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河小港的新生、徘徊与转折

宁波港新生之役，发生于1949年春天。

解放大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风卷残云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一路南下，挺进浙江。5月25日凌晨，解放军第22军以3个师的兵力攻占宁波，国民党军残部溃逃舟山。

江南重镇宁波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已显衰落的宁波港由此获得新生。

当年解放大军入城时有无经过宁波港已不可考。但有案可稽的是，5月30日，由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小组一行5人，由组长杨仲起带领，一脸严肃地抵达宁波三江口外马路，奉命接管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宁波分公司和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也即宁波港的前身。

宁波港码头、航政处办公楼、仓库、浴室等散落在甬江北侧外马路上，凸凸凹凹地占了一长溜。宁波人习惯将此马路叫作老外滩。据说，宁波老外滩开埠的时间比上海外滩还要早。

春夏之交，时近端午。宁绍一带农谚云：端午杨梅夏至李。连绵的江南梅雨，把宁波这座古城淋得湿漉漉的。与宁波人相依为命的姚江、甬江、奉化江，在此处汇合，汹涌着浑浊的波涛，匆匆流向东海。沿着三江六岸，一排排低矮陈旧的老式民居，檐头上露出长年雨水浸润留下的绿苔杂草。岸边停泊着几十艘大小不一、破旧不堪的船只，有几艘竖着桅杆、斜着风篷的小木船，在江面上漂浮。只有紧邻的天主教堂，在静穆中发出清脆的钟声，似乎在宣告一个旧时代的谢幕。

军代表杨仲起面对三江口，陷入沉思之中。

这位眉目俊朗、身材适中的山东汉子，随大军南下来到宁波，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江南的闷热气候。杨仲起虽只三十出头，但他二十来岁就在老家莱芜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担任过人民政府区长、区中队长、县粮食局局长、南下干部中队队长，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了。此时，他习惯性地紧了紧军用绑腿，右手抬了抬军帽帽檐，顺便用衣袖把额头上悄悄沁出的汗珠擦去。少顷，他朝身后另一位军代表、老乡李传孝回望了一眼，高大瘦削的李传孝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位组长。

面前的宁波港就像一台散了架的手风琴，支离破碎。

国民党军队在逃离宁波时，大肆破坏。全市多家轮船公司没有一艘船能行驶外海，宁波人熟知的江陵、江和、江静、江太等8艘3000吨级客货轮，悉数被国民党军劫掠去了舟山，11艘小型客货轮均被沉入江底。在中国航运史上曾称雄一时的太古、怡和两家外轮公司，也都只剩下一座破烂不堪的码头和几间漏雨的仓库。

6月12日，杨仲起与留守的国民政府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主任许祖衡进行交接。

许祖衡是宁波当地人。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主任这职务看上去很光鲜，其实是个虚职，实际权力掌握在码头老板周厚斋手中。不过，解放大军尚未踏入宁波地界时，那位周老板早已“哧溜”跑路，逃往舟山。许祖衡留了下来，成为资方代表。

许祖衡小心翼翼地给军代表小组组长杨仲起递上一份交接清单。清单大致内容是：全港计有1艘铁壳木面趸船，3座浮桥；5幢面积共1959平方米的仓库，2幢办公用房；铁制和木制船舶17艘，总运力1635吨；航运处管理人员11人，船员175人，其中19人跟随周老板逃往舟山；公司尚存银元800元，半新旧雪佛莱小车1辆，已破损电台1部；全年货物运输总量为4万余吨，运送旅客约27万人次。

这，就是国民政府惨淡经营宁波港20余年，留给新中国的全部资产。

当笔者从尘封的历史、泛黄的档案中淘挖出这些数据时，都有点不敢相信：宁波港是在这样近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起步的。

不过，历史真相就是如此。

面对衰败不堪的港口、惊疑不定的员工，军代表杨仲起、李传孝并没有畏难，更没有气馁。他们拿出共产党干部的看家本领，立即深入码头工人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宁波市搬运公司在同兴巷宣告成立，公司工会随之设立。当家做主后的职工被动员组织起来，迅速修复11个简易码头，随后逐步启用。工人们对宁波至镇海的主航道进行检查，重新点燃所有航标。公司同时组织力量打捞，先后将大大小小的沉船打捞上岸，经检修后投入使用。一俟定海解放，宁波—定海—沈家门航线随即复航。待肃清了大陈岛残敌后，宁波至上海航线旋即开启，“民主3号”轮、“民主4号”轮“呜呜呜”鸣着汽笛，欢快地往返穿梭于甬沪线上。

短短两三年时间，宁波港很快走出困境，航运全面恢复，货物吞吐量增加到45万吨，港口呈现勃勃生机。1953年1月1日，上海港务局宁波分局成立，开始统一管理宁波港事务。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宁波港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而跌宕沉浮、坎坷前行。

