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道里的胜景
——记波斯语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先生
谨以此文献给恩师八十华诞。
人生之路漫漫，其间有着许多茅草丛生、貌似没什么值得一看风景的岔口。人多投之以藐视或不屑的眼光，然后向着自以为的阳光大道急急奔去。然而，一些人在无意中踏上某个岔路口，走进去，殊不知迎接自己的却是人生的另一条康庄大道，有着另一番的绚丽风景。
1956年，二十五岁的张鸿年先生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当时尚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国家需要大量俄语翻译人才。年轻的张鸿年先生踌躇满志，准备在俄语讲坛上大展宏图，让俄语人才桃李满天下。岂知，命运之神却将他推向了一个岔路口。1957年秋天，季羡林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波斯语言文学专业，并招收第一届学生。当时虽然通过苏联的关系，请有三位伊朗的波斯语专家来教学，但因他们不懂中文，又没有懂波斯语的中国教师从中沟通，教学工作难以进行。因三位伊朗专家精通俄语，他们以俄语作为工作语言，来讲授波斯语。就这样，优秀的年轻俄语教师张鸿年先生从俄语系暂时借调到东语系，担任波斯语教学课堂翻译，借期一年。一同借调到波斯语专业任课堂翻译的还有另一位年轻俄语教师。课堂翻译工作之外，还要帮助伊朗专家做很多诸如打印、复写讲义之类的杂活、累活，比起课堂教授俄语来，显得“毫无意义”。并且，波斯语的字母、语音、语法体系与俄语大相径庭，翻译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年轻教师觉得“没意思”，便申请回到俄语系去了。面对“没意思”的工作，先生却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坚持“暂时”留在波斯语的课堂上。
张鸿年先生
由于波斯语专业招收的首届学生主要是国家重要机关部门的调干生，都有自己原来的本职工作，面对“天书”一般的波斯语，学习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被调动起来，学生日渐稀少，伊朗专家便“强迫”张鸿年先生跟着一起学习波斯语。面对伊朗专家的“强迫”，张鸿年先生再次选择了服从，强打起精神来学习一门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语言，既当课堂翻译又当学生。回忆当年的情景，先生说：“连字母都分不清，根本听不懂。勉强学。”紧跟着，1958年，波斯语专业又招了第二届学生，主要是为外交部培养翻译人才，学员主要是从各高校英语专业已修完两年的学生中挑选而来。一年的借调期满了，先生本来可以选择回到俄语系。但这时的他已经“粗通”波斯语，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来任波斯语课堂教学翻译。面对组织的需要，先生又一次选择了服从。先生回忆说，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十分繁杂，身兼数职。课堂上，他既是课堂翻译，又是学生。课下，他又是勤杂工，帮助外籍专家备课，把外籍专家写的波斯语讲义，配上俄语释义，然后打印，送印刷厂，再上印刷厂取，分发给学生。甚至，还要照料三位外籍专家购买生活用品之类的日常琐事。对于当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做这些工作这样的问题，先生坚决否认“积极主动”这样的赞语，他说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内心想法。
1960年，首届波斯语专业的学员学习期满，包括张鸿年先生在内只有五名学员坚持到最后毕业。其中，三名学员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单位，另一人留在北大从事政务工作。同年，波斯语专业招收第三届学生。这是通过高考，正式招生的学生。这时，东语系面临两届（1958、1960届）波斯语专业学生的教学工作谁来承担的迫切问题。张鸿年先生因为完整学习了三年的波斯语课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他“被迫”留在东语系任教，并正式成为波斯语专业的中方教师，即我国第一位波斯语教师。当我们后辈波斯语专业学生都把张鸿年先生奉为中国波斯语的开山鼻祖之时，先生坚决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只是被安排进了波斯语专业。用现今的流行说法，他是“被波斯语”了。先生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这其中体现的是先生一贯低调、谦虚、淡泊的做人风格。倘若我们翻查北大东语系的有关档案资料，在波斯语专业首届学生名单中不会找到张鸿年先生的名字，因为他不是该届“正式”招收的学生。
暂时的借调成了永久的留任，这是张鸿年先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先生坦陈，一开始对从事波斯语教学研究工作完全没有兴趣，可以说是被“强迫”着拐进了这个岔道。被正式留任东语系之后的头几个月，先生精神上十分痛苦，在自我兴趣与服从组织安排之间挣扎徘徊。北大外文楼（东语系楼）到俄文楼之间的林荫路，先生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终于，有一天，张鸿年先生鼓起勇气去找系主任季羡林先生，说自己不想搞波斯语，想回俄语系。季先生把张鸿年先生狠狠批评了一通，说波斯文明那么灿烂悠久，完全值得一个人去为她付出，并且波斯语和俄语可以两不误。作为后辈晚生的张鸿年先生，面对季先生的“狠尅”，只好放弃回俄语系的念头。
