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洪流中

青年毛泽东结束学生时代，开始走上探索人生的道路。1918年6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给他写信告知，吴玉章、蔡元培等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等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研究决定立即在湖南组织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由蔡和森去北京进行联系，毛泽东等留在长沙做发动和组织工作。蔡和森到京后，接连写信给毛泽东，要他速去北京主持工作。同年8月，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留学的湖南青年抵达北京。接着，他和蔡和森等多方设法把这批青年安排到留法预备班，同时为他们做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很多进步人士对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称赞。

毛泽东到北京后，因没有费用来源，生活十分清苦，急于谋个职业。经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他接触了各种新的社会思潮，阅读了近期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李大钊发表的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从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可以向李大钊请教。后来他回忆说，到1918年才开始读马列主义。

1919年3月，毛泽东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京去上海，在20多天中，他接连两次参加了欢送赴法青年的活动。毛泽东组织了一批批青年出国勤工俭学，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曾解释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很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

同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除教书外，其余时间用于开展革命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他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的会议，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发动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当时，他亲拟传单，带领其他学生会员到长沙各校进行串联发动。经过联络和协商，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毛泽东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发动了全省学生总罢课，毛泽东和成群结队的学生一起，拥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不久，全省普遍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长沙人民还举行了烧毁日货示威游行。当时，长沙相继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筹备会、教职工联合会等爱国组织，毛泽东同这些组织都有联系。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建议湖南省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他被推举担任主编。《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创刊，共出五期，大部分文章都为毛泽东所写，如《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他在文章中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和斗争，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湘江评论》在全国影响很大，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报刊都介绍或转载了它的文章。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它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湘江评论》由于传播新思想，洋溢着斗争精神，被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张敬尧查封。随后，毛泽东担任了《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自第7号起由他主编。当时新闻界对创新的《新湖南》的评价为：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不久，《新湖南》又被张敬尧查封。

自《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就开始秘密地组织驱逐张敬尧的活动。1919年12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成员发动湖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他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赴北京，组织了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每天编写和发出稿件150多份，送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登载，向全国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毛泽东等人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一文中，揭露了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黑暗统治。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他进一步了解了苏俄的情况，热切地搜寻和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译本。他还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启迪和帮助下，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做驱张工作。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同时恰逢军阀之间发生内讧，终于在同年6月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了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整个下半年，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革命活动。他非常关注教育事业，发起成立了湘潭教育促进会，倡导革新教育。随后，他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校长），并兼教一师语文课，带头实行了教学改革。为了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后来曾大量销售马列著作和进步书报。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前夕，他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当时，他希望通过人民制宪，进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的尝试，因此发起组织了湖南自治运动，发表许多文章进行宣传，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制订宪法，实行民治。这在当时虽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却推进了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

毛泽东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这对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经酝酿筹备后，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阐述了同新民学会旅法会员讨论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所产生的分歧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一部分会员提出的采取“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的主张，而对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言坚定地表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告知了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的事，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这表明，在1920年冬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时，经历了许多探索、追求和比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

1920年冬，毛泽东同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杨开慧于1921年入党，后跟随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留在长沙地区坚持斗争。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壮烈牺牲。毛泽东从报上得知噩耗后，在给杨开慧的亲属的信中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牺牲的无比痛惜和深切怀念。他后来曾写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著名诗词。

1921年7月，27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抵达上海，代表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回到长沙，立即进行筹建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中共湖南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为书记。随后，他在长沙、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在湘区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还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共一大后，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集中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如开办工人夜校、深入工矿考察、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1922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大罢工，以及长沙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数获得了胜利。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湖南省工人成立了统一的工人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当时，毛泽东以总干事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同省长赵恒惕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赵恒惕被逼允诺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报告，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批评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成员之一、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积极参加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回湖南大力发展国民党员，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1924年1月，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他因病于同年12月离沪回湘休养。利用养病的机会，他在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中共韶山支部。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领导全国农民运动。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发言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主张进行土地革命。会后，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到湖南的5个县进行了32天的考察。1927年5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真正敌友，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中共领导人之一。1926年3月，当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4]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毛泽东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发言，强调指出党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