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喜欢揭发丑闻的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回忆1890年代在芝加哥实习新闻写作时的心态说：“美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吗？如果有，我对这个世界的现实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一点儿欧洲的历史，从前国王的暴政、贵族的荒谬、封建战争的徒劳无益等，让人高兴的是，美国摆脱了这一切，自豪地踏入《人权法案》和《独立宣言》的启蒙时代。我是一个真正的‘地球中心论’的美国人。”[1]

在这样深刻的地方主义面前，很难抗拒会心的微笑。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严肃读者都本能地知道贝克那时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国家存在于相互的历史网络中。即使最孤立的民族国家也是半渗透性的容器，受到来自远离国界的力量的冲刷。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只能在其无法完全控制的世界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如果说世界历史的力量的复杂性给所有国家留下烙印，那么对于美国这样一开始是作为其他国家帝国计划前哨基地的国家，烙印就更深刻。从欧洲人在北美洲建立最早的定居点起，大西洋对于新移民与其说是天然屏障，倒不如说是保持联系的生命线——是人员、货物、思想和理想运输的海上通道。作为欧洲人贸易的重要前哨基地和吸引欧洲资本的磁铁，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是北大西洋经济体的一部分，脱离它则无法被理解。

把四个洲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世界体系是通过贸易和人员（无论是作为奴隶还是自由人）交流来完成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世界市场促成了大型港口城市和内陆工厂城镇的格局，也造就或者毁掉了种棉花的南部和种麦子的西部的命运。在造就了莎士比亚、司各特、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的土地上，图书和作家也在北大西洋经济体内传播，带来的是时尚、口味和观念，有时候还有强大社会运动的种子。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从波哥大到柏林的更大政治变革的组成部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工会运动、女性运动等也都是跨越国界的事件。把20世纪后期美国的命运与全球市场和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的网络，只不过在细节上显得新鲜而已；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一直就是美国历史持久的条件。

如果说这些是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的事实，历史写作却常常不能跟上历史自身规律的要求。纠缠于公民教育的简单化关系，各国的历史描写都吸收了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专注于民族差异问题，倾向于具体描述各自国家的独特文化、独特历史、“特殊道路”（Sonderweg）、例外主义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从事实上和定义上说）都是独特的，这样的工作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最坏处说，结果造成了历史中能够展现民族国家可渗透性的连接点被砍掉（而超越国界的力量恰恰在这些地方做了最重要的工作）。叙述部分也常常缩减到国家范围内，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为历史分析的囚笼。[2]

社会政治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有关进步思想和新政政治的研究层出不穷。对激进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成本进行限制——关于当时这一社会冲动的根源，美国一些最好的历史著作找到了研究焦点。为了与重大事件相称，人们使用了大范围解释来理解它。因此在美国，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已经被追溯到异常迅速的工业化冲击、19世纪中期美国国家和社会的薄弱与扩张的本质、衰落的中产阶级的地位焦虑、专家和专门人才精英新群体的科学抱负、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母性主义、下层农民和工人的要求、上层工业资本家对一种比资本主义竞争所能创造的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需要等。但是正如贝克指出的，没有说出口的“地球中心论”是统辖一切内容的框架。

虽然这些解释很常见，但是它们没有指出当时每个熟悉这些问题的人所知道的情况：美国社会政治的重构是北大西洋世界的政治运动和思想的组成部分，贸易与资本主义已经把这个世界联结在一起。这不是休眠于意识最深处的抽象的现实。深入了解当时席卷美国和工业化的欧洲的大辩论（关于大城市生活的问题和苦难、工人工作安全感的缺乏、乡村生活的落后或者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等），人们不由得卷入改革思想、政策和立法手段等跨越国界的滚滚洪流中。曾经有一段时期，伦敦东区和纽约市下东区，匹兹堡、埃森（德国西部城市）和伯明翰这些“黑乡”，以及巴黎、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大学辩论和法官讨论，构成了一个共同指涉的世界。

