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竹科学园区

为了引进资金和人才，促进台湾地区工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在日后被誉为当地“经济发展建筑师”“科技教父”“信息工业舵手”的李国鼎的推动下，由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和“科学委员会”共同筹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于1980年12月15日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力推的加工出口区均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增加就业和赚取外汇为主要目标。而新竹科学工业园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依托于“引进—消化—出口”的高技术、外向型工业园区。

之所以选择在新竹办科学工业园区，是因为新竹靠近“工研院”、台湾交通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李国鼎希望这些科研机构能够帮助新竹园区成长为“亚洲硅谷”，就像斯坦福大学催生硅谷一样。需要说明的是，地区要发展高科技，仅靠一个“工研院”是绝对不够的，几所大学后来在半导体人才的供应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人对9家台湾芯片制造大厂的领导人的学历做过统计，对于17位董事长或总经理，中国台湾地区3所大学的贡献是21人次，美国贡献最多的斯坦福大学仅有3人次（有些人就读过其中两所甚至三所大学）。在与微电子元件相关的权威性国际期刊与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竟然来自台湾交通大学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如果没有本地大学培养的半导体人才，引进的先进技术不可能那么容易地落地或被吸收和消化，台湾地区也不可能追上乃至超越国际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水平。

台湾当局给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许多优惠政策，如5年免税、外资同等待遇、低息贷款等。园内企业进口机器和原料都不用付关税，商品如在本地销售，也可减免货物税，这里相当于一个自由贸易区。园区预先建造了许多标准厂房，还可提供电脑设备、精密仪器甚至汽车租赁服务，企业人士拎包入驻即可。园区管理局设立单一窗口办公，简化入驻手续。园区给入驻厂商的员工提供各种生活便利，甚至为外商子女开办了双语学校。总之，园区着力打造一个美式的“小环境”，以吸引已经西化的华裔人才归来。新竹科学工业园后来成为祖国大陆在各地建设科学园的最佳范本，李国鼎的经济管理思想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成立，标志着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始进入技术发展阶段，这也是从传统经济转入现代经济的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是，在孙运璇最初给园区命名时，其全名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但不久后“工业”二字就消失了。新竹园区的定位聚焦在“科学”，而不是发展一般的工业产业。

新竹园区以信息电子产业为发展的重心，其中半导体是重中之重。新竹园区半导体产业成功的一大要素是群聚效应。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的资金来源以民间资本为主，半导体厂商的规模普遍较小。很多小厂商虽然只能在半导体产业链中选一个小环节来开展业务，但却在各自的领域取得很好的发展，它们既能在某个细分市场做到全球顶尖水平，彼此之间又能互为最佳合作伙伴并寻求结成战略联盟的机会。这些半导体厂商几乎都集中在新竹园区，形成了很强的整体竞争优势。中国台湾又承接了美国电脑厂商的大量OEM（代工）订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基地之一，对内存等电脑相关半导体产品的需求量很大。电脑生产业与集中在新竹园区的半导体产业构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帮助新竹园区茁壮成长起来。全世界想学硅谷的科学园区很多，新竹园区恐怕是学得最成功的一个。

新竹园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海归人员创立的企业及本土资本为主导。根据“资策会”1997年的统计，在新竹园区245家企业中，有202家属于台湾地区，其中又有97家由海外学人创立，非台资公司仅占17%。以本土人员和资本为主导，确保新竹园区可以自己实现技术积累，不依附于跨国公司，这样才有利于本土高科技产业的长期发展。[9]要知道，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家用电器时代，外资密布中国台湾。到了电脑产业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外资几乎全跑光了。这是因为，外资原本在中国台湾的研发投入就微不足道，一旦当地不再有廉价劳动力，外资当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如果像新竹园这样以当地技术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园区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台湾“拉美化”几乎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