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不可能”

2003年，我去了趟巴西。走下飞机的时候，空气像洗澡水一样又热又滑。那时是三月，南半球夏季的末尾，太阳直直照进我的骨头里，出发时波士顿的凛冬留在我身上的寒意开始消退。我想，也许这次旅行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仍然心有疑虑。

决定前往巴西的康复中心寻找资料时，我以为只需要去上一个星期，进行简单的调查，就能得出答案。我相信只要轻轻剐蹭，“奇迹康复”的闪亮外衣就会脱落，暴露隐藏其下的真相。我准备让速战速决的旅行解决我良心的困扰，然后继续原来的生活和工作，不用再操心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我不断听到从绝症中突然恢复的故事，不止来自巴西，也来自其他地方。我接到全国各地的来电，人们迫不及待地分享着他们的康复经历。有些故事乍听上去难以置信，但讲述者们出奇地坦率，他们会详细写下自己的经历，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邮件附件里是他们的X光片、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扫描结果，以及角落里有医生笔迹的医疗记录。

有些案例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或者在我看来最初的诊断就比较模糊。有些时间窗口太短，可能只是回光返照。还有一些患者是在自欺欺人，病情其实正在恶化，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康复。我理解这种对痊愈的渴望，它过于强烈，最终让一些人骗过了自己。

这些故事乍一看确实吸引人——肿瘤像冰块一样融化了，瘫痪的人站起来开始行走，绝症患者在本应死去的多年之后还健康地生活着。但它们只是故事而已，没有证据。当人们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会倾听，仅此而已。行政、临床和教学任务的重担像山一样压在我身上，我没有时间进行这种无意义的探索，去寻找一种难以定义的现象、一场海市蜃楼、一个不老泉的传说。

我是冒着断送职业生涯和声誉的风险来到巴西的。我担心最终找不到丝毫实际证据来支持任何一个自发缓解故事的真实性，但面对几乎完全未经探索的开创性研究领域，我有些动心。有些案例有确诊和症状缓解的切实证据，让人难以驳斥。我看着这些病例，努力想要找到一个解释。如果有些现代医学拒绝承认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该怎么办？

当意识到自发缓解发生概率的文献数据和真实情况出入巨大时，我便加快了研究进度。每个夜晚，完成了夜间查房后，我就坐在计算机前，在医学数据库的搜索栏中输入“自发缓解”，点开不同的期刊，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我发现的案例数量着实令人震惊。从绝症中自发缓解的例子不在少数，只不过被当作“个例”。人们在讨论疾病进展和选择治疗方案时往往不会提到它们，收集汇总数据时，看起来像小概率事件或者数据误差的自发缓解案例也会在计算平均值时像水滴进入大海般消失不见。我们的医学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平均结果之上，建立在一般性和普遍做法之上。但是当我专门去搜索自发缓解的病例时，它们出现在我翻过的每一块石头下面。一直以来，它们就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很久以前，当我决定放弃与世隔离的乡村生活、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时，我曾起誓要追随真理，无论它将引领我到达何处。是时候追问现代医学没有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自发缓解？即使调查将揭示一切自发缓解都是故弄玄虚，我仍有责任追问下去。我总是想起那位老师的话——问题的质量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如果我们从未提问，又将如何得到答案呢？

机场距离我将拜访的第一个康复中心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出租车驶向巴西利亚郊外，视野开阔起来，起伏的绿色山丘映入眼帘。我试图通过欣赏美景来分散注意力，但脑海里充满了疑问和困惑。这会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吗？我必须牢记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我准备好开始提问了，希望这些问题能为我指引接下来的方向。

康复中心藏在巴西乡下的小镇上。在这里，巴西人精神信仰的痕迹随处可见。这种信仰十分深厚，与我习惯的文化截然不同。在这个信仰体系中，疗愈者会与另一块大地进行沟通，从那里输入精神与能量。我这次旅行的重点是阿巴迪亚尼亚一所叫作伊纳西奥·洛约拉之家的康复中心，这也是尼基催我来调查的地方。这里不止吸引了巴西的患者，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听说了这家康复中心的许多案例，其中的不少案例都勾起了我深入研究的兴趣。

到达后，我环顾了康复中心的环境。这是一栋被绿色田园环绕的露天别墅，室外花园纵横着曲折的小径，长椅掩映在巴西黑黄檀的树荫之下。显然，来到这样一个远离日常生活、没有压力与焦虑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可以让身体和精神产生变化，帮助患者积蓄能量来应对自身的异常与疾病。我甚至也感觉烦恼开始离去，从波士顿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在阿巴迪亚尼亚的暖阳轻风下蒸发不见。但是，休假并不能治愈绝症。如果我听说的案例是真实的，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隐情。