对于那个时期宁波港的状况，现尚健在的宁波港“老码头们”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们或撰写回忆文章，或口述历史，介绍他们经历过的、记忆中的宁波港。

那个时期，南来北往宁波港的大多是农副产品，加上水泥、煤炭、矿石、木材、百杂货等。全港没有一台装卸机械，运输工具是最原始的扁担、箩筐、手拉车，主要依靠人工手拉肩扛背驮。典型的劳动场景是：烈日下或风雨中，摇摆不定的船只上，工人们猫腰站着，挥动铁锹，尽快将煤炭、矿石等装进箩筐，然后踏着跳板，挑货出船，摇摇晃晃地走过浮动的趸船，沿着码头台阶，咬着牙、冒着汗，一步一步走上岸，再慢悠悠地挑进临岸仓库。有些较为笨重的水泥、钢材，则用手拉车装载，靠人工拽拉着，攀登斜坡，送进仓库。仓库内的货物早已垒成小山般高。于是，工人们又咬着牙，顺着陡直的梯子，把肩上的水泥袋送到更高处。稍有不慎，或恐高，就会从梯子上跌下来……

那时，码头工人可以与脏与累画等号。

当然，宁波港在漫长的孕育期也不是没有一点进步。1956年，萧甬铁路修复延伸，之后，白沙码头建成，宁波港运力有所增长。还有，工人们怀着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强烈愿望，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发明了木结构帆布传送机、“少先式”起重机等。这些革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港口进入半机械化阶段，港口年吞吐量上升到90万吨。

与笔者同时代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若干年前，有一部现代京剧《海港》曾红遍全国。该剧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港码头的景象和码头工人的生活：基本作业方式仍是手拉肩扛，一辆平板车拉6袋稻种，1台吊车吊起1吨货物。膀大肩宽的码头工人，为抢在台风到来前装船完毕，充满豪情地喊“2000包小麦，我们扛”。退休工人马洪亮重回码头，看到码头变化，兴奋异常。他抚摸着“码头工人的老伙伴”——杠棒，深情地唱“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一句，一度成为“流行歌曲”，响遍大江南北，表达着那个时代人们对海港机械化的全部认知。在马洪亮和其他人眼中，吊车一次能抓起成吨钢铁，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与眼下宁波舟山港卸船机三五十吨的抓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中似可窥见，当年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的确曾推动过港口发展。

然而，这些革新活动，只是激起几朵微小浪花，很快被后来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汹涌浪潮所淹没。到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连这样缓慢的发展也戛然而止。

宁波港自然未能幸免，被人为地打上了休止符。加上因姚江建闸而带来的泥沙淤积，三江口江底急遽上升。开港1200余年的内河港口宁波港，似乎走到了自己历史的尽头。

但人类社会发展史已证明，并将反复证明：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人为力量终究不能阻遏社会生产力发展。

在紧要关头，历史出现转折。

宁波港的转折，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采取灵活外交政策，逐步打破外界的围追堵截，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外贸也随之快速复苏。至1973年，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140多个，全球有550多个港口与中国有了运输往来，每天平均来华外轮达190多艘，还不包括中国自己拥有的远洋货轮。而交通部直属的15个港口，只有35公里海岸线、200多个泊位。港航之间比例严重失调，港口堵塞、压船压货情况十分普遍。每天能进港装卸作业的船舶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船舶需在锚地排队等候，有的外轮停泊时间竟长达月余。外轮叫苦不迭，港口频频告急。这些情况，自然会通过层层报告，直达国务院领导案头。

是年2月，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争取在3年内改变港口面貌！

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交通部负责人沿线沿岸考察，跑遍了长江沿线和沿海主要港口，如湛江、黄埔、杭州、镇海等，听取当地领导和专家们的意见，比较、选择最佳港址。最后，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选择宁波镇海作为华东海岸线上的重点建设港口区。1973年9月27日，全国港口建设工作会议明确了东南沿海的港口布局。

这个选择，改变了宁波舟山港的走向。

当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只留下了一张黑白老照片，记录下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考察镇海时的情景。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照，顾及当年的环境条件，选择镇海作为宁波港选址无疑是正确的。

镇海港区地址位于甬江口北侧、招宝山外侧，距宁波港老港所在地三江口约22公里，是镇海老城区与海滩接壤的地方。从地理平面看，镇海西部与陆地连接，宛若一个插入东海的锐角，而招宝山就在这个锐角的顶端，往东就是甬江入海口。港区规划是：将小招宝山至外游山的全部缺口围填成陆域，形成约140万平方米的港口用地；岸线总长3080米，布置顺岸式泊位16个，年吞吐能力620万吨。整个工程计划分两期进行，一期工程建设2个万吨级煤码头和3个杂货码头，年吞吐量210万吨，同时建设进港公路和铁路。

