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文环境

一、民勤俭朴

五台山境域交通闭塞，地瘠民贫，百姓勤劳俭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望果腹，无他奢求。清道光《繁峙县志》载：“时俗尚俭约，秉性朴实，其士习诗书，其农务力田，不事商贾，有太古之风焉。”37

五台因地处山区，贫瘠的土地和干旱的气候使得农作物产量较低，民众生活非常艰苦，“以三晋遍省论之，生计之艰苦至五台极矣”38。又据《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一载，五台“讼简民淳，不尚浮靡，学务经书，民勤稼穑”39；光绪《五台县志》载：“五台地本贫瘠，其俗之俭为尤甚……东北路地广人稀，啗糠者少。南路地狭人满……五台之在三晋最为贫瘠，而其风俗远过于太原、汾州诸大县，所以然者，正以其贫也。向使台民亦贸迁远方，如诸大县，力能致富，则风气之变亦已久矣。《传》曰沃土之民不材，又曰劳则思善，逸则思淫，其信然乎？”40

五台民众生活的艰辛在徐继畬的《驮炭道》诗作中也有体现：

隔巷相呼犬惊扰，半夜驱驴驮炭道。

驴行黑暗铎丁东，比到窑头天未晓。

驮炭道，十八盘，羊肠蟠绕出云端。

寒风塞口不得语，启明十丈光团。

窑盘已见人如蚁，烧得干粮饮滚水。

两囊盛满捆驴鞍，背负一囊高累累。

驮炭道，何难行，归时负重来时轻。

人步伛偻驴步碎，石头路滑时欲倾。

日将亭午望街头，汗和尘土面交流。

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心内怀烦忧。

价减一时犹自可，大雪封山愁煞我。41

正是这种艰苦的生存条件孕育了当地民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富食米，贫啖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八斗糠，一斗粟（俗称八兑一），却是抟来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艰难，且用疗饥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囤有余粮园有枣。一半糠秕一半米，妇子欣欣同一饱。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做粥。”42徐继畬的《啖糠词》也反映了人们俭啬的生活习性。

代州“民驯讼简，务实勤业，无游惰之习，绝浇薄之风”。“质直朴野，鄙啬勇悍”，“居丧待客及会葬者，只设豆粥蔬食，不用酒肉，后少变而靡，而守礼之士尚有仍其旧者”。43

《定襄县志》云：“地狭民贫，士多廉耻之守，里鲜经营之业，勤稼穑，急赋税，服用俭素，闺阃谨严，惟疾病信巫，丧祭用释，婚姻竞财，犹当约之以正也。《郡志》云务诗书，多稼穑，有俭素风，此其概矣。迩来人心渐趋狡猾，习尚日入于偷，鸷悍轻生，动以缢毒相图赖。睚眦必报，甘以讦告作生涯。奸人鱼肉善良，顽民惯逋赋税。挟制之风未熄，赌博之习难瘳，纺织教而弗趋，奢华与习渐长，江河转下，砥柱安施。所幸文风寝盛，质朴未亡，冠绅恬雅有余，愚氓鼓腹无事，犹有陶唐之遗焉。”44续志曰：“风俗之趋，因时而降。然波靡习染，犹赖贤士大夫砥柱中流耳。旧志无《风俗考》，但列其轻生、健讼数端以为鉴戒，不知力挽颓风，惟求大道。如父子析箸，何论友昆。此孝悌之当求也。甿子狎娼，何论衿士。此礼义之当讲也。按《郡志》载，襄俗务诗书，多稼穑，有俭素风，何古今之不相若乎？民业耕稼，多商贾，士嗜诗书，贫者设皋比，不知远游。”45

崞县“俗务农业而少行商，民贫土瘠……地不产棉花，女不晓织纺，士习诗书，颇知道化。婚嫁各从其族类择婿，不责聘金，相女不责妆奁。丧祭闲于礼，不作佛事，有不安分不量力者众皆非之，节俭相尚。富家居室制稍宏敞，贫者多安土室”46。