既然回不了俄语系，张鸿年先生便索性静下心，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的心态去做波斯语教学工作。但是，面对俄罗斯文学的崇高，面对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一大批金光闪闪的名字，东方文学有什么？波斯文学有什么？先生内心的郁结依然难以解开：“那个时候自己不了解，不知道，便认为波斯文学是空白，没啥可搞的。觉得前途暗淡，内心很自卑。”这个时候，中国杰出的回族学者马坚先生给了张鸿年先生很大的鼓励。张鸿年先生与马坚先生的夫人是北大俄语系的同班同学，因此两家很熟悉，来往比较多。张鸿年先生时不时地上马坚先生家坐坐，发发牢骚，倾泻内心的苦闷。马坚先生精通阿拉伯语，对阿拉伯文化文学有很深的了解，其《古兰经》中译本是中国的权威版本。同时，马坚先生对波斯文化文学也有比较多的了解。他和风细雨般地给张鸿年先生讲，波斯文学不是“空白”，而是一位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正是需要人去发掘。马坚先生的鼓励，让张鸿年先生真正安下心来，从事波斯语教学工作。
学习冷门外语，一定要通晓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才能激发出热爱之情，才能把外语学好。倘若对对象国毫不了解，只是单纯学外语，则很难激发出学习的热情。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很难让知识分子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从事学术翻译研究工作。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波斯语教学工作基本上仅仅停留在单纯教授语言的层面，即使涉及波斯文学，也只是浮光掠影式的简单皮毛介绍。没有深刻的认知，就很难有真情实感的热爱。“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教学，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对波斯文学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先生梳理自己那个年代对波斯文学的情感时如是说。
“文革”结束，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百花吐艳的春天。知识分子们从“运动”中回归，逐步各就各位。张鸿年先生也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积极、主动去了解、认知波斯文学，编写了比较详尽的《波斯文学史》课程讲义，对波斯文学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1982年，波斯语专业在文革之后第一次招生，笔者有幸成为此届学生之一。此届学生都是经过全国高考，严格选拔而来。在教学课程设置方面，较之于文革中、文革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大幅度增加了“波斯文学”这门专业课的课时。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张鸿年先生不断深入挖掘波斯文学，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也正是有赖于先生的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教诲，笔者对于波斯文学才有了执着的热爱，并经过五年本科学习之后，报考了先生的波斯文学硕士研究生，继承先生的衣钵，工作在波斯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岗位上。
真正第一次拨动张鸿年先生心弦的波斯文学作品是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的四行诗（又音译为“鲁拜”或“柔巴依”）。海亚姆的四行诗是在伊朗之外拥有最多译本的波斯诗集，1859年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将其四行诗翻译介绍到欧洲，并在欧洲获得很高的声誉，继而遍传世界。海亚姆的四行诗内容十分博大精深，上天入地，追问生命，叩问死亡，抨击时政，富于深刻的人生哲理。“有人想凭理智钻透事理的珍珠，滔滔不绝地解释什么是真主。但谁也未曾洞悉个中奥秘，始而喋喋不休，继而长眠入土。”“啊，朋友，拿一杯葡萄酒为我提神，让我琥珀色的脸上泛出宝石般的红晕。我死后请用葡萄酒给我洗身，再用葡萄木为我做一副灵榇。”当张鸿年先生读着这样富于哲理的豪迈诗篇，内心深为震撼。继而深入了解，才知，在二十世纪初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次翻译浪潮中，波斯文学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1982届波斯语专业师生合影，后排中间最高者为张鸿年先生，前排右三女生为笔者
