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Ⅱ(1757—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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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 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

1759年

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

伊曼努尔·康德

借此同时公布

下学期的讲座

1759年10月7日

李秋零 译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库尔德·拉斯维茨

这部作品用于康德1759—1760年冬季学期讲演的邀请。主题的选择与关于乐观主义和诸世界中的最好世界的争执有联系,这场争执因柏林科学院(1753年)为1755年提出的有奖征答题“征求对蒲柏体系的考察:‘一切皆善’这个命题的内容”而变得特别活跃。课题的提出,尤其是奖金颁发给A.F.赖因哈德的论文(参见《康德全集》,第Ⅱ卷,31页),招致了各种各样的反对作品,其中就也有门德尔松的、莱辛的、瓦泽的和维兰德的(A.哈纳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历史》,第Ⅰ卷,404页以下)。对于这些作品,1759年10月又增添了3部作品,其中2部以丹尼尔·魏曼[1]为作者,1部以康德为作者。10月6日,魏曼以一篇答辩论文《论非最好的世界》取得大学执教资格。10月5日,康德把他自己的作品递交审查,它发表的日期是10月7日。对此,魏曼撰写了一部新的作品:《答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它于10月13日呈交审查当局,于10月14日发表,出版商全都是哥尼斯贝格的J.F.德里斯特。

最后所说的这部作品的标题和内容清楚地表明,魏曼相信必须把康德的作品视为对他的答辩论文的一种攻击。但是,他的观点并不与实际的进程相一致,康德在1759年10月28日致林德奈的一封未刊印的信[2]中描述了这个进程[3]:“这里,学术界最近冒出一个暴发户。魏曼硕士试图用一篇写得相当混乱和无法理解的反乐观主义的答辩论文,来庆贺他初次登上黑尔夫丁[4]的小丑也同样占有的这个舞台。由于他那种尽人皆知的骄矜态度,我拒绝对他提出反驳,但在他答辩的次日,我让人散发了一份提纲,贝伦斯先生会把它连同另一些短文一起交给您。在这份提纲中,我为乐观主义作了简短的辩护。我是针对克鲁修斯的,没有考虑魏曼。但他依然大动肝火。到了星期日,他发表了一个印张,其中针对我的所谓攻击,他为自己作了辩解。我手头还没有这个印张,以后会给您寄去的,其中完全是一派骄矜、歪曲,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公众对此自有公断,而且,与一个独眼巨人斗拳也是一种明显的不体面行为,甚至仅仅为了省下在他的辩解出笼时就已被人忘却的一个印张,都要求我采取最体面的方式,即用沉默来回答。这就是我们的大事,使我们这些小人物感到惊奇的是,外面已经不再谈论这件事了。”这段信同时说明了在魏曼那里那种错误的理解为什么能够产生的根据。康德在他的作品中与克鲁修斯争辩,而魏曼却与克鲁修斯紧密相连;因此,他可能把针对克鲁修斯的攻击与他自己联系起来。

刊印:1.《伊曼努尔·康德的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他同时借此预告他明年的讲演》,哥尼斯贝格,1759年10月7日,约翰·弗里德里希·德里斯特刊印。

2.《伊曼努尔·康德杂文集》,第Ⅳ卷,351~361页,哥尼斯贝格,1807。

自从人们对上帝有一个恰当的概念以来,也许没有任何思想比认为他在选择时只选择最好的这种思想更自然的了。如果人们在谈到亚历山大时说,他认为只要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就等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那么,关于所有存在者中那个最仁慈、最强大的存在者,可以用一种无限更大的正确性来说这些话。当莱布尼茨说,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上帝在他自身之外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是可能创造的最好的东西时,他认为自己由此也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相反,新东西仅仅在于运用,以便鉴于人们就恶的起源而制造的困难,砍开那个如此难以解开的死结。一个如此简单、如此自然、人们如此经常说出的,以致最终变得平庸并且使那些鉴赏力精巧的人们感到厌烦的思想,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住自己的声誉。这样一来,与大众想法一致,维护一个如此容易证明的原理,又有什么光彩呢?难以理解的谬误对于自负来说是一种刺激,而自负则很喜欢感觉到自己的强大。相比之下,明显的真理变得如此简单,被一种如此平凡的知性所认识,以至于它们的境遇最终就像那些一旦从下等人口中唱出就令人无法忍受的曲调。总而言之,人们之所以高度评价某些认识,经常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来说要花费点力气。人们并不喜欢廉价的真理。因此,人们认为,断言上帝之所以愿意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比在他控制下的其他世界更好,而是因为他就愿意这样做,这首先是不同凡响的,其次是悦耳动听的,最后是正确无误的。我谦恭地问:永恒者,比起较好者来说,你为什么更愿意要较坏者呢?而人们借至高无上者之口回答说:我喜欢这样,而这就够了。

