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玉制工艺品

如前所述，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曾作为部落图腾的徽征而神秘一时。在殷商的等级社会里，玉器作为装饰品成为特权和等级制度的标志。在秦汉封建社会里，玉器被儒家赋予“五德”，并制作成神圣的礼器，为皇权和王室服务。权势人物死后，还出现了玉葬这种怪诞的事情。佛教传入中国，由石佛而玉佛，用玉来抬高佛的地位。但是，随着历史不断前进，人们赋予玉器上的神秘的宗教和神圣的人伦的面纱被层层剥去，玉器也就彻底演变成供人们玩赏的工艺品了。只要有了钱，就能买得到。

到了明清，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玉器也就沦为实实在在的商品，玉器的制作受买者的操纵。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玉雕艺术也有它诞生、繁荣、鼎盛、衰微的过程。每个朝代的玉雕艺术发展不尽相同，但就整体而言，这门艺术却渐渐衰微。这里所说的衰微，并不是指创作的数量和玉雕的技术，而是指玉雕的艺术成就，亦即它们本身所包含的审美价值。

明清玉雕艺术衰微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艺术题材日益狭窄而庸俗，艺术品的日益商品化和从事玉雕匠人的文化素质低下，都是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原因都是封建社会本身造成的。明清以来的皇室、达官贵人、富商以及附庸风雅的权势人物刻意追求福祉、迁升和长寿，因此以福、禄、寿为中心题材的玉雕比比皆是，诸如玉堂富贵、鹤鹿同春、八仙祝寿、吉庆如意等作品，都谈不上审美价值。清代乾隆皇帝嗜玉成癖，极力搜罗古玉，提倡做假古玉，并仿制古彝器如鼎、尊、簋、觥、觚之类作为陈设品，在玉雕领域里倡导复古风气。他还亲自命玉工制作白玉仙人、白玉马，配文雅座，镂刻隶书“宣和御玩”，供自己玩赏。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一味复古必然使玉雕艺术陷入死胡同。

明清的玉雕艺术，就其整体而言是走向衰微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好的作品出现。明清两代五六百年历史，玉雕无论是在创作的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历史上空前的。特别是清代，清帝国版图囊括天山南北，著名产玉区都由清政府管辖，年年向清廷贡玉。贡玉经军机处、奏事处验收斤两，然后再转造办处分品级、定用途。治玉作坊分北（京）派南（苏州）派。造办处如意馆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玉匠。此外，还有两淮、苏州、杭州、江宁、淮关、长芦、九江、凤阳等治玉基地，人才辈出。

苏州自明以来，治玉艺人成就甚高。其中陆子冈、贺四、李文甫、王小溪都是雕琢好手。陆子冈琢的玉水仙簪，奇巧玲珑，花托下的茎枝细如毫毛而不断，颤巍巍地显出花朵的娇态。清代艺人朱宏晋，可以在玉石、玳瑁、玛瑙、螺壳等薄片上，雕成极细微的花鸟、楼台、亭桥、山水等镂空图景，惟妙惟肖。苏州的玉工分工很细，有画样、选料、锯钻、做坯、做细、光玉、刻款、烧古等工种。其中，画样和选料工作是具有创造性的，因而处于领班地位；锯钻工属于粗工，自从乾隆年间引进弓锯和金刚砂以后，解玉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做细、刻款、烧古难度较大，属于细工。镂空的花朵、璎珞、纽饰、纹带，需要用金刚钻锥穿成小孔，以金丝锯插入，慢慢雕琢。遇到玉色变异，就要因料制宜，改拙成巧，独运匠心。

清代的玉工，无论是南派北派，都全面地继承了历史上的优秀技艺，如阴线、阳文、平凸、隐起、镂空多种表现手法。制作玉器或简朴方正，或繁缛华丽，或古色古香，或富于异国情调。其中仿制痕都斯坦（即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玉器，尤有建树。

大型玉雕代表着清代玉雕水平。乾隆四十一年，清政府从新疆运来大玉六块，共2万余斤。乾隆四十五年，进贡大玉一块，计9000余斤。这些大玉为雕琢大型玉雕奠定了基础。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型玉雕有“大禹治水玉山”“寿山”“福海”“大玉瓮”“秋山行旅”“会昌九老”等。“寿山”现设在乐寿堂，原玉重3000斤，由两淮盐政制作，约四年完成。“福海”现设在乐寿堂，原玉5000斤，由两淮盐政制作，共用四年完成。“大玉瓮”现设在乾清宫东暖阁，原玉重4000斤，由造办处制作，共用三年半完成。最著名的是“大禹治水玉山”，现设乐寿堂后间，原名为“大禹开山山子”，全名为“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玉山。9000斤大玉，做成后高9尺5寸，宽约3尺，金丝铜座，堪称“玉器之王”。玉的质地温润、致密、坚硬，微含碧绿，呈半透明体，属角闪石青玉类。玉雕以宋人画《大禹治水图》为蓝本，经造办处、如意馆设计，由扬州盐政制成。从选料设计到刻字完成，其全部工程整整用了十年。我国古代治水主要方法是开山导水，使水畅通，避免因堵塞而引起泛滥。清代玉雕艺术家再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治水场面。玉雕正面及两侧或重岩叠嶂，或古木苍松，或湍流瀑布；三五成群的劳动者分布在半山间，或扶长钎，或抡大锤，或击岩石，或下巨木，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