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历史性的转折[14]——皖 豫 鲁农村见闻之一

去年从11月下旬到12月底，我们访问了安徽省滁县、六安、阜阳和河南商丘、山东菏泽五个地区的12个县，对联产责任制进行了实地考察。

滁县、六安两个地区位于淮河南岸。过了淮河往北是阜阳地区，再往北直到黄河边，是商丘地区和菏泽地区。黄河、淮河流域这5个地区，总共有3200万人，人口稠密，地势平坦，交通发达，气候温和，粮食、油料、棉花都适宜种植，本来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黄河、淮河为患、旱涝灾害频繁，历史上这一带经常发生饥荒，其中凤阳、阜南、民权、东明等县，更是有名的老灾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治黄、治淮，支援这些地区，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多年来成绩是显著的，必须肯定的。但这一广大地区，除少数县外，贫困落后的面貌并未彻底改变，加以工作上的失误，不少地方种地不养地，越种越薄，沙化碱化，人口大量增加，打的粮食却比过去还少，不得不靠国家的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不能作任何贡献，反而成为国家的一个大包袱。以菏泽地区为例，从1955年到1977年统计，购销相抵，净吃国家供应粮达25.0638亿斤。同一期间，花国家救济款2.0636亿元，无偿投资1.17亿元，免征农业税9688万元，放发农贷7.12亿元，积欠1.3亿元。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国家的包袱重，农民的生活苦。1977年全地区社员从集体分配的口粮平均每人只有300.9斤，集体分配人均只有34.8元，无现金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占70%，这一年农村统销粮1.43亿斤。广大农民辛劳终年不得温饱，年复一年，每况愈下，农民对劳动能有什么心劲？对集体能有什么指望？不少地方每天上工队长沿村叫，社员隔墙瞧，即使到地里“大呼隆”一阵，也是出勤不出力，每年冬春之际，在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线上，成群结队的农民，光身子裹着露出破棉絮的破棉袄，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这种比比皆是的情景，使任何共产党员见了都会感到痛心，感到羞愧！

是黄淮大地养活不了她的儿女吗？不，当年刘邓大军在冀鲁豫战场纵横驰骋的时候，满载军粮的太平车一辆接一辆，绵延十几里望不到头。是基层干部不好好工作吗？不，滁县地区公社书记们开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15]的时候，不少同志说：“一个人无能，两个人无能，难道这么多的公社书记都无能吗？这到底是工作的问题还是政策的问题？”群众的积极性哪里去了？被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不计效果的“大呼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被泛滥成灾的“左”的错误挫伤了，消磨了，吞没了！

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了根本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政策逐步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推广，生产节节上升。特别是那些最穷最困难的地方，1979年搞包产到组，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巨变；1980年搞包产到户，进一步出现了更出人意料的巨变。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走！生产责任制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摆脱贫困的希望，被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迸发出来了。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停滞、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终于有了转机，迅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一个鼓舞人心的转折！

说转折，是因为从此扭转了长期以来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历史，开始有所贡献。这不是少数社队，而是在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变化。滁县地区的定（远）、凤（阳）、嘉（山），是安徽省最穷的10个县中的3个，都是经常要吃供应粮的。1979年开始变化，1980年又迈大步。定远县1980年的粮食总产超过历史最高年，比1979年增长18.8%。油料增长的幅度更大。粮食交售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公路上兴高采烈地挑着担、推着车去粮站卖粮的农民仍然络绎不绝，预计春节前和芒种后还会出现两次高潮。交售的油脂目前已达482万斤，相当于国家下达的三年交售任务。滁县地区1979年开始出现了一批产粮万斤户，1980年有了售粮万斤户了。仅嘉山一个县，售粮万斤以上的就有41户，售粮8000斤以上的76户。其他几个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阜阳地区的阜南县，地处淮河北岸，人口100万，是淮北最穷的县份之一。从土地改革到1978年，购销相抵，28年向国家贡献的粮食，每年每人平均不到1斤。1976年以前，每年还要由国家调进食油5万斤。1980年这个县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却达1.0408亿斤（包括超购、议购）。交售油菜籽1500万斤，相当于13年的油料征购任务。菏泽地区由于年年吃供应粮，被称为“填不满的肚子”，1979年也变了。1980年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加上议购的，目前已达3.52亿斤，其中有1亿多斤大豆。此外还有皮棉194万担，花生1800万斤，芝麻1900万斤。如果不嫌枯燥，类似的数字还可以列举一大串。