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最早由胡适选译自英语，发表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然后，郭沫若根据英国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翻译了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发表在《创造》1922年第1卷第3期，此后在多种刊物上转载，并出单行本，还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出版社一再加印再版。波斯著名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片段），最早由伍实翻译介绍进中国，发表在《文学》1934年第3卷第5号。朱湘的《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是国内第一部涉及面较广的波斯文学译著，其中选译了海亚姆、鲁米（莫拉维）、萨迪、哈菲兹的若干诗歌。中国的前辈先贤们早在世纪之初，就千方百计通过别的语言译介波斯文学，充分说明了伊朗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长期的深厚文化积淀使得其文学十分繁荣丰富，也充分说明了波斯文学在世界古典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鸿年先生深刻认识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接过前辈先贤们的火炬，薪火相传下去，把波斯文学——这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由此，在教学之余，先生开始翻译海亚姆四行诗。由于海亚姆四行诗流传版本很多，每种版本所选的诗歌都不尽相同，并且还掺杂着不少伪托之作，因此表面上看翻译量不大，实际所做的工作非常繁杂。先生翻译的海亚姆四行诗以《波斯哲理诗》的书名在1991年10月由文津出版社以简装本和精装本两种形式同时出版。
几乎是在翻译海亚姆四行诗的同时，另一部波斯文学作品也深深打动了张鸿年先生。这就是内扎米·甘贾维（1141—1209）长篇叙事诗《蕾莉与马杰农》。内扎米是波斯杰出的叙事诗诗人，创作了五部长篇叙事诗：《秘密宝库》、《霍斯陆与西琳》、《蕾莉与马杰农》、《七美图》、《亚历山大记》，合称《五卷书》（音译“海米塞”）。内扎米的《五卷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发了相当持久的“五卷书”模仿热，波及中亚和北印度、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半岛等广大地区，对突厥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卷书》之一的《蕾莉与马杰农》取材于西亚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蕾莉与马杰农各属不同的部族，两人因同窗共读而相爱，但遭到各自家族的反对，被强行拆散。在绵绵不断的痛苦相思中，马杰农渐渐丧失理智而疯狂。蕾莉抑郁而死，马杰农哭坟，不久也随之死去。这一爱情故事与我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有不少相似之处，因而让先生格外动容。他一气呵成，翻译完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社于1984年8月出版。现在，当我们读到马杰农在蕾莉坟前痛哭的诗句：“啊，你这明媚的鲜花被秋风摧残，你匆匆离去，未及把世界顾盼。你怎能忍受这黄土的折磨，漆黑的九泉日月如何度过？何处再去寻你那迷人的红痣一颗，哪里去找你那鹿一般的眉眼两个？……”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祝英台在梁山伯坟前哭泣的情景。
紧接着，先生又翻译了波斯伟大的人道主义诗人萨迪（1208—1292）的《蔷薇园》和《果园》。萨迪倡导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仁爱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孔子提倡的“仁爱”思想有相通之处。萨迪把“仁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创作了融散文、韵文、诗歌为一体的《蔷薇园》和长篇叙事诗集《果园》，这两部作品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他最著名的诗歌来概括：“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染全身。为人不恤他人苦，活在世上枉称人。”这首诗可以说是萨迪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现作为座右铭悬挂在联合国总部，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行为准则。萨迪的著作《蔷薇园》和《果园》在伊朗民众中影响十分深远，萨迪本人也因此受到伊朗人民的深深爱戴，被尊为伊朗人民精神生活的导师，对伊朗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具有潜移默化和根深蒂固的影响。《蔷薇园》在中国穆斯林中也影响很大，早在十四世纪就成为中国清真寺学堂中的必读文学经典之一。1947年，中国穆斯林学者王敬斋翻译了《蔷薇园》，译名《真境花园》，由牛街清真书局出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水建馥译自英文的萨迪的《蔷薇园》。倘若放在当下经典重译的热潮中，张鸿年先生直接译自波斯语原文的《蔷薇园》的出版应当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当时大概因“资源重复”，未能及时出版，一直到2002年才正式出版。先生翻译的《果园》在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列王记》手稿插图