忻州“民性质朴，风气刚劲，善治生，多藏蓄。人多质实，士尚文雅”47。

勤俭在族谱中也有体现。“勤俭乃居家之本。勤者财之来，俭者财之蓄。常见好闲之辈，似乎情气天成，稍获盈余，即喜丰好胜。不思一时侈欲，转襄空悔何及哉。故不勤不得以成家，即不俭亦不可以守家也。冠婚丧祭，称家有无衣食，人情随分自适。与其奢惰而终嗟不足何。若勤俭而常欣有余，为祖宗惜往日之勤劳，为子孙计将来之生业。语云：一勤天下无难事。又曰：有钱不可使尽。愿后人其敬听之。”48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民勤俭朴的民风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境域内较为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自然灾害的频发、土地的贫瘠使当地收成较低，生活物资紧缺。民众在克服恶劣条件，积极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了质朴、勤俭的民风，并成为当地独特的人文特征。

二、崇文尚武

五台山境域素有崇文尚武的习俗。“男务耕耨，女谙纺织。地寒不花，鲜所习见。士尚诗书，亦喜弓马。”49“弘正以来，二史并芳，三卿鼎立，文武称彬彬矣。”50“女不晓纺织，士习诗书，颇知道化。”51“盛时俗尚俭约，秉性朴实，其士习诗书，其务农力田，不事商贾，犹有太古之风焉。”52这是方志中对崞县、繁峙崇文习俗的相关记载。崞县大阳村张氏明贤辈出，明洪武中期至清朝末年，张氏家族共经历了十六世，官员、文人、士绅众多53，清光绪《续修崞县志》中大阳张氏39人在《人物志》中有传。54北三泉“赵家祖辈学者，前去访游取经。宾主乘夏晚清风，登‘麟堡’赏月，只听到家家户户的院中传出阵阵读书声，汇成一股悦耳的巨流，倾注天空。访游学者猛悟，感叹道：‘原来风水之奥妙，来自勤学，勤学实乃风水之本’。学者回乡之后，从‘我’字做起，启迪后代，以大阳为师表，勤苦读书。从而，北三泉文人辈出，功名自成。赵家学风，也荫及到中、南两个三泉，亦大兴读书之风。从而给三泉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皇帝殿试进士赵来震时，很赏识他的才华。因此对从臣说：‘看来，三泉尽文人，到了三泉，嚼不得文。’皇帝的金口玉言，传遍晋、蒙大地，到处都知道‘三泉嚼不得文’”55。《赵氏族谱》中所说的“风水”，实乃勤学和读书之风，是对崇文习俗的诠释。

崇文习俗也体现在境内普遍重视教育。“雍正元年定各州县立社学、义学之例，旧例各州县于大乡巨镇各置社学，凡近乡子弟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学文，令入学。”56此后各州县广置社学、义学，如繁峙县有名的义学有两座，一座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于县署西北的兴仁义学，另一座是设在砂河镇东关的兴让义学。57乾隆年间先后创办了定襄的晋昌书院、繁峙的北灵书院、忻州的秀容书院、崞县的崞阳书院、五台的崇实书院、代州的斗山书院。私塾也得到迅猛发展，如清道光二十年（1840）后，繁峙私塾有200余座。58五台槐荫村的私塾大部分在村东、村中、村西三个片区，共有五六处。村东的小门低下、后岗上、堡子里、娘娘堂背后、村中间有车道坡前酒房院、小南巷等处，村西三和堡口前、西堡坡等处，几乎覆盖了村中的主要街道。私塾教育包括富庶之家请学儒独办、中等之家请学儒联办、学儒设馆自办三种类型。明代东冶学儒徐镛、徐镇、徐立，清末徐一善都曾办私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槐荫村人赵长庚发起，在学界同仁朱应龙、赵三成等的支持下，于东冶南街创办沱阳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槐荫村将大寺神像搬掉，改建为槐荫村公立学堂。民国初年，东冶保安社将大建安村福田寺改建为公立学堂。民国二年（1913）由赵长庚、赵三成倡议，以保护女权、男女平等为宗旨，成立五台第一所女子学校——槐荫女子学堂，取名为“植学圃”，开女子入学之先河。山西省教育界先驱赵佩兰、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先驱续西峰的妻子赵金竹、赵承绶的侧室崔望瑶等都是该校第一班的学生。59

