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大西洋的跨越》讲述了美国历史上枢纽时代的故事。在19世纪末期和20 世纪初期，作为农业和商业社会的美国几乎一夜之间转变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新消费品的生产以让人震惊的速度发展，与此同时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风险大幅度增加，新兴大城市的规模和负担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日益明显。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男男女女都感受到新经济秩序的承诺和日常生活遭到冲击的挤压。中产阶级中间弥漫着让人不安的焦虑，他们担心在几乎没有约束的工业资本主义压力下，社会纽带将分崩离析。这些情形如今在世界许多地区重现，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感受尤为强烈。
美国进步改革人士的反应是要寻求和创建一系列多样化的体制措施，来消解工业化对劳动、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压力。其中有些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新的责任，其他措施比如农业合作社或者都市住房项目，是为了复兴自决的公民生活的活力。进步人士的想法并不系统，而且常常很天真，但是其实际改革活动和理想涵盖的范围使他们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那些用来平衡美国公众需要和私有市场行为的保护和补偿措施，大部分都源于进步人士的工作。
《大西洋的跨越》的特殊性在于向读者表明从1890年代到“新政”结束这一时期，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如何充分地沉浸在改革工程和思想的世界里，这些思想传播到美国之外很远的地方。美国人是海外社会政策的借鉴者和修改者，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缓解经济急速变革过程中的紧张关系。他们认为美国是经受同样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磨难的更大国家群体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大西洋的跨越》是现在所谓的历史学“国际转向”的先锋之作。我们开始认识到，就连政治史也超越了国家范围。方案、思想和政策经常跨越地方、区域和国家边界而流动，由社会运动、机构、网络和个人发起者携带。《大西洋的跨越》聚焦于美国进步人士与西欧相应人士形成的纽带，但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一图景是与当时全球其他许多地方的类似纽带并存的。拉丁美洲的改革者之间的联系，他们与欧洲、美国进步人士的联系，形成了跨越南大西洋的纽带。欧洲国家彼此之间也有合作密切的政策措施研究和交流。在此期间，类似的图景也在太平洋两岸展开。思想和政策的传输总是包含着改造，没有什么是完全照搬而不经修改就适应原有机构、传统和条件的。但是，不充分考虑思想和政策的跨国传输，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世界。
如今，在21世纪初期，社会政策的跨国网络已经司空见惯。改善全球卫生条件、减轻贫困、调整贸易不平衡，以及帮助地球本身防御气候变化灾害和资源枯竭恶果的运动，经常将目标和政策建议在全球传播。民族国家政策传统仍在延续，有时还很强硬。21世纪初的跨国政策网络在全球的影响并不均等，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不过，跨国改革运动现在运作的语境与一个世纪前进步改革人士帮助形成的世界有两点重要的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进步人士多种多样的改革兴趣相互竞争，而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政策制订者的方案更为偏重理论。对我们当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来说，各国机构和各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区别对于政策设计大体上是不相干的。一个总体政策选择在所有地方都是最佳的：开放贸易、解除经济管制、市场自由运行。他们对于一条全球性康庄大道的信仰，正好映射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版之后那个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信仰——他们已共同使得那种世界观的一些成分在美国和广大地区恢复了实际效力。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工程及其促进的经济全球化之成效本身，也在当今全球范围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应。英国的脱欧运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经济政策，世界各地对于自由开放贸易是否普遍有利的新怀疑，以及民族主义者对于难民和移民工人的怨恨，等等，都显示出全球政治中一种内向封闭的强大反潮流。现在最刺耳的声音公然敌视境外地区的经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民族“例外主义”的主张越来越顽固。民族主义及其对立面——新自由主义——交互加强。
本书描述的进步改革人士的工作与以上二者都不同。他们没有低估政治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没有幻想一套政策建议适合所有人和所有情形。他们相信，世界就像是一个可能有用的经验的巨大仓库，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学习。他们考虑的不是普遍适用的原则和理论，而是实际的榜样和有用的实例。他们的世界性体现在求知欲，体现在热切地满世界搜寻与本国相似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富有创造力地将境外借来的办法改造应用于当地和本国情况。
这些信念的继承者在21世纪依然发挥着作用，试图在商品市场力量和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机构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他们努力理解和减轻贫困的苦难，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医疗、教育、体面生活条件方面的困难。《大西洋的跨越》描述的进步人士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第一个伟大时代中，范围广泛地跨越国界寻求社会改革措施的努力，不仅仅是过去的一章。它对于当今依然能提供至关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丹尼尔·罗杰斯
2021年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