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播新知与端正世风：清廷设立编订名词馆的双重考量

自清末新政以来，推行新式教育成为清廷在改革上着力甚深的举措。“育才兴学”的内容，屡见于当时的上谕和奏折中。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相继颁布后，各类学堂的授课科目已拟定，编纂各科目教科书成为清廷推广新式教育所亟须解决的问题。尽管在当时，清廷已在北京设有专门编辑教科书的机构，并在学制中格外强调中央权威，试图将教科书的编审权和决定权控于中央[18]，但由于“应编各书，浩博繁难，断非数年所能蒇事，亦断非一局所能独任”，因此在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中，不得不相应变通，鼓励京外官局和私人编纂教科书，并允许地方学堂斟酌选用外国教科书。[19]

上述措施适度放开了民间企业进入教科书市场的条件。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新成立的书局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纷纷建立，新编、新译的教科书也层出不穷，充斥于图书市场之中。[20]然而，由于编译者能力高低不同，选材视角各有差异，导致教科书的质量良莠不齐，有些书甚至不适于各类学堂的使用。严复就曾针对当时教科书“真赝互陈，良楛并出”的情况，批评编译者“往往但求速成，剿割庞杂；或苟矜新异，逆节违理；或不知而作，雅郑不分；或陈腐因仍，无所启发；或利盭溢恶，潜滋厉阶”。[21]更严重者，在于使用各学科名词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致使不同的教材描述同一事物所使用的称谓各不相同，造成教育的混乱，使教师、学生无所适从。

针对民间教科书质量参差、译名混乱的问题，清廷借学部成立的契机加强了审查力度。学部内与教科书相关的机构有两处，一为编译图书局，1906年设立，由学务处原设编书局改办，其主要工作除编译一般图书外，“于局中附设研究所，专研究编纂各种课本”[22];1907年又在编译图书局下设立审定科，主要负责审定学部发行的教科书。[23]另外，学部初设时的基本架构为“五司十二科一厅”，其中总务司下有“审定科”,“掌审查教科图书”,“凡编译局之已经编辑者，详加审核、颁行”。[24]这两处机构都负责审定教科书事宜，虽有叠床架屋的非难，但亦可从中看出政府对教科书事宜的重视。

学部成立后，迅即命令教科书编者谨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编纂中小学堂教科书，进呈之后一律颁发。至各省所编教科书，亦必认定宗旨，呈由臣部核定，然后许其通行”。[25]同时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将“学堂教员所编讲义及采用私家课本”以及“未经采用之私家著述”，一齐“从速征集，汇解本部，以备采择”。[26]于是，审查各省上呈的各种教科书，成为学部的日常工作之一。在审查意见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学科名词问题的评语。如上海美华书馆呈《化学详要》一书，评语为：“译笔未精，译名亦多未妥”[27]；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中，也存在所译外国地名“一课中多所抵牾”，即译名不统一的问题[28]。学部人员还会在每本书的校勘表中，将他们认为不妥的译名一一列出，并附上更替的译名。如将化学教科书中“养化质”改为“氧化物”、“化合质”改为“化合物”、“冰度及沸度”改为“冰点及沸点”，将生物教科书中“脊骨动物、圜节动物、轮辐动物”改为“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腔肠动物”等。[29]

尽管学部审查人员非常重视教科书中的译名统一，但由于当时并不存在由政府名词审定机构正式公布的各学科名词对照表，审查人员在评定送审教科书中的名词优劣时所能参考的文献不多，故而难免有较强的主观性。[30]随着教科书审查工作的进行，学部越来越认为坊间流行的各种课本“杂立名词，无复抉择”[31]，有碍于新式教育的推行。有鉴于此，学部在奏呈的预备立宪筹备事宜清单中，将统一名词作为立宪工作的重要一环，规定于宣统元年“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择要先编，以后按年接续）”，二年“编辑各种辞典（以后逐年续编）”。[32]为表示对这一工作任务的重视，学部于同一年奏设编订名词馆，专门负责“统一文典，昭示来兹”[33]的工作。由上可知，编订名词馆的成立，短期目的是为了统一各科名词；而其根本，则在于为优质教材的编纂提供可能，为新知识的传播和新式教育的推广服务。

清廷成立编订名词馆的另一层目的，是出于端正世风、维护统治的考量。清末西学涌入，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为趋新的学人士子所熟习。一些守旧的士大夫担忧中国传统的失落，对这一“新名词运动”[34]大加挞伐。还在戊戌期间，叶德辉就斥责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人主持的《时务报》《知新报》导致“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称其文“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35]

到20世纪初年，中日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大量来自日本的新名词、新思想充斥于中国社会。这也引发了许多思想守旧的清朝官员的警觉。翰林院编修邓起枢上奏，建议限制派往日本学习师范和法政的留学生数量，代之以陆军、工艺等实科。他给出的理由是“留学东洋学生，惑自由之邪说，张民约之谬论，聚党结会，妄议国事”。[36]同样在翰林院任职的恽毓鼎也观察到，“近来新学盛行，少年轻俊之士，皆掇拾日本新名词，以自表异文体，既戾士习，尤嚣其弊”。对于新政中效仿日本进行的教育改革，他也多有非议：“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他担心新学制实施会导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37]