“故乡村民以重教成风，学士以光宗为荣，墨香伴朝霞喷耀，书声同星光争辉，父子进士之乡名播华夏，‘三泉嚼不得文’传誉古今。”60“一门六进士，祖孙四大夫”的定襄西邢郭氏“官族”，据《定襄县补志》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山西定襄西邢郭氏郭安龄、郭安钰兄弟二人考中进士，分任云南镇沅直隶州知州，诰封奉政大夫和河南武安县知，诰封文林郎。61按清制，其祖郭会朝授赠进士、奉政大夫。郭安龄之父郭正谊恩封进士、奉政大夫。郭安龄二伯父郭正修恩封进士、奉政大夫。郭安钰伯父郭兴旺授赠进士、文林郎。因而，乡党称之为“一门六进士，祖孙四大夫”的西邢郭氏“官族”之佳话流传至今。“山西文风数二定，数了定襄数平定，定襄还要看西邢。”62尽管这是一句调侃，但仍凸显出西邢文化底蕴深厚、文风浓郁的特征。

境内地处边关要塞，战事频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尚武之风甚浓。崞县“且地近边塞，亦喜服习弓马，捷武闱者踵相接，既当要害之冲，此亦其要务也”，素有“三晋锁钥，晋北机枢”之称。63地处崞阳城与原平镇之间的北贾武举辈出，苏殿扬为清道光己亥恩科（1839）武举人，其弟苏颂扬为清咸丰辛酉科（1861）武举人，其子苏效忠为清同治庚午科（1870）武举人，张耀武为清同治癸酉科（1873）武举人。尤其是苏效忠，还高中了清同治甲戌科（1874）武进士，分发山东营用守备。64崞县“将军”县之誉称彰显的是尚武精神世代弘扬。

清末，繁峙官府为倡导武术，每年在县城举行全县武术大赛，故繁峙居民尚武之风甚浓。“木阁村、高棱村、大李牛村、小李牛村、东山底村、果园等村，号称武术之乡。冬季农闲时，延请拳师打社火，学武术，李生春、任济、郭映田等武术高手，一时名冠二州五县。”65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代县、五台等地设国术馆，传教武术。其他各县也纷纷设拳房，延请拳师传授武术。五台境内流行的拳术“多属长拳、华拳、查拳、形意等套路，短打较为罕见。计有八福、八卦、大小红拳、弹腿、二郎拳、燕青拳、连环拳、少林八法、连锤、炮锤、母子锤、水浒锤、五虎锤、五龙搅锤、猴拳、醉拳、鹰爪拳、太极拳等。兵刃器械有刀、枪、棍、棒、剑、叉、鞭、锤、钩、软器等”66。五台、代县、繁峙是鞭杆拳的发祥地。繁峙流行的有形意拳、心意拳、太极拳、螳螂拳、洪拳、少林拳、地躺拳、梅花拳、七步枪、杨家绝命枪、鞭竿、醉八仙鞭、双十鞭等拳种套路。67

崇文尚武体现的是民众的精神生活品质，其蕴含的文化基础既是五台山境域内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使然，更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习性和生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化基础不仅成就了境域内的文武人才，也为未来社会人文精神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人才辈出

五台山境域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明清以来，志士云集，名人辈出。明朝，五台槐荫赵稽古被封为通奉大夫，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清朝，徐润第，祖籍大建安，后居东冶东街，清乾隆六十年（1795）恩科举进士，授内阁中书。其子徐继畬于清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清道光十年（1830）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名臣，其所著的《瀛寰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是一部世界史地巨著。68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主张平等外交，接受西方文明，倡言民主政治，可称维新先觉之士。徐继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69并称赞：“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70徐继畬在封建专制年代，独能远识开明政治，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的人物。所言华盛顿的一段文字，镌刻于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上。徐继畬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开创者，总管同文馆总理大臣，把《瀛寰志略》作为教科书之一，成为世人了解世界的必读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书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变革思想、宗教思想和经济思想等，对于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有过重要的启迪作用。71清朝末年，更是涌现出一批以赵戴文、赵承绶、赵丕廉、赵三成、赵涵溪、赵子礽、张侗、王建基等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为推翻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贡献。民国建立后，他们又继续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军阀混战，联共抗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战。如赵戴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积极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阎锡山“守土抗战”口号的提出，赵戴文功不可没。72此外，在北京求学的赵继昌、赵仲池、赵守封、薄怀奇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革命运动，在东冶组织“民众大同盟”和“六月公社”宣传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73赵尔陆曾在东冶镇建立晋东北游击司令部等。74