与此同时，先生的《波斯文学史》这部讲稿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补充修改，于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经过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增补12万余字，于2003年9月由昆仑出版社再版。此专著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波斯文学从上古时期到现代时期的文学状况，是国内学界从事波斯文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和东方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教科书。在对波斯文学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先生组织翻译了《波斯古代诗选》，1995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精选了21位杰出的中世纪波斯语诗人的优秀之作，还囊括了上古时期的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和英雄叙事诗《缅怀扎利尔》的片段选章，可谓精华荟萃。《波斯古代诗选》与《波斯文学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中国读者了解波斯文学全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张鸿年先生从博大精深的波斯文学中，找到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优势，认识到阿拉伯—波斯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推动力之一。以前的自卑心理，一扫而空。的确如此，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成为世界的强势文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此当前国内学术界在对东西方的影响研究中，完全侧重于西方文化和文学对东方各国的影响。但是，倘若我们把眼光投向十九世纪之前，会发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并成熟的。在漫长的中世纪末期，当西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之际，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上台进行文化上的铺垫和舆论准备，他们看到了个性张扬的古希腊文化，于是主张复兴古希腊文化以反对教权至上的中世纪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掀开了西方历史的新篇章。
在古希腊文化被漫长的中世纪阻断了近一千年之后，西方人恰恰是从东方文化（主要是阿拉伯—波斯文化）中重新获得古希腊文化的。比如，波斯大哲学家伊本西纳（即阿维森纳，980—1037）因在其哲学著作中替西欧人保留了大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思想，被誉为“点燃了欧洲文艺复兴火炬之人”。波斯的宗教、哲学、文化、文学每每让欧洲的精英知识分子颇为受益。法国启蒙运动领袖孟德斯鸠深谙波斯文化与文学，这在其著作《波斯人信札》中有大量反映。波斯著名抒情诗人哈菲兹（1327—1390）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诗歌传到欧洲，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张扬个性自由为旨归的主流思想契合，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歌德读了哈菲兹的诗集后，激情勃发，创作了《东西诗集》，还专门作诗献给哈菲兹。恩格斯也在著作中多次谈到哈菲兹，说：“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能从原作中领略到哈菲兹诗歌的优美，说明恩格斯的波斯语水平相当高。其他诸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等许多大诗人和黑格尔、尼采、丹纳等哲学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哈菲兹有过赞誉。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多处论及哈菲兹，说哈菲兹的许多诗歌“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黑格尔还对波斯神秘主义诗歌思想有精辟的论述，说以大思想家莫拉维（即鲁米，1207—1273）为代表的波斯神秘主义诗人们“从自己的特殊存在中解放出来，把自己沉没到永恒的绝对里”。尼采则从更古老的波斯宗教哲学中获取灵感，托古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即琐罗亚斯德）之名来发表自己的哲学“如是说”。谈及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先生深有感触地说：“由于我自己学过俄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也有一定的了解，后来拐弯，搞波斯文学，打开了眼界，对东西方文化有了比较通透的认知，认识到东西文化交流应当是互动的，不应该把东西方截然割裂开来。”
