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是一本奇特的书。记述了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大者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溥仪逃亡日本领事馆等等，小者如溥仪配眼镜、装电话、剪辫子、辜鸿铭哭主、民国总统送礼等等，读来如在眼前。书中人物众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康有为、溥仪、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王国维、胡适等等，均生动鲜活。

该书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书前有《宣统皇帝御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

“多他人所不及知者”，道出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这本书为线索对他进行讯问的。20世纪60年代初，溥仪编撰《我的前半生》一书，绝大部分史料亦参照庄士敦这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如内务府同庄士敦斗法，把一人高的金塔抬到庄府让他卖钱一事，就基本上按庄士敦的回忆重叙了一遍；有关建福宫大火的损失清单，字画古玩焚毁的数字，《我的前半生》也是照抄《紫禁城的黄昏》；1924年11月29日，庄士敦陪同溥仪逃出醇王府去德国医院再赴日本兵营寻求庇护，《我的前半生》也基本上以庄士敦的回忆为蓝本……凡此，均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

《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这本书。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英国人，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国二十多个省，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五年。他的学生、溥仪的“伴读”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努力向溥仪传授西方先进思想，甚至把《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带到宫里给溥仪开阔眼界，这使溥仪越来越不满于祖上的陈规陋习，并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努力传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见人时拱手作揖。他还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与辜鸿铭颇为相似，两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过犹不及地袒护中国的传统，比如帝制。

1931年，庄士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庄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忧伤的庄士敦更感孤独，就用《紫禁城的黄昏》所得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怀念他的“皇上”。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邀请亲友到岛上相聚。如此数年，从未放弃。他1938年去世，终身未娶。

《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庄士敦心血的结晶。作为晚清和民国的亲历者，他的叙述真实、生动、鲜活；作为帝制的拥护者、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有时候甚至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说，他对“满蒙帝国”的推崇、对于日本人的偏袒、对于冯玉祥的敌视、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都体现了他的狭隘之处。

我们这次翻译，一方面，要展示庄著的原貌；另一方面，通过“注释”及“附录”的方式补充相关资料，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实。对于庄著中的谬误之处，我们进行了修正或批驳。这些注释工作都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供读者自行评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