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明开化

基于这些经历，针对与欧美各国的贸易，玉虫左太夫得出了明确的教训：

如果想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必须将制造能力提高十倍。因为人力是有限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国力羸弱，如果想要改善这一点，与其讨论账面上的盈亏，不如着手制造蒸汽机器，利用它让单人去承担百人的工作。

幕府末期的高级武士位居“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的最上层，但他们不仅对欧美社会知之甚少，而且对手工业和商业也十分鄙视。对于他们来说，上述玉虫所得出的教训大概就是他们访美的直观感受吧。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的精英们通过对欧美社会的实地考察，再次认同了玉虫对于欧美的印象和得到的教训。长州和萨摩的藩士们占据新政府的要职，他们是日本唯一拥有与欧美军队直接作战经验的人。长州藩在下关战争中与荷、美、英、法联军开战，萨摩藩也在萨英战争中与英军有过交锋。结果，萨摩藩还算差强人意，但长州藩则以惨败告终。这些亲身经历使他们深知欧美军力的优越性，也使得明治新政府的危机感日益强烈。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随即于1871年派出了以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为首的，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数十位政府首脑在内的使节团赴欧美考察。通过近两年的考察，他们毫无遗漏地感受了当地的文化。其中，对各国的制度、法律、财政、产业、军事等进行考察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在这方面，使节团收获颇丰。对此，使节团的一员久米邦武提交的官方记录《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以下简称《实记》，下文中引用末尾的数字表示连续的卷号）中有着详尽记载。

在书的序言中，久米对此次访欧的情况描述道：“坐火车抵达一个城市后，去酒店放下行李，就立即开始视察活动了。白天，在机器轰鸣、蒸汽弥漫、充斥着铁味和煤烟的工厂中来回奔走。傍晚带着满身的烟尘回到房间，刚拂去衣服上的灰尘，宴会的时间就到了。仪容端庄地赶去赴宴，之后带着疲惫，直到深夜才能上床睡觉。一觉醒来，工厂派来的接待人员已经到酒店了。”每到访一个欧美城市，使节团都争分夺秒地考察产业、参观工厂。

在对美国的记述中，占据大量篇幅的是机械化已经普及的美国机械工业。其中一段是“在现代采矿业中，无论怎么说，利润最大的肯定是煤和铁……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钢铁工业的繁盛（2）”，“美国人自豪地认定他们在机器领域是世界第一（12）”。同样，关于英国，他写道：“英国的财富最初来源于采矿业。其国内的铁、煤产量都是世界第一。英国人利用这两种资源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和铁路，通过火力驱动蒸汽实现了经济增长，并垄断了纺织业和航海业，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因此，其蓬勃发展的钢铁工业让我们一行人大为吃惊（21）。”之后，他认定并在书中反复指出，英国的工业和财富的根基在于铁和煤，且这一结论普遍适用于欧美各国。他说：

当西方人谈论工业时，人们一定会说铁和煤的生产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铁的优势通过煤呈现出来，而煤的价值则通过铁体现出来。在推动工业技术发展和增强国民经济实力上，煤和铁在欧洲着实发挥了巨大的效用。（50）

使节团还发现，正是由于大型机械化工厂实现了商品的大量生产才使得欧美的工业和商业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西欧的工业革命，即以铁为原料的机械化制造业和以煤为原料的实用化蒸汽机所引发的动力革命带来的强大经济实力给使节团留下了直观且深刻的印象。

当然，发出类似感想的还有别人。因将卢梭及其“天赋人权”学说引入日本而闻名的自由民权论者中江笃介，曾作为政府公派留学生留法两年（从1872年开始）。他在1888年的《告工商诸君》（《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4：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从生产形态和资本数量上对西欧的工业和日本的制造业进行了比较。他写道，西欧的工业是通过“利用大型设备制造商品的工业资本家”实现的大规模生产。相比之下，“而我亚洲，迄今为止制造货物仅靠修习自然和人的智慧、勤劳，工人也大都以住所的一间房为工厂，仅靠自身拥有的少量存款或找人借来的稍许钱财为资本，即同时任雇主和雇工。因此，拥有大型设备的资本家少之又少”。

留学前中江曾任职于司法省，所以他是以研修法学的名义通过留学选拔的。留法期间，他一直关注文学和思想领域。尽管如此，在资本和技术上，以个体手工业（充其量是批发商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为主、未经历工业革命的日本，与已经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大型工厂机械化的西欧之间的巨大落差，应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对此，经济学家在书中写道：“几乎没有任何近代工业的日本与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发展了几十年，即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欧美各国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限大的。”

回到《实记》中来，久米指出，虽然“（统治阶级）本应重视人们生活的便利、安稳，增强他们的经商能力”，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统治阶级却“将关乎民众切实生活的工作视为微不足道的卑微小事，丝毫不放在心上（7）”。由此，久米得出结论，日本与欧美的差异根本上是由对待商业和贸易的不同态度导致的。也就是说，“在欧洲重视商业是人们的共识（93）”，“欧美人将贸易视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4）”，“当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其辉煌的文明而自豪，它们国力富足、贸易繁盛，并拥有先进的技术……这是由欧洲重视商业的传统逐渐形成的（23）”。与之相反，“自古至今，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不重视贸易”，至少这样的想法在统治阶层中是很普遍的（18）。由此，久米和使节团得到的教训是，这样的做法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中行不通。

但是，应该重视并学习的并不仅限于产业和商业发展。福泽还对1851年、1855年分别在伦敦和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有如下叙述：

虽说西洋各国建造博物馆收藏世界各地自古以来的物品，但是各国的制作工艺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不断推陈出新。因此，昔日的稀世珍品，如今却沦为陈腐之物；昨日的利器，如今却成为无用之物，这也是常有的事。（《西洋事情》）

他在之后的《劝学篇》中写道：“世上无论何事都是这样向前推进的，昨天认为便利的，今天便觉笨拙，去年认为新颖的，今年便觉陈旧。试看西洋各国的进步，其各种各样的电气设备和蒸汽机器，无一不是日新月异竞相改进的。”（九编）他还在《时事小言》中写道：“在和平时期会爆发工商业的战争。”给福泽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由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工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还有这种增长和发展正在各国间展开竞争这一事实。世博会不过是为这些已经实现了进步和增长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一决高下的场所而已。另外，久米也关注了西欧各国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实记》中，他将这种竞争称为“太平的战争”，并将其描述为“开明之世中最为重要的任务”（82）。

在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福泽和久米等人不仅看到了科学与技术直接相关，是工业发展和军力强大的基本要素，而且还看到了国家积极支持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创新。在正式分割世界的大战前夜，福泽和久米准确地掌握了欧美各国的情况。于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日本被慢慢地引上了征服世界的近代化之路。

日本统治者们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与欧美列强开始接触，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上与他们存在巨大的差距。“若想不亡国，唯有不断进步、成长”的观念已深入他们的脑髓。基于这一观念，久米也对新生的日本的前进方向进行了诸多思考。

随着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当今世界进入了贸易时代、国际关系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为了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首先尊重财产权，以实现富强。（《实记》24）

确实应该全民团结一致，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不过，这绝不是仅仅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就能实现的，因为它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之前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