如今,我有点鲁莽地提出一些说明,它们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对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争议作出判断。也许我的听众先生们将认为,它们有益于在其联系中更好地理解我就此题目在课堂上所作的报告。因此,我就此开始推论。

如果不能设想有一个世界,在它之上再也不能设想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最高的理智就不可能认识所有可能的世界。如今后件是错误的,那么,前件也是错误的。因此,大前提的正确性说明,如果我在谈到每一个人们仅仅就一个世界而形成的个别理念时都可以说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表象是可能的,那么,在谈到神的理智中的众多世界的所有理念时也可以说这些话。因此,比上帝所认识的所有世界还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上帝并不具有对所有可能世界的认识。我认为,小前提将得到任何具有正统信仰的人的承认。我由此推论,断言不能设想一个世界,在它之上不可能设想一个更好的世界,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断言一个在它之上不能设想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世界是可能的,这都是错误的。虽然由此并不能得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必有一个是最完善的世界。因为如果这些世界中有两个或者多个世界在完善性方面相同,那么,尽管不能设想一个比这两个中的一个更好的世界,却也没有一个是最好的世界,因为两个世界好的程度是同样的。

为了能够进行这第二个推论,我开始着手进行以下的考察。我觉得,这种考察是新颖的。请允许我首先把一个事物的绝对完善性[5](如果人们不带有自身的任何意图来考察它的话)置入实在性的程度之中。在这个前提条件中,大多数哲人的规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我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个概念是有道理的。现在我断言,实在性与实在性不能被作为实在性区别开来。因为如果诸事物彼此有别,那么,这是由于那种在一事物中存在而在另一事物中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如果实在性被作为实在性来考察,那么,它们中的任何一种特征就都是积极的。如果这些实在性作为实在性而彼此有别,那么,就必然有某种积极的东西在一种实在性中存在,而在另一种实在性中却不存在,在一种实在性中就可以设想某种消极的东西,这种实在性由此而同其他实在性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作为实在性而互相比较,但这正是所要求的。因此,实在性与实在性相互之间仅仅是通过与二者中的某一个相联系的否定、阙如、界限而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不是就其性质(qualitate),而是就其大小(gradu)来说的。

因此,如果事物彼此之间有区别,那么,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通过它们的实在性的程度区别开来的。有区别的事物从来不能具有同样程度的实在性。因此,绝不可能有两个有区别的世界具有同样程度的实在性。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两个世界同样好、同样完善。赖因哈德[6]先生在他关于乐观主义的获奖文章中说,一个世界也许具有各种实在性的总和,但它所具有的却是与其他世界所具有的不同的实在性,因此,有各种不同的世界,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完善性。然而,他在这一思想上的失误是,似乎具有同等程度的实在性,却可以在其性质(qualitate)上彼此不同。因为再说一遍,如果人们假定它们是这样的,那么,在一个世界中存在的某种东西就将在另一个世界中不存在,因而它们将是通过A与非A的规定相互区别开来,其中的一个始终是真正的否定,因而它们也就是通过否定的界限和程度,但却不是通过自己的性质区别开来的。因为否定决不能被算做一种实在性的质,而是否定限制着实在性,决定着实在性的程度。这一考察是抽象的,也许还需要再作一些阐释,但我把它留待其他机会再作。

我们已经非常透彻地了解到,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有一个世界是最完善的,既没有一个世界在优越性上超过它,也没有另一个世界能够与它媲美。至于这是否就是现实的世界,我们很快就会予以考察。现在我们想尝试把讨论过的东西弄得更清楚些。