恽毓鼎反对日本新名词的理由可概括为两点：从“文体”上破坏中国传统文学，从思想上导致“异端邪说”横行于世。[38]恽毓鼎在日记中批判张之洞为“吾道罪人”，但实际上张之洞对日本新名词同样抵触。对在辞章上自视甚高的张之洞而言，“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39]，令其极为反感。在民国时期的掌故笔记中，常记载张之洞对新名词的厌恶。如黄濬在笔记里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40]又据胡思敬称：“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糅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41]“奖新学而喜旧文”，这七字评语极贴切。在确立学制时，张之洞的思想同样是新旧杂糅的，这从癸卯学制的十字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即能体现。在推广新式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又于1907年奏立存古学堂，试图改变“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只视为具文，有名无实”的状况，提升四书五经在学制中的地位。[42]这一举措是对新学制的修正，既体现了张之洞本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可视为对恽毓鼎等思想更加守旧、却占据“政治正确”的高地不断诋毁新学的官僚士人的回应。可见，无论是从思想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张之洞都对清末的新名词持排斥态度。[43]

“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44]张之洞等人的立场推动清廷决意从政策上尽力消解日本新名词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1904年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就专门有“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

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搀杂。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45]

由“文体”而到“士风”，担忧这些不“雅驯”的日本新名词对中国“学术风教”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动摇其统治，是清廷对新名词加以限制的根本原因。[46]

就学部本身的工作而言，其审查各种教科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谨邪说暴行之大防”[47]。宣统二年，直隶总督陈夔龙上奏，称鉴于“东西游学生译刊之书籍报纸，往往肆意讥评，淆乱黑白，虽经严饬查禁，而辗转传播，仍未能禁绝根株”的情况，朝廷应“请饬下学部将一切教科书籍精心审订，务期范围不过，伦纪修明，驯致夫君子爱人、小人易使之成效。凡有宗尚稍偏，易滋流弊者，一律摈而弗取，俾免习焉不察，误入奇袤”。对此，学部奏称在审定教科书时，对于书中“蔑礼斁教，稍涉奇袤，如平权之瞀说，种族之讆言，自由结婚之歌辞，惑世诬民之报纸”，均“通饬严禁发行”,“断不任其淆乱人心，贻误来学”。[48]

具体查看学部审定教科书的评语，也可以大致分成思想和文体两类。对文科教科书中，重点审查书中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严令删改，甚至直接将全书查禁。学部曾发咨文致浙江巡抚，要求查禁一本国人写作的女子小学国文教科书，因其“宗旨纰缪，颇染平权自由邪说”，并举书中“谓家规家礼皆压制之法”“谓古时之家，名为和睦者，不过压制于威权之下”等内容为证据。[49]对于译著中出现的“异端邪说”，审查时也着重加以封堵。例如对一本译自日本的《中等伦理学》教科书，审查员认为本书“调和中西学说，牵合杂糅，于我国教育宗旨不合”，并指出“书中载有蔡序一篇，尤多谬妄”，要求查禁。[50]又如清末流行一部译自日本、由上海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审查员评点“第三卷叙法国之乱，词语太繁；叙东西洋之关系，中间有过当语，必须删改”。具体要求将书中“法兰西革命”改为“法兰西变乱”或“法兰西政体之改革”,“大革命”改为“大乱”,“革命党”改“新党”——总之，不得出现“革命”一词；涉及晚清史的部分，将鸦片战争“乃割香港之地以求和”改为“割香港”，甲午战争“请和”改为“说和”,“大败”改为“败”。原书中有“殆将为欧人所灭亡”等语，需改为“日本发奋自强，已著明效。中国近年兴学练军，重工商，励实业，考察东西政治、预备立宪，将来继起于东亚大陆，固可拭目俟也”。[51]

为通过学部审查，清末的教科书，除保证思想“正确”之外，还需在文体上规避风险。清末十年，“保存国粹”的呼声极为高涨，并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结合，形成一种以“抵制东瀛文体”为主旨的语言民族主义风潮。[52]清末政府一度鼓励学生赴日留学，这一方面导致国内学堂开设日语课程成为潮流[53]，另一方面留日学生也把大量译自日语的知识传播到国内。由于留日运动刚刚起步，留学生的日语程度往往较浅，其翻译作品的遣词造句受日语影响甚深，因此引起一些士大夫的反感。在审核教科书时，学部经常挑剔日译教科书“夹杂东文语气”[54]，以致难以卒读；书中采用的学科名词“俱沿东文之旧，与吾国所通行者颇多歧异”[55]，也需要加以改正。鉴于当时译自日语的教科书质量多有缺陷，审查员在一则审查意见中对这些译者的日文水平严加批评，称“近世粗涉东籍之士，仅知ノガニナト之用，便自以为深通东文，侈然言译述，剌取东文中之假名加以涂抹，而颠倒其汉字，所以佶屈聱牙，读之生厌，而意义之纰缪，亦遂无从是，正所谓望文生义者是也”。[56]

综上所言，清廷设立编订名词馆的初衷，绝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学科名词、推动教育进步；结合清末的社会思潮可见，在清理“异端”思想、抵制东瀛文体等问题上，编订名词馆也担负着一定的使命。在这种背景下，学部于宣统元年奏设编订名词馆，计划对“文实两科”的全部学科名词加以审定，既注重算学、博物、理化等科学名词，又特别强调舆史、教育、法政等科名词亦在编订之列 [57]，在“灌输科学”和“保存国粹”的双重使命下 [58]，开展其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