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探索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顺利确立，使毛泽东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喜悦。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他及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

针对实现农业集体化后社会主义农村出现的新气象，毛泽东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1月底，经过多次征求意见，主持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了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它一经发布，就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在全国农村掀起争先“过黄河、跨长江”的热潮（指分别达到和超过《纲要》关于黄河以北地区和淮河以南地区粮食亩产标准的活动）。

1956年2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分别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历时近两个月。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和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反复地加以研究思考。他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研究了苏联等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并认真地观看一些设备、仪器以及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大好，但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除去吃饭外，直到上床休息，全天都用于听汇报、搞调查研究。他自己风趣地把这叫作“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说，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这一目标，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好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优劣成败的十大矛盾，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重要思想和原则。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和讲话中阐述的一些重要思想，构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经济文化迅速增长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共八大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和潜在的矛盾，成为毛泽东反复思索的主要问题。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强调，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其中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解决。在讲话中，他还就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其中，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为了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地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实践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泽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场全国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突出表现在指导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急于求成倾向。

转入经济建设时期后，萦绕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改变我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状况，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百多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沉痛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等外部压力，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一直有一种“时不我待”和“只争朝夕”的急切心情。

随着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一批重工业基地的陆续建立，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认为随之而来的一定是生产力的大解放。这些使得他不满足于现有的、已经是相当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了。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的问题。同年11月，他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进行的反冒进作了错误的批评，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了批评，他要求在各个山头、村落、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随着脱离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的不断提高，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盛极一时。

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1958年，从年初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在全国巡回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再到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安徽、广州等省市，他来回奔波，深入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

直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铺开后，特别是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热火朝天地搞起来后，毛泽东逐渐发现：办人民公社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10月间，毛泽东到天津、河北、河南农村搞调查。在天津杨村由他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上，河北徐水县委书记汇报了徐水县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实现全面供给制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这种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针对这类问题，毛泽东相继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带头纠正急于过渡、否定商品生产的做法。他亲自带领各级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他说：现在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人民公社要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接着，毛泽东又相继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体制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样，就把基本核算单位降到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础，虽然依旧偏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人民公社所有制公有水平过高造成的矛盾。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地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从高饶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的主张。1956年的中共八大正式形成了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同时，毛泽东开始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会议同意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是毛泽东为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作的一项重要决策。不担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围绕着19个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是关系到6.5亿人安定的大问题，必须安排好；等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指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后来的经济调整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不容许从根本上批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缺点是1个指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他要求清理“左”倾错误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庐山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并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

庐山会议后开展起来的“反右倾”斗争使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得以恶性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地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严峻的经济形势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忧心如焚，他一连很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他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限量标准。他曾7个多月没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作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自己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14]

在深刻自我反省的同时，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的下达，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会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月下旬，他亲自到河北、山东、江苏进行调查。2月上旬，他又到浙江、湖南搞调查。3月，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部分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局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工厂、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农业“六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制定了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经济形势逐步得以好转。

在此基础上，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15]。

在回顾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误的历程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一贯倡导的思想，他号召全党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干部的头脑，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