有一些量,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让人再设想出一个更大的量。所有数字中的最大数字,所有运动中的最快运动,就是这样一种量。即便是神的理智也设想不出它们,因为它们是骗人的概念(notiones deceptrices)。就它们来说,似乎人们通过它们想象出某种东西,但事实上它们什么也不表现。于是,乐观主义的反对者们[7]就说,所有世界中的一个最完善的世界就像所有数字中的最大数字一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就像可以给一个数字中单位的总和添加其他单位,但每次都不会产生某种最大的东西一样,人们同样可以给一个世界中的实在性的总和添加许许多多的实在性。

这里且不说人们没有理由可以把一个事物的实在性与较小实在性相比的程度看做是一个与其单位相比较的数字,为了指出所援引的事例不大合适,我只诉诸以下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有最大的数字,但却可能有最大程度的实在性,它就存在于上帝之中。请看人们在这里为什么错误地使用数字概念的最主要理由。一个最大的有限数字的概念是不折不扣的复多的一个抽象概念。复多是有限的,但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考虑给它添加许多东西,却不会使它不再是有限的。在复多中,量的有限性不设立固定的界限,而只设立一般的界限。因此,这样的数字中没有一个可以拥有最大数字的谓词。因为人们尽可以随意设想出某一个量,这个量可以通过添加来使任何一个有限数字增大,却无损于它的有限性。相比之下,一个世界的实在性的程度是某种被普遍规定的东西。为一个世界的可能最大的完善性所设置的界限不完全是一般地,而是通过一个它必然缺乏的程度来确立的。独立自主、自给自足、无处不在、创造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世界也不可能具备的东西。这里并不像数学的无限性那样,有限者按照连续律通过不断继续的、始终可能的增加与无限者相连接。在这里,无限的实在性与有限的实在性的间隙是通过构成它们的差别的某一种量确立的。可以说,在存在者的阶梯上,处在那个包含着无法估量的完善性程度的鸿沟由以开始的那一层上的世界,就是一切有限事物中的最完善者。那种无法估量的完善性程度把永恒者提高到任何造物之上。

我觉得,人们现在能够以一种反对者至少不能提出任何更大的东西与之对立的确定性认识到,在所有可能的有限事物中,一个具有最大的优越性的世界就是最高的有限的善。惟有它才配得上被至高无上者在所有存在者中选中,以便与无限者一起构成可能存在的最大总和。

如果人们承认我在上面所证明的东西,如果人们和我一致认为,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有一个必然是最完善的世界,那么,我在此之外并不希望有争论。并非所有见解上的离经叛道都能够使我们有义务花费力气去小心谨慎地回答它们。倘若有人[8]自以为是地断言,最高的智慧可能认为较坏者比较好者更好,或者最高的美善比起同样受它支配的较大的善来说更喜欢较小的善,那么,我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如果有人使用世俗智慧来颠倒健康理性的基本原理,那么,这种使用是很糟糕的。而如果有人为了反驳这样的努力而认为还有必要使用它的武器,则毕竟还给它带来少许荣誉。