从1870年首批美国学生赶上19世纪末叶德国大学攻击自由放任经济之风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动乱，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历史中一个较独特的阶段，有待于历史著作的充分挖掘。之前半个世纪的政治踏着更内敛的鼓点进行。民主国家的形成一直是19世纪早期和中期美国的核心政治规划，从杰克逊时代到林肯时代，那些还有一只眼在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国人，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世界民主运动的先驱者。

1945年后，美国突然发现它横跨在一个自己的全球体系之上，例外主义主题又全盘杀回来了。1990年代的美国，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世界社会政治方法的专家比从前更多了，但是在日常的美国政治辩论中，人们对其他国家政策的了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国外的陌生人与我们无关，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没有用。用马克斯·韦伯在谈到早期新教徒时的话来说，美国处于它领导的世界之内，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它的经验和命运从本质上说是个例外。比尔·克林顿追求历史地位之举——1993—1994年的全民健康保险辩论，重新弹起战后例外主义的老调。在对加拿大敷衍性地颔首后，民主党人认为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不适用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本质，所以扔到一边，要创造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健康保险体系。而共和党人则严厉批评这些努力的“美国色彩”不够充分。

相对而言，18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年确实是不同的。在19世纪早期的民主信心和20世纪后期的狂妄自大之间，人们开始辨认出一个特殊时刻，美国政治敞开胸怀热情拥抱外国模式和外来思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大西洋经济体形成了（对许多有战略思想的美国人来说）一个提供有用和有趣实验的世界市场。这些年美国的城市政治家可以根据格拉斯哥的经验评估城市公交车的利弊，欧洲社会保险体系的运行可供广受公众关注的调查委员会研究，英国和德国的某些模范城市吸引了世界各地社会进步人士的目光，简而言之，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都是新闻。

社会政治方面的大西洋时代的形成，取决于美国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某些欧洲国家一整套机构上的新联系。而建立这些联系需要新型的中间人，最终要求思想上的转变，一种共处于比美国更大的历史力量之中的认识：暂时收起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命运割裂开来的自信心。具有全球眼光的进步人士反对鼓吹美国独特思想和政治的推销员，他们在一百多个战场作战。在他们的胜利和失败中，在试图与其他地方的进步思想和运动建立联系的努力中，以及那些努力引起的斗争中，他们的事业影响了这个时代，其影响力之大是那些陶醉在美国进步政治独特性的传统观点中的人未曾理解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试图沿着这些中间人在大西洋两岸之间织出的部分联系线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就像这些故事一样，描述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领域内来回移动。英国和德国是美国人最初的海外模范和对手，但是他们的借鉴常常涉足更远。我所称的北大西洋经济体大概是从柏林延伸到旧金山的更宽泛的地域。

结果并不是普遍理解的意义上的欧美比较史。比较史的关键是差异。通过掩盖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把历史偶然性的过程冻结成为理想类型，再列举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特征，这种对比的方法能够清楚地显示两者的差异。[3]在这个领域工作，人们必然要大量使用这种对比工作的最好成果。但是最后，正是因为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工业化国家间的联系——在同样的经济力量面前的脆弱性、密切研究对方的经验和政策实验等，让他们在政策选择上的差别具有了历史学上的意义。罗伯特·凯利的告诫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认真考虑“几个国家内类似运动的出现，像相同地层裸露于地表的岩石，由共同的思想和社会影响生成”。[4]大西洋时代社会政治的根源不在民族国家的容器内，也不在假设的“欧洲”或者同样是假设的“美国”内，而在于它们之间的世界。从相互联系开始讨论可以收益良多。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塑造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代，其中美国社会政治通过竞争和交流的网络与欧洲社会政治辩论和尝试结合在一起。不过，试图摆脱差别问题是愚蠢的。像所有政治体一样，美国是不同的。它的国家结构与欧洲对手们的情况不同，它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倾向，它的利益结构不同，它的历史是独特的。在面对如此多重因素决定的一系列差别时，困难在于说明这些差别实际上造成了什么样的不同。

