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上，毛泽东就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最迫切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同湖南省委多次讨论秋收起义问题，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随后，他到江西的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开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并研究制定了湘赣边界起义的行动计划。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50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最初攻占了一些城镇，但由于强敌反扑，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找个歇脚的地方，以保存实力。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行进途中，遭敌袭击，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起义部队转战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不足一千人的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健全部队党的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三湾改编初步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随即，他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在部队占领的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从而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是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

在井冈山开展斗争的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他向部队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接着，他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加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赴湘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宁冈砻市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中共军委书记。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使当时中国出现了一支最强大的工农武装。

1928年5月间，毛泽东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井冈山的坚持斗争中，毛泽东运用这些战术原则，指挥部队粉碎了敌军多次“进剿”和“会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武装力量，开展了土地革命。5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初步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明确地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6月至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依中共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深入地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提出和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

1929年1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即将遭到湘赣两省敌军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红军面临敌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后出击闽西。在转战中，他和朱德等作出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即将进行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并将其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红四军于3月至6月间，在赣南、闽西边境东征西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相继在10多个县成立了红色政权，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初步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6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大会未能统一思想认识。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后，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于10月下旬回到部队。他在11月下旬到上杭蛟洋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到长汀同朱德会合，准备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他领导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并在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大会决定由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规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指明红军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农村环境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以农民为主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为中共建党和人民军队建军的纲领性文献。

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撰写《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这篇文章，提出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技术，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6月，毛泽东任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8月，他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底，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主张东渡赣江，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随后他和朱德等领导红军完成由长期以来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同年12月至次年9月，他同朱德指挥红军实行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

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1931年11月上旬，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受到排挤。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评，他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人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是年秋，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院长傅连暲每天傍晚邀毛泽东登山漫步，让他练练身体散散心。

1933年，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从春天开始，毛泽东参与领导了查田运动，着手对某些错误政策尽量加以修正。8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阐明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10月，为了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他发表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1月，他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4月至7月，他在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他亲临南线前沿进行军事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在国民党军的强力进攻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0月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红军惨遭损失和敌军封锁围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央和军委负责人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数人的支持。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组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先后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调动和迷惑敌人，突然南渡乌江，出其不意地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的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被人们赞叹为“用兵真如神”。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界地区退却。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了斗争，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进行了说服和批评，否定了他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川康边界的冒险主张，特别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暴露出危害中央的阴谋时，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第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第三军团改为第三军）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11月初，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下旬，他直接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2月17日，毛泽东出席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7日，他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说明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拦击的情况下，为顾全抗日大局，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政策，5月毛泽东毅然决策回师陕北。随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红军向陕甘宁边境西部地区进行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使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12月，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他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之一。

在1936年整整一年中，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倾注全部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发出一封封书信，阐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谈判停战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