认为逐个地研究我们迄今为止提出和答复的所有那些精细的问题过于详尽的那种人,虽然少一点书生气,但也许能够被以一种正确的知性的同样令人信服的判断说服,确信这同样的真理。他将作出这样的推论:一个最完善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它是现实的;它是现实的,因为它是通过最睿智、最仁慈的决定创造的。或者我根本不能形成一种选择的概念,或者人们是按照喜好作出选择的。不过,喜好的东西也就是满意的东西。但在我看来,满意、认为好、特别喜好、特别满意、认为特别好,这只是用词的区别。由于上帝在他所认识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仅仅选择了这一个世界,因此,他必然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由于他的判断决不会犯错误,这个世界事实上也就是最好的世界。虽然最高的存在者有可能按照一些人引入轨道的那种虚构的自由方式,以一种谁知道是怎么样的无条件的喜好进行选择,在许多较好者中偏偏更喜欢较坏者,但是,他却从未这样做过。关于虚构故事中的任何一种低级神!,人们可以让自己幻想这种东西,但是,对于众神之神来说,除了那个配得上的作品之外,即除了那个在所有可能的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外,没有任何作品适合于他。也许,与神的属性的更大一致,就是不考虑其特殊的内在优点就赋予这一世界以存在的那个决定的理由。于是,而且这也是肯定的,它比其他所有可能的世界都更完善。这是因为,由于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所有其他的世界与上帝的意志的属性较少一致,但是,在上帝之中一切都是实在性,除了在其自身中就可发现一种更大的实在性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这种实在性处于更大的和谐之中;所以,除了在当前的世界之外,能够属于一个世界的那种最大的实在性不在任何世界之中。此外,不得不选择人们清晰地、正确地认做最好者的那种东西,这也许是意志的一种强制,是一种扬弃自由的必然性。毫无疑问,如果它的对立面是自由,如果这里在一个困难的迷宫中有两条岔路,我应当冒着迷途的危险决定走其中一条岔路,那么,我就不再加以思索。为了不顾智慧的一切表现而要求恶是某种东西,多亏有这样一种在可能创造的东西里面把最好者放逐到永恒的虚无之中的自由。如果我一定要在谬误中间作出选择,那么,我倒宁愿要那种亲切友好的必然性。人们处身在这种必然性中感觉舒适,从这种必然性中也只会产生出最好的东西。因此,我确信,我也很乐意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一个不可能更好的世界中,也许我的一部分读者会同意我的意见。从一切存在者中的最好者到一切可能的设计中最完善的设计,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我不配享有的、为整体起见选出的环节,我由于自己被选中在最好的计划中占有一个位置而更高地评价自己的存在。我向一切不使自己变得不配享有的造物大声疾呼:让我们解脱,让我们存在!造物主对我们是满意的。无法度量的空间和永恒也许只有在全知者的眼前才会全面展示创造的财富。但是,从我所处的角度出发,用赋予我的软弱知性的认识武装起来,我将尽我所能地环视周围,并且学会越来越多地理解:整体是最好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由于整体而是好的。

下半年,我将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迈耶尔讲授逻辑学,根据鲍姆嘉登讲授形而上学,还根据鲍姆嘉登讲授伦理学,根据我自己的手稿讲授自然地理学,在一个专题讲座中讲授我所开始的纯粹数学,在另一个讲座中讲授力学各科,后两者都根据沃尔夫。课时的分配将另行通知。人们已经知道,这几门学科中的每一门我都将在半年内结束。如果这段时间太局促,剩余的部分将在下半年用一些时间补齐。


注释

[1]魏曼(Daniel Weymann)于1732年生于布里格,于1795年卒于哥尼斯贝格。参见默勒(Möller):《哥尼斯贝格老城中学的历史》,第Ⅱ部分,第2章,11页,哥尼斯贝格,1849。——科学院版编者注

[2]由格莱图伊森告知给本版。——科学院版编者注

[3]参见《康德全集》,第Ⅹ卷,[22~23]24~25页。——科学院版编者注(拉斯维茨这里注出的页码实为林德奈于1759年12月15/26日致康德的信,当然也与本主题相关,但正文所说康德致林德奈的信却在该书18~19页。参见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8页。——译者注)

[4]黑尔夫丁(Hilferding),意大利裔人,剧团老板,并于1740年和1742—1743年在哥尼斯贝格演出。参见哈根(A﹒Hagen):《普鲁士戏剧史》,载《新普鲁士省报》,第Ⅹ期,423页以下,1850。——科学院版编者注

[5]因关系而定的知性中的完善性就是使杂多一致,成为某种规则,这规则可以是它愿意是的任何一种规则。这样一来,有些欺诈、有些强盗团伙,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是完善的。然而,在绝对的知性中,某种东西只是就它里面的杂多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种实在性的理由来说才是完善的。这种实在性的大小决定着完善性的程度。由于上帝是最高的实在性,这个概念也就与上帝一致。因为人们说,某种东西,就它与神的属性一致而言,是完善的。

[6]赖因哈德(Adolf Friedrich Reinhard,1728—1783)学习法学和神学,最终他成为韦茨拉尔帝国高等法院的陪审推事。获奖作品与其他为得奖而送达的作品一起以《普鲁士王家科学与文学院关于乐观主义的获奖论文》为题刊印,柏林,1755。关于康德的引文,参见上书32页。赖因哈德是克鲁修斯的一个追随者。——科学院版编者注

[7]参见克鲁修斯:《必然理性真理纲要》,第2版,第386节,1753。——科学院版编者注

[8]克鲁修斯:《必然理性真理纲要》,第388节。——科学院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