这些贫困落后的地区所以能扭转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历史，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是不是因为老天帮了忙呢？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商丘、菏泽两个地区1980年年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得好，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还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安徽的3个地区，涝灾相当重。滁县地区去年的降雨量，比大水灾的1954年还多300多毫米。全区受灾农田面积600多万亩，其中重灾的46万多亩，绝收的20万亩，倒塌房屋3万多间，有三四万人被大水包围。嘉山县县城有的地方可以撒网打鱼。过去遇到这样的大水灾，不知得拉多少火车粮食来救济灾民，而去年却县县增产，县县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第一次实现全区平均人产千斤粮。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长10%，油料增长41%，棉花增长24.4%，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丰收年。

最突出的是农民手里粮多

连续多年的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历史扭转了，广大农村开始由穷变富。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潜力越大，变化越快。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多。请看定、凤、嘉三县万斤粮户的数字：定远6848户，凤阳6540户，嘉山4765户，各占全县总户数的6%—7%。多年来我们经常下乡，还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的粮食。许多社队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没有来得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以至上万斤的粮食、花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我们在一些村子里挨门串户到各家访问，看到大部分家庭的住屋都被一个个粗壮而高大的粮食囤占满了。人们的床铺不得不见缝插针，分别挤在那些粮囤的夹缝里。有的农民风趣地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有些人口多的社员粮食在屋里放不下，只好用草席在院里搭起临时粮食囤。我们访问了许多所谓“冒尖队”和“冒尖户”。凤阳县紧靠津浦路边，有个生产队叫雁塘头，过去流传着一首民谣：“雁塘头，雁塘头，磙子一停就外流。”全村15户人家，有14户几乎年年秋收不久，就扒上火车到外地逃荒要饭。全队在一般年景也要吃国家1万多斤救济粮。1979年实行了大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全队的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3.2万斤猛增到10.3万斤，第一次向国家作出了贡献。1980年改为以户为单位的大包干，多数人买了耕牛开垦荒地，全队粮食产量又一跃达到22.8万斤。其中有两户各收获2万斤以上。有8户各收获1万多斤。吴凤岐是这个“冒尖队”里的“冒尖户”，全家10口人，3个劳动力，去年从承包的土地中收获了3.32万斤粮食，2000斤花生。光他这一家的粮食就超过1978年这个生产队全队的总产量。吴凤岐已经卖给国家1.4万斤粮，仅他这一户交售的粮食，就超过了全生产队全年征购任务的一倍以上。雁塘头的民谣变了：“雁塘头、雁塘头，如今吃喝不用愁。”

定远县耿巷公社有个红岗大队，过去是安徽省有名的“学大寨”先进单位。“四人帮”横行时期，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带领大批工作队员在这里蹲点，每年给吃900吨化肥的“偏饭”，结果每斤稻谷的成本不包括社员的劳动工分部分，还高达7分6厘，社员除去分得有限的口粮，现金分配只好靠国家贷款来解决。1980年实行了包产到户，不仅每斤粮食的成本下降了2/3，而且产量大大提高。1980年在这个465户社员的大队里，有300个万斤粮户，占全大队总户数的60%以上。这个大队的三槐生产队共有32户社员，去年除两户单身汉各收了3000斤粮食外，其他30户都成了万斤户。

包产到户后农民手里粮食多还通过集市贸易反映出来。我们路经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肥西县山南区集市，粮食花生摆得满街满巷，价格大都低于国家粮站的议价。山南区委书记告诉我们，全区去年粮食征购任务是2400万斤，截至12月初粮站已经收进3689万斤。但是我们看到粮站门口等待卖粮的农民依然排成长龙。许多农民抱怨粮站收购人员太少，以至不得不在大街半天半天地排队等候。有人担心包产到户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没保证。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包产到户面大的县比一般县征购任务完成得更好。安徽省1980年完成征购任务的头两名不是别的县，而是凤阳和肥西。

