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监本

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奏请校定经典，雕摹流行，是为后世监本之始。《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随部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汉乾祐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板，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九经》书、《五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册府元龟》同，按《玉海》：“广顺三年六月十一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又：“景德二年九月，国子监言《尚书》《孝经》《论语》《尔雅》四经字体讹缺，请以李鹗本别雕。”原注：“鹗字是广顺三年书。”与《册府》《会要》所载又多数种。【眉批】《道德真经广圣义》，任知玄刻之，起武成己巳，终永平癸酉，共成四百六十馀板，布衣道士王洞虚再刻之于宋初。洞虚有《再雕道德经广圣义疏后序》。知玄撰《广圣义印板后序》题“永平三年太岁癸酉二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云“方今天皇御历，〔德〕日新，声教恢弘，英风振古。顾惟盛作宜播盛时，盖章轴既多，卒难缮写，知玄遂月抽职俸，旋赁良工，雕刻印文，成四百六十馀板，永镇龙兴大观，随缘印造流行。”自长兴至此历四朝唐、晋、汉、周。七主唐明宗长兴、后帝清泰，晋高祖天福、出帝开运，汉高祖天福、隐帝乾祐，周太祖广建。二十四年而成，《册府元龟》载敏进书表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镂。幸遇圣朝，克终盛世，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校《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按此书未成，宋监续之[1]。五代兵戈扰攘，日不暇给，而经籍之传甚广，亦足多矣。田敏主持其事，人谓其擅用卖书钱千万，请下吏讯。载《册府元龟》。可见板本初行，人皆喜其轻便，流通甚广，盖大有功于文教也。《册府元龟》谓：“印板《九经》流行，儒官数多是非，掇拾舛误，讼于执政。”亦可见定本之难。然后来翻刻，转相沿误。长兴校勘究为精良，至其摹印之工，更为后来所不及，洪迈《容斋随笔》：“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周广顺三年癸丑五年雕造《九经》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列宰相李穀、范质，判监田敏等衔名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时所镌，其字体亦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祐方毕工，殊不逮前。”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五：“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馀，仅存《仪礼》也。”今传蜀大字本《尔雅》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鹗不作锷[2]。自中原板荡，南渡以后，传本已稀，故家往往有之，学者已不易见，周公谨弁阳藏书，以失去天福本为恨；陈振孙宰城南日，得古京本《五经文字》一卷，急著于录：可见其珍重也。敦煌石室有《金刚经》刻本，题“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廷）〔延〕美”，五代雕本之存于今者，惟见此耳。

[1] 此下原另起“五代刻本之精”一节，复删并。

[2] 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二作“李锷”，参见《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监本”节、《中国雕板源流考》“官本”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