“点燃了欧洲文艺复兴火炬”的波斯文化，也点燃了张鸿年先生心中的火炬，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波斯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中，开始着手翻译伊朗伟大的民族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卷帙浩繁的史诗《列王纪》。该史诗描写了伊朗萨珊王朝灭亡（651）以前历代帝王的文治武功和神话历史传说，为伊朗伊斯兰化前的历史大唱赞歌，歌颂了不屈不挠的伊朗民族精神。全书充满了激昂的爱国主义思想，震撼人心，场面恢弘壮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伟大的伊朗民族英雄史诗。《列王纪》全书长达12万联，翻译工程浩大，张鸿年先生深感一人之力难及，便邀好友宋丕方先生（1958届波斯语专业学生）联袂翻译。《列王纪》的翻译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1991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鸿年先生翻译的《列王纪选》，2000年8月译林出版社“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又出版了张鸿年、宋丕方二位先生共同翻译的《列王纪》的一部分《列王纪——勇士鲁斯坦姆》，整部史诗的全译本在2002年问世。在翻译的同时，先生还潜心于《列王纪》的相关研究，其专著《〈列王纪〉研究》于2009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专著对《列王纪》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是我国波斯文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现在也从事波斯文学翻译研究工作，深知其中的艰辛，问及先生：“在您的翻译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东西——任何事、人、物、心绪——是什么？”先生沉思良久，回答说：“借助第二、第三种语言作参考是很有必要的。”问及原因，先生说：“我们的波斯语底子不深，周围几乎没有相应的外语环境（这一点跟英语等强势语种有很大的不同），身边没有伊朗专家，遇到问题，难以找到可以请教之人。因此，参考第二、第三语言就很有必要，很多问题或豁然开朗，或迎刃而解。正是有了俄译本和英译本作参照和参考，《列王纪》的翻译才能顺利完成。”先生的朴素回答，让作为学生的我深为动容。同时，也体悟到之前季羡林先生批评张鸿年先生“不安心工作”时，说“波斯语和俄语可以两不误”，这其中所蕴含的真谛。
在翻译《列王纪》的同时，张鸿年先生主持了“波斯经典文库丛书”的翻译工作。该丛书可谓中国波斯文学翻译的巅峰之作，由张鸿年、宋丕方、邢秉顺、穆宏燕、张晖、元文琪、王一丹七人共同翻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丛书共18卷，包括：《列王纪全集》六卷（张鸿年、宋丕方译）、《哈菲兹抒情诗全集》两卷、《玛斯纳维全集》六卷、《鲁达基诗集》、《鲁拜集》（张鸿年译）、《蔷薇园》（张鸿年译）、《果园》（张鸿年译）。该丛书在伊朗和中国获得了多项大奖，其中在伊朗所获的“第十届国际图书奖大奖”由伊朗总统哈塔米先生亲自颁奖。2002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伊朗时，将该丛书作为文化国礼赠送给伊朗总统哈塔米，两国领导人共同在该丛书上签名留念。签名本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永久象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伊朗国家图书馆。伊朗政府和文化界盛赞中国波斯文学学者在翻译介绍波斯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推出如此大规模“波斯经典文库丛书”的国家，对促进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具有重大意义。这其中，张鸿年先生功及泰山。
张鸿年先生著译作品
之后，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两次因骨折长期卧床，一次病重，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仍辛勤劳作，笔耕不辍。2005年6月，译著《四类英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7年4月，译著《波斯故事》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9月，译著《波斯帝国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10月，译著《伊朗文化及其世界影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问及先生，这一生从事波斯文学翻译研究有何心得时，先生很朴实地说：“搞波斯文学，得到不少‘好处’，比当年的俄语同班同学更早评上副教授和教授。”是啊，当俄语同班同学在已经被人家挖得遍地开花的土地上，费力地寻找一块可以供自己开垦的土地之时，张鸿年先生则举着锄头，随便往哪儿挖，都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只要努力耕耘，定会大大丰收。张鸿年先生因倾其毕生之力，将绚丽的波斯文学“蔷薇园”、富饶的波斯文化“果园”展示给了中国读者，由此获得了崇高的荣誉：
1992年获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波斯语研究中心文学奖
1998年获伊朗阿夫沙尔基金会第六届文史奖（国家级奖）
2000年伊朗总统哈塔米授予“中伊文化交流杰出学者奖”
2003年获伊朗伊斯兰文化教育指导部“中伊文化交流突出贡献奖”
2004年获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奖
2005年入选伊朗国际文化交流名人堂
当问及先生从事波斯文学翻译研究的心路历程，先生概括曰：偶然—幸运—热爱—献身。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1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