经没有必要牺牲经济效率来积累金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