五台东南部（即“老三区”）上西村，明代该村的田载中了进士，官至云南监察御史。清代，松台村出身寒门的王丕显中了进士。75窑头的白家庄一门出了文武举人。民国时期，中庄阎宗临在新思想影响下，出国留学，1936年获瑞士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代史学大家。76

人才辈出是五台山境域重要的人文特征。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优良的民风孕育了众多的思想界、军政界和教育界人才，形成了人才集群现象。这些名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倡言改革，反对清朝统治、维护共和，宣传革命思想，积极主张抗日，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也扩大了五台山境域在山西乃至全国的影响力。

四、佛教信仰

五台山境域佛教、道教并存，但佛教信仰更为兴盛。五台山佛教场的形成、发展以及历代朝廷对佛教的认同是境域内佛教信仰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境域内宗教传播的历程看，佛教自传入五台山以来，大体经历了魏晋以降的初创与发展、隋唐的繁盛、宋元以来的继续发展时期。北朝皇帝大多崇信佛教，北魏孝文帝在五台山修建了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并环绕鹫峰（今菩萨顶）创建了十二座寺院。唐太宗以五台山为其“祖宗植德之所”，唐高宗颁诏免收五台山佛事道场赋税，等等，使得五台山佛教地位逐渐提高，国内外高僧前来朝山拜佛者增多。宋元时期，宋朝统治者一反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进行扶持和保护，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对佛教推崇备至，喇嘛尤其受到礼遇。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康熙、乾隆皇帝连续十一次朝台，特别笃信佛教。民国以来，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人们把寺院作为避难之所，出家为僧和在家供佛者越来越多。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境域内的佛教传播速度和影响力自然优于其他地区。相比之下，由于缺少规模较大的宗教传播场所以及中央、地方官府的连续推崇，五台山境域的道教发展相形见绌。

从五台山境域内宗教传播的结果看，佛教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庙会以及民众的信仰生活，不仅许多民众皈依佛教，出家为僧，当地僧人也在境域内纷纷建立寺庙。正如民国二十年（1931）前山西佛教徒人数及寺庙僧、尼数量分布统计表（表1）所示：

表1　民国二十年（1931）前山西佛教徒人数及寺庙僧、尼数量分布统计表77

可见，民国时期五台山境域的六县（忻县、定襄、代县、五台、崞县、繁峙）寺庙均呈密集型分布，不少地区人口密度较低，但佛教寺庙依然分布众多。其中，五台县佛教寺庙分布数量无论是与其邻近县相比，还是与山西的其他各县相比，都高居榜首。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历史上五台山境域各县皆有道观道士，但是道教的发展远逊于佛教。清末至民国年间，一些佛教寺院建筑渐染道教色彩，但这些道教神像也只是依托于佛教寺庙之下，很少建有专门的道教宫观，也无明显的道教活动。

综上，五台山境域的人文条件塑造了当地庙会的丰富内容。由于当地较为干旱的种植条件，村落的农业经济并不发达，物质资源短缺，在长期克服恶劣生存条件的过程中，民众形成了勤劳质朴的民风，并在各地丰富的庙会祭祀仪式中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及对生存资源的渴求。同时，境域与明长城接壤，邻近明清帝国的北部边陲之地，北方政治统治中心的辐射影响和长期的战争氛围培育了境域内崇文尚武的民风，也使得这一地区人才辈出，本土的圣贤、武将以及旧时传说的英雄豪杰为民众所崇拜，且被不同程度地神化，成为民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境域以五台山佛教场为中心，在五台山佛教的长期传播下，佛教信仰在村落民众的信仰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对庙会的仪式建构、神灵创设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至民国五台山境域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山岳纵横，地形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旱灾十分严重，并经常伴有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土地贫瘠，山地、坡地、沙地较多，可耕之地极为有限，民众生活异常艰辛。苦难的民众极易向神灵世界寻求帮助。恶劣的生存条件以及优良的传统民风造就了民众勤劳、克俭、朴实的生活品性，其中“农勤耕、工勤做、士勤读、商勤出、女勤织”。78“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不勤家不以成，不俭家不能守”79也被写进了家训，成为家族世代坚守的生活信条。境域内素有崇文尚武习俗，崇文不仅表现为对知识的敬畏，更体现为重教之风的兴盛，民众纵使节衣缩食，也一定要供子女读书。尚武习俗的养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五台山境域为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交会地带，处于边塞要地和战争前沿，民众习武强身保家，生生不息的尚武精神造就了许多武将，其中崞县被誉为“将军县”。境域内人文历史底蕴深厚，人才辈出，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军政界的著名人物，使其在山西乃至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地位。五台山佛教是境域内重要的文化影响元素，佛教信仰成为民众信仰的核心，增强了民间信仰的宗教性。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成为五台山境域的基本社会实态。庙会作为乡土性的集体仪式，源于民众对自然、人文环境的继承与发扬，区域环境的独特性构成了乡土庙会别具一格的多元特征。庙会与村落生活是研究该区域社会生活变迁史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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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2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八，宣德六年（1431）四月甲辰。