对于这些目的来说，具有世界眼光的进步人士试图在大西洋网络间交流的建议和政策，形成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很罕见的实验室。每个进口措施都必须加以处理，从养老保险到获补贴的工人住房，从城市规划到农村重建。有些措施在输入美国时面临的困难相对少些。有些中途就夭折了。更多的情况是被修改，这种“美国化”留下了它们在引进过程中遭遇的力量和环境的确切痕迹。跟随从外国模式到国内结果的这些过程，我们往往可以证实某些预测，也可以发现令人吃惊的意外发展。

最后，简要谈一下政治中的思想观点。[5]本书中的核心主人公很少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热切地关心各种问题和思想。对于某一类政治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来说，在开始的时候，这就足以使其产生某种本能的不愉快。传统的政治分析努力开辟所谓结果分析的道路，其势力范围是立法过程及对其施加影响的许多利益和政治优势要求。这种强调不无充分理由，但是政治过程比结果宽广得多。人们还必须要询问议题是如何进入政治主流中的，问题是如何被确定下来的，议题被纳入了什么样的框架内，等等。

传统观点常常满足于相对来说缺乏反思的功能主义。不管议题是难以忍受的贫穷、混乱的都市交通，还是让人窒息的垄断，议题本身最终被想象为驱动政治引擎前进。它转变为危机后，会因其紧迫性而强行进入政治议程——有时候通过公共舆论的协商，有时候通过利益团体，有时候通过社会运动。从问题进入政治领域起，到利益团体和政治的强大力量消除它为止，那些有“思想”的人可以发挥短暂的作用，提供替代方案或者解决办法。但是，因为从本质上说，立法结果总是不同于最初的设计，而且常常比预期混乱得多，那些只是通过言论或者建议参与竞争的人几乎总是被归入失败者的行列中。

然而这并非政治的真实世界。正如约翰·金顿敏锐地观察到的，思想和问题、解决办法和潜在危机彼此特别独立地在政治河流中流淌。[6]由于来源众多，这些要素的未来前景取决于相互发现。正如一个政治观点只有在成功具备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时候才能成为政治上可行的议题一样，问题只有在具备了政治上可以想象到的解决办法时才能具有政治意义。解决办法的制订者不是到最后一刻才进来采取行动的。这些人在创始时就在跟前，把悲剧性的而又无法克服的情形转变为政治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确定了立法者和执行者最终可以运作的领域。

正是思想观点的这种确定议题的作用，给19世纪末期那个突然打开的新世界（各种可转移的社会经验和可借用的政策模式）带来了政治后果。18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并非在问题的海洋中游泳，至少并不比生活在1870年代经济崩溃和内战后种族调解时代的美国人问题更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们在突然增多的解决方案的海洋中游泳，其中大量是通过大西洋的联系而带来的。庞大数量的外来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剥去了经济学“规律”的必然性。它们帮助政策制定者绕过很多的政治死胡同。用同样的方式来回顾新政，把它放在跨国模式和多样化影响的洪流中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意料不到的新特征。

这些构成了本书的中心问题：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时代是怎么形成的；是如何维持下来的；越过国界的联系网造成了什么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选择；回顾过去，美国与它最亲密的经济伙伴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相似性和差异？本书关注了贯穿北大西洋经济体的事件和过程，包括近的和远的背景，包括政治活动和思想观念。这些章节组成了试图改变经典美国历史的框架和边界的一个实验。

像所有的重新设定框架一样，它的目标是制造困难，使采用古老熟悉的方式观看熟悉的图画更加困难。沿着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政治道路，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一个基本上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里国家之间相互借鉴、模仿、改变和适应。在跨越大西洋的进步时代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一个几乎已经丢失了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