当我遇见约翰·特谢拉·德·法里亚时，他正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上，面对着摩肩接踵的冥想者。法里亚有一头稀疏的深色头发，戴着眼镜，全身白衣。人们排着长队从他身旁经过，在那短暂的几秒钟之内得到诊断结果和处方，然后又重新回到冥想者的队伍里。我与法里亚握手的时候就明确地意识到，有些人会认为他是能给人带来疗愈的医者，也一定会有人说他是个骗子。

我有理由对法里亚保持怀疑。我知道他声称在进行“精神手术”，尽管治疗过程是完全免费的（每天的午餐也是），但康复中心还是在通过售卖独门复方草药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盈利。每当有人将痊愈归因于特定的人或地点时，我便会警觉起来。数百年前，人们声称法国卢尔德的圣水有治疗功效，但是专门小组进行调查时无法找到圣水和康复之间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联系。如果是我去调查卢尔德的传言，我会将注意力放在痊愈的患者身上，而不是泉水上面。同样，在阿巴迪亚尼亚，我对这里的患者最感兴趣——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中出现过很多自发缓解案例。

私下里，我为自己设定了底线：只有一个案例难以用现在的科学理论解释，却又存在明确的医学证据，我才会继续跟进。[1]

胡安是我最早接触的那批患者之一，他已经80岁高龄，每年都会与家人一起造访康复中心。胡安是个农民，来自巴西另一侧的农村，靠种植大豆为生。他的手晒得黢黑，像木头一样干皴，这是多年室外工作留下的痕迹。几十年前，胡安被确诊为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发展迅速的致命脑癌，无法被治愈，只能采取姑息治疗，目的是让患者不太难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稍微争取一点时间。患者很难幸存，确诊后的五年生存率只有2%到5%。然而数十年过去了，胡安正坐在我对面，以他的年龄来说惊人地健康，周身散发着宁静睿智的从容气息。

我问胡安，在他看来是什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帮助他实现了痊愈。他耸了耸肩，摊开手掌：谁知道呢？胡安说他得到诊断后便开始造访这家康复中心，并且之后每年都会来这里冥想打坐。他认为这是一年一度的身体维护，就像给机器换油一样。

“确诊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我问胡安。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不认为有什么变化。

交谈时胡安的妻子一直坐在他身旁。听到这里，她突然开始哭泣。我们吃惊地转过头去，只听她说：“一切都变了。”

确诊前，胡安很少花时间陪伴妻儿。胡安的妻子这样描述丈夫之前的生活：要么在外面干活，要么在喝酒，要么不知道在哪里。胡安跟妻子之间的气氛很紧张，时不时会有争执。对妻子而言，胡安就像一艘在海上独自漂泊的小船。

自从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被死亡紧紧盯上，胡安的生活重心完全改变了。一夜之间，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胡安的妻子说：“他回家了，现在和我们亲密多了。”

在一场又一场对话中，我一次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一切都变了。来到阿巴迪亚尼亚的人们并非坐等痊愈，他们其实改变了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改变了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甚至改变了自己。他们辞退工作，修补婚姻；他们重新拾起已经放弃的梦想，奋力追寻；他们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改变生活的重心……他们来到这家康复中心，希望得到指引，接近更深层次的某种东西，并相信这可以带来治愈。有时，这种改变似乎真的奏效了。我认真检查了一些肿瘤患者的MRI结果，那都是能够致人死亡、也无法通过手术移除的肿瘤。接着，我又检查了后来肿瘤减小、消失的MRI结果，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出发前，我仔细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这家康复中心的资料。多个经过认证的消息来源声称这家康复中心的治愈率高达90%至95%。95%！如果这是真的，那着实令人震惊。有报道称巴西的一些研究能够支持这一统计，然而语言障碍增加了信息追踪的难度，我没能找到这些研究。后来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两项研究，但只有最原始的葡萄牙语版本，几乎没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通过一周的密集调查（与患者面谈，筛查医疗记录，搜索医疗数据库以查找也许会有帮助的研究），我确定这里的治愈率远没有达到它所声称的95%。的确，许多人造访这里后感觉自己好转了，似乎属于真正的病情缓解。但是当我撕开表象，真实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与我最初的预料基本一致。

有些人确实经历过症状的明显缓解，可随后疾病又复发了。有些人痊愈了，可他们同时也在尝试其他主流疗法。痊愈的人认为是康复中心让他们恢复健康，但这一说法完全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还有些人状况有所好转，生活质量确实改善了，我很高兴听到这些消息，但无法将这些病例归为明确的自发缓解案例。最令人心痛的还是那些坚信自己已经康复、但所有医学证据均指向相反结论的患者。就像飞机失去引擎后依然会滑行一样，信念能够带领他们前进一段距离，但解决不了问题。患者渴盼痊愈，可疾病仍然存在于体内，很快飞机就会坠毁。