3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成化九年（1473）十二月甲申。

4　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5　清光绪《定襄县补志》卷一《祥异》。

6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繁峙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7　清乾隆《代州志》卷六《祥异》。

8　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忻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9　原平市永兴村村志编委会编：《永兴村志》，内部资料，2004年，第22页。

10　张凤和：《尹村村志》，内部资料，2013年，第7页。

11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四《荒政》。

12　清雍正《定襄县志》卷七《灾异》。

13　同上。

14　张凤和：《尹村村志》，内部资料，2013年，第7页。

15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繁峙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6　同上。

17　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18　张凤和：《尹村村志》，内部资料，2013年，第7页。

19　清乾隆《代州志》卷六《祥异》。

20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繁峙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1　清乾隆《代州志》卷六《祥异》。

22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一十二，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甲午。

23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正统三年（1438）八月乙卯。

24　《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万历四年（1576）五月乙巳。

25　《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二，万历四年（1576）七月甲午。

26　清雍正《定襄县志》卷七《灾异》。

27　清光绪《定襄县补志》卷一《星野》。

28　同上。

29　原平市永兴村村志编委会编：《永兴村志》，内部资料，2004年，第22页。

30　张凤和：《尹村村志》，内部资料，2013年，第10页。

31　〔美〕罗杰·M·基辛著，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

32　清康熙《五台县志》卷二《风俗》。

33　清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

34　清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一《风俗》。

35　清乾隆《代州志》卷二《田赋》。

36　赵新平：《清末民初晋北庙会与地方社会——以忻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37　清道光《繁峙县志》卷二《风俗》。

38　清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

39　［明］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一，中华书局1998年重印版，第2263页。

40　清光绪《五台县志》卷二《风俗》。

41　大建安村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建安村志》，中国地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3页。

42　大建安村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建安村志》，中国地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3页。

43　清光绪《代州志》卷三《风俗》。

44　清雍正《定襄县志》卷一《风俗》。

45　同上。

46　清乾隆《崞县志》卷四《风俗》。

47　清乾隆《忻州志》卷二《风俗》。

48　赵俏和：《忻州前播明·赵氏族谱》，内部资料，2004年，第335页。

49　清乾隆《崞县志》卷四《风俗》。

50　清乾隆《代州志》卷一《风俗》。

51　清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一《风俗》。

52　清道光《繁峙县志》卷二《风俗》。

53　杨晋生：《记忆原平》，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

54　清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五《人物志上》、卷六《人物志下》。

55　赵杰：《原平市北三泉村·赵氏族谱》，内部资料，2005年，第97页。

56　清光绪《山西通志》卷七十六《学制略下》。

57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繁峙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58　同上。

59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槐荫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

60　赵杰：《原平市北三泉村赵氏族谱》，内部资料，2005年，第101页。

61　清光绪《定襄县补志》卷七《选举》。

62　樊建军：《西邢往事杂记》，《滹沱文化纪事》2016年第3期。

63　清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一《风俗》。

64　清光绪《续修崞县志》卷四《武举》。

65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繁峙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66　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页。

67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繁峙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68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9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70　同上。

71　赵培成、赵红岩：《五台名人传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72　同上注，第481—486页。

73　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74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槐荫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75　五台老三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五台老三区志》，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387页。

76　赵培成、赵红岩：《五台名人传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353页。

77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卷四十六《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1—165页。

78　李有成主编：《李氏家谱》，内部资料，2005年，第99页。

79　石计寿主编：《山西忻州东石村·石氏族谱》，内部资料，2012年，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