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奠基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隆隆炮声中，毛泽东开始逐步把主要精力转向创建人民共和国。

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是亿万炎黄子孙梦寐以求的愿望，是一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矢志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终于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了。毛泽东满怀胜利的喜悦，以更加忘我的工作去迎接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他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生政权的筹备工作。早在1948年5月，他分别致电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发起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3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和制定夺取最后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方略。6月，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论述新生政权的国体和政体。接着，他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激昂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后，他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

《共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外事务繁杂，百废待举。担任党、军队、国家和政协最高职务的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制定新中国基本国策等多种重任。他及时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内尚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大陆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200万人，各种特务分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人，以及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在国际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海、空军武装干涉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同时，美国又派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及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受内外敌人颠覆的危险。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顶住美帝国主义核战争的恐吓，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和多方征求意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在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指挥下，志愿军指战员于10月25日至次年6月10日，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使美军迭遭挫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被迫于7月10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之后，双方边谈边打，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国内，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他的精心规划下，到1953年，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在新解放区顺利地完成土改，使大约3.1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再加上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进行的没收官僚资本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和清理，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在一百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有4.75亿人口的大国、穷国。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8]。毛泽东告诫全党和全军，“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9]

在领导全国人民初步平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大涨价、解决了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0]

经过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审慎研究与周密规划，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艰苦努力，在进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稳定调整。这为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重要的基础。

中国革命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详细论述过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步骤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进行，则主要是根据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逐步明确起来的。鉴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等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的彻底完成，鉴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不断完善和巩固，鉴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营经济的逐步壮大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的消长变化，毛泽东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11]毛泽东还就“过渡时期”作了解释，他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首先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搞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并借鉴苏联农业集体化时的教训，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和广大农民的愿望，适时地提出了农村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毛泽东在指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起初是十分谨慎的，制定了积极而又稳步发展的方针，摸索出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直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一整套的过渡形式。毛泽东认为，这样“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12]毛泽东在领导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后期，在工作方法上有过急、过粗的情况，但在总体上是完成了一项创造性的工作。

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毛泽东积极关注和领导着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方法，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改造，同对工商业者和个体手工业者的改造结合起来，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继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这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大变革中，不仅没有使社会生产力下降，相反还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即在1956年同社会主义改造一并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毛泽东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石。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