告知一个人我不能采信他的案例是一件棘手的事。那些案例十分鲜活，就来自坐在我对面的真实的人，来自深切地想要相信自己已经好转的人。听他人描述身体感受、体验重病像潮水般从身体中退去的感觉，与检查患者肿瘤负荷①打印结果大不相同——MRI只是冷冰冰的黑白扫描图，可能属于任何一个人。

起初，想要区分真实和无意义的故事并不容易。有时，我跟踪了一些有希望的线索，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有时，我觉得一些案例过于牵强，却在几个月之后看到了支持案例的医疗记录，不得不重新回头。我记下一场又一场谈话，一次又一次比对人们讲述的故事和医疗文档。有些案例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有着确凿的书面诊断和后续完全康复的书面记录。这些时隔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康复记录通常由困惑而讶异的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写下，真正的自发缓解案例开始从黑暗中显现，闪耀着钻石一般的光芒。

马修，被活检证实患上了一种很严重的脑瘤。他去了巴西，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又待了几个月，接着恋爱了。他的肿瘤消失了，大脑里原来是肿瘤的位置只留下了一个很小的疤痕——这本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结果。简，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来到巴西时处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边缘，当时陪同她的医生确信她无法活着完成这趟旅行；如今，她身体健康，容光焕发地坐在我面前，眼睛里洋溢着笑容。林恩说她的乳腺癌被治愈了。山姆描述了他脊椎上的肿瘤消失的全过程……

这些匪夷所思的痊愈案例陆续浮出了水面。虽然远远没达到95%，但数字也远超现代医学所能解释的范围，足以使我相信巴西的康复中心的确在创造历史。我不能将其归纳为莫名其妙的“奇迹”，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攻克未解之谜，用理性诠释奇迹，让它走下神坛。作为医生，我即使不知道某些药物如何发挥作用，也会选择用它们治病，而非求助于奇迹。许多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技术产物（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等）会被过去的人当作奇迹。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人抬起头，看到一架巨大的喷气式客机——一大块重达百万磅②的金属在空中呼啸而过，他的内心会有什么想法？他一定在想：这不可能，这简直是奇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伯努利原理③，造出的飞机能够安全地完成日复一日的飞行。客观地说，随着科技的进步，今天的奇迹将成为明天的寻常。

在巴西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星期好像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我把装满文件和笔记的旅行包甩到肩膀上，在走向出租车时最后一次环顾四周。一只鸡在马路对面悠闲地寻找玉米粒，一头驴奋力拉着车，旁边是干瘪的赶驴人。我将要带着更多的问题和更少的答案离开这个我不了解的世界，回到那个一星期前我以为自己了解、现在却发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了解的世界。这里人们对健康和治愈的本质以及身体和心理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看法，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我处在一个谜团的边缘，我既被它吸引，又畏惧可能的发现。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翻看笔记，试图理顺看到和听到的全部信息。我相信那里确实发生了什么，但拼图还缺失太多重要的部分，我还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巴西发现的线索没有一条能让我相信这一切归根结底与疗愈师有关，我甚至能推导出恰好相反的结论。我决定，不管有谁对这家康复中心多么感兴趣，只要他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我就不会推荐他过去。电视和媒体联系我评论这家康复中心时，我也拒绝了。我不想鼓励任何人去那里，因为说不定就有人会受到伤害，或者被蒙蔽欺骗。我不想为别人带来任何风险。

然而，我决定继续研究那些有趣的、有着明确痊愈结局的案例。我希望聚焦于患者自身的调整和变化，从中找到痊愈的内在根源。我认为，在这些本来不太合理，甚至根本不可能的康复中，治疗师或医生唯一的作用就是唤醒人体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让人体发挥出医治自己的功效。因此，我必须尽快找到那些真正影响康复的因素，觉察到它们的存在，并亲自唤醒它们。

我并不是要贬低优秀的治疗师或医生对患者的价值，恰恰相反，医生会对患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医生的工作可能成为痊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通过学习思考这些沙中淘金般得到的自发缓解案例，我意识到外部因素并非痊愈发生的主要原因。一粒药丸，一剂药方，一场手术，或一位医生的上帝之手，这些答案看起来简单而清晰，要说它们掌握着患者康复的关键，似乎不会引起什么质疑。但它们并没有。是患者自身的什么东西让痊愈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