吃、穿、用变成用、穿、吃

粮食多了，农民的经济收入高了，生活也随之得到明显的改善。过去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主要是忙于搞吃的，现在除去自己吃的，有了可供出售的粮食、油料、棉花和其他农产品。山东省最贫困的东明县，长期以来由于吃粮靠国家供应，每年人均分配只有20多元，而1980年向国家交售了6000多万斤黄豆，全县平均每人126斤。仅这一项所得的款，就大大超过往年的全部收入。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广大农民有了安排劳动的自主权，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自由。有了自由，加上有了粮食，就能促进家庭副业的大发展。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都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定远县流传一首歌颂包产到户的民谣：“草成堆，粮满仓，鹅成群，鸭满塘，小鸡出笼排成行，肥猪长成小牛样。”由于家庭副业迅猛发展，经济收入迅速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已由吃、穿、用的次序，变为用、穿、吃。他们最羡慕的是三大件。我们一路到处看到听到的是：买自行车的多，买缝纫机的多，买半导体收音机的更多。戴手表的也不稀罕了，社员的储蓄额大幅度增加，农民的食物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滁县地区、六安地区一些农村，许多社员房檐下都挂着很多腌鹅、腌鸭。过去黄淮地区许多地方农民的粮食多年来都是以红薯干子为主。群众编的顺口溜说：“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现在农民的食物构成变化了，从过去的以红薯干子为主，变成以麦、稻和杂粮为主，大部分地方红薯干子大部分已经成为喂猪的饲料和制作粉条的原料了，顺口溜变成了“白面条子黄面馍，红薯干子吃不着。”肉和蛋自食的部分也增加了，黄淮地区特别是淮河两岸，山少，石头少，砖瓦少，农民居住条件特别差，到处是光线阴暗的泥巴草屋，有的连门窗都是用泥巴和秸秆糊起来的，屋里坐的，睡人的，放东西的，也几乎一律是用泥做的，很少见到木头。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下一个大的奋斗目标就是盖房子。尽管变化有大有小，发展很不平衡，但是这个趋势极为明显。目前，大量的泥巴草屋之中，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砖瓦房，十分明亮，惹人喜爱。有的墙还是土墙，屋顶的草已换成了新瓦。足以使农民自豪的三大件，虽不能家家齐全，多数有了一件或两件。贫穷还没有过去，痕迹随处可见，而富裕已经开始，正在大步迈进，并必将跨越互相交错的阶段而占领整个农村。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大大改善

在一切令人振奋的变化中，最深刻也最重要的变化是，人的精神面貌变了，群众和党的关系和干部的关系以及群众互相间的关系都大大改善了。过去集体经济没有办好，广大农民在痛苦中挣扎，在失望中等待，心里有气，对党有意见，对干部的态度非常冷淡。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告诉我们，他秋后每次下乡进村碰到农民，第一句话常是：“同志，购粮证什么时候下来？”第二句话常是：“今年能不能少给点红薯干？”其他的话再没有了，然后哭丧着脸走开。1977年冬天，定、凤、嘉地区灾情严重，阴历腊月二十八，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带着一批粮食深入农村进行生产救灾工作。他和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了前王生产队，大部分社员已经外流，只剩很少几个妇女、小孩，群众情绪低落，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挽起袖子帮助群众掘地，累得满头大汗，把锹把都折断了，仍然没有人理睬他们，只有几个小孩围着他们看笑话。两年之后，情况完全变了。农民们念念不忘“政策带来了丰收粮”，农村中到处洋溢着对党的感激之情。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际物质利益，从而大大改善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农民们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喜形于色，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着信心。许多基层干部告诉我们，过去处理不完的民事纠纷，也大大减少了。定远县吴圩过去逢集总有人吵嘴打架，打得难解难分，告到公社来的，每月至少有七八起。1980年包产到户，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产，吵嘴打架、闹纠纷的事少了，小偷小摸的事也少了。包产到户能增产，这是人们容易想到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之后，社会秩序安定了，团结互助增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种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又出现了。

任何形式的责任制都是有条件的，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适用，不能在一切条件下适用。但对贫困落后地区来说，包产到户确实比别的形式更为适用，增产效果更为显著。一路上耳闻目睹的变化，使我们如此激动，使我们热切地盼望把自己看到的也告诉别人，最好让他们也亲自到这里来看一看，分享一下广大农民的欢乐。

（198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