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进“不可能”

我相信，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固执地认为某种现象不会发生，远比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伤害要大。

——威廉·詹姆斯，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我人生中第一场独立完成的手术是腿部截肢。

那是凌晨两点，我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护士们把我叫进手术室，简要介绍了病人的情况：那位患糖尿病的老先生因为左腿剧痛来到医院，小腿和脚掌上有好几个坏疽性伤口。像这样没有得到妥善治疗的晚期糖尿病可能减缓四肢末端的血流速度，引起很严重的循环问题。当这位患者在深夜赶到急诊室的时候，他的组织损伤已经非常严重，还伴随着相当危险的感染。总之，那条腿保不住了。

按照规定，我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刷手”——从每一个指缝一直清洗到了手肘。我举起手臂晾干，然后倒退着穿过门进入手术室的通过间。手术技术员帮我穿上手术服，戴上口罩，接着抬手给我戴帽子——可是没戴上。我长得挺高的。她踮起脚尖，而我正想蹲下一点，我们都笑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作为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生，这是我第一次负责一场手术。

随着第一刀的落下，我的焦虑消失了。手术刀在腿上利落地滑过，划出一道又深又细的线。冥想般的平静掠过我的全身，那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感觉。我来回划动手术刀，不时在出血部位烧灼止血好保持手术部位视野清晰，全然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被烧焦的肉的气味，以及切开胫骨时骨锯发出的声响。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场上用过的链锯，但那声音有着粗糙、沙砾般的质感，而这声音更精巧、更细腻，也更让人毛骨悚然。这一刻对我来说有点超现实——这个穿着手术服、戴着手术口罩的人竟然是我。我会出现在这里，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上学的时候安静得过分，高中时还被票选为班级里“最腼腆的人”。17岁时，我申请了医院里护理员的兼职工作。我常年在农场搬运成捆的干草、成桶的水或谷粒，所以长得又高又壮，把一个成年人抬上转移床或轮椅对我来说十分轻松。

护理员的工作让我得以窥见人生历程的全貌。我护送出院的母亲与她们臂弯里新生的婴孩，将他们从医院一直推到路边；我搀扶病人坐上便盆，再把排泄物清理干净；我收集待洗的衣物用品，清理复杂手术后地面上留下的血迹；我看着一个孩子因为癌症失去了头发，在几个月之后，又顶着新长出来的绒发走出了医院，小小的拳头中攥着一束气球；我给病人翻身，把他们抱在怀里，方便护士给他们擦洗或者包扎；我把人们推进停尸房，一床白布会被拉起来，盖上他们的脸。

我比医生们还了解护士。她们终日围绕在病床边，教我如何抽血，或者如何连接导线进行心电图检查。

“还挺有模有样的，你应该去当医生。”护士们说。

这是个醍醐灌顶的想法。它像一颗种子落在我脑海肥沃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会有这样的可能。

当年做兼职时，我在外科医生结束手术、将口罩和帽子摘下胡乱扔在地上之后，将患者从手术室运走。而此刻，我自己站在手术室里，扮演那些外科医生的角色。

截肢的时候需要在骨头边缘留下足够的肌肉，好让那一截残肢将来能够贴合无痛地穿进假肢里。用一根又长又弯的针头进行缝合时，我努力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肢体，但是我怀疑这位患者还是没有办法用假肢从轮椅上站起来。手术很顺利，可我依然有些担心。他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他大半辈子一直在服用的胰岛素渐渐失效了，身体机能也开始衰退，左腿已经出了问题，接下来就会轮到右腿或手臂。我想，早在这场手术之前，医生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一切从开始就不会发生。

选择学医时我以为行医可以帮助他人。我想象着自己能让患病的人们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也就是更好的生活。但作为临床医生，我们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也太迟了。我看着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一个病人冲向一个病人，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这并不是因为消极怠工或不愿奉献，只是我们往往只关注故事的局部，而忽略了它的全貌，仅仅治疗症状，而不解决根本问题。我每天都能看到患上各样疾病的人们，他们需要的是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在想着这位老先生——我的第一个外科病人。早在进入手术室之前他就患上了糖尿病，这种疾病让他的健康陷入了无法恢复的低谷。而我在思考，那些口耳相传却鲜有人探索的自发缓解病例是否暗藏着我们所需要的线索，让我们能在为时已晚之前帮助像他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