如果规划完成，这个有着1200余年历史的古港，将第一次实现由内河港向河口港的跨越。

在盛夏酷暑的滚滚热浪中，浙江省宣布成立宁波港建设领导小组，并组建指挥部，由宁波地委副书记张兆万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

镇海港区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交通部调集部属最精锐的力量——第三航务工程局和广州航道局炸礁工程队参战。建港指挥部从新安江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乌溪江水电站等抽调工程技术人员，并发动组织当地人民公社社员，会战镇海。

建港，需要将甬江口大小招宝山、虎蹲山、大游山等4座山连成一片，作为新港区的基础。其中招宝山，亦称候涛山，意谓此处波涛汹涌、浪潮进出。它与金鸡山对峙，地势险要，素有“浙东门户”“海天雄关”之誉。后因“商舶所经、百轸交集”，改为招宝山，寓“招财进宝”之意。明朝抗倭名将卢镗称之为“六国来王处”“平倭第一关”。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即在此进行，中方三战三捷，成为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唯一一次在海岸保卫战中打的胜仗。

工程决策者们决定将大招宝山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留给后人登临游览。这样，工程立足点只能放在另外3座山头上。总指挥张兆万带着工程技术人员，乘坐小舟，一次次到这些岛礁上实地踏勘，与大家一起商量设计方案。最后敲定在后海塘构筑一条防浪大堤，把4个岛礁连接起来。由此，工程指挥部提出了“劈山、填海、筑坝、建码头”的工程思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话后来居然成为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

1974年2月，春寒料峭，镇海港区正式开始劈山围堤。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小招宝山、虎蹲山的爆破声，还有水下炸礁声，犹如新年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进港公路和铁路开掘工程同步展开，配套的供电供水系统超前布局。昔日荒凉偏僻的镇海沿江滩涂，一时成为热火朝天的大工地，令人惊叹。

时人为当年镇海煤码头围填滩涂、建设拦海大坝的大会战场面留下了一些黑白照片。今天的我们，从那些饱含着历史痕迹的旧照片中，仍可想见当年热火朝天的场面。拍照的摄影师大概为追求画面的美感，往往把背景选择在旭日初升、朝霞满天之时，波涛汹涌而来，在朝阳照耀下，金光闪烁；长长的队伍，装满石块的手拉车，在大堤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已被炸平的山头上，一群年轻力壮的建港人在用手搬动石块。其实，工地现场更多的是寒风冷雨，是赤脚挖土挑担的建港民工，是手脚被石块划破、压伤甚至流血的年轻人。笔者喜欢端详那些老照片。有时端详久了，那些照片会发生变化，照片中的人物似乎活动起来。恍惚间，笔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笔者自然没有参加过镇海煤码头建设工程，但在差不多时间段，曾参加过跟码头建设前期工程差不多的围海造田大会战，地点就在距离镇海不远的杭州湾南岸。因此，对围填滩涂、抛拉石块的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有过切身体会。寒风冷雨中，赤脚走在被宁绍人叫作“蟹壳冰”的泥潭里，薄冰破裂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挑着上百斤的石渣，精疲力竭地爬上高高海塘的疲乏感，似乎至今犹在。真的没有照片中展现的那么美，没有诗文中描述的那么富有诗意。

第二年，招宝山西北侧经虎蹲山至大游山的拦海大堤筑成。大堤长3160米、高5.5米、面宽9米、基宽16米，防浪墙高3米。这道高堤，硬是把滔天巨浪挡在外面，为码头建设提供了坚实平面。

时任镇海港区党委书记张国民，属于第一批建港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建港首先要炸掉小招宝山，用石块填海造堤。在那个严重缺乏工程机械的年代，工友们人工开山，漫山遍野地用铁锤、钢钎开凿炮眼，负责搬运从衢州化工厂弄来的炸药包，炸山队专业人员负责爆破。民工们靠手拉车、靠肩挑背扛构筑起码头。这么危险的活，当时居然没有人害怕，没有人喊苦喊累，也没出什么事故，真是奇事。

在建设码头工程的同时，建港指挥部着手从下乡知识青年和复退军人中招收新职工。第一批招收了212名，被人戏称为“212部队”。后来的镇海港区工会副主席王靖和镇海油库副书记翁继学就在其中。

王靖当时做斗轮机操作工，至今还保存着那件喷有“浙宁港指77-313”字样的工作服。笔者在镇海港区史展览室采访王靖时，瘦高个的他已退休多年。只见他上身穿一件红蓝T恤，人显得十分精神。他回忆刚到镇海港区的情景，说当时自己与另外16位工友赴上海学习斗轮机操作，用3个月时间学会全部操作技术，成为镇海港区技术骨干。然后，他指着那件工作服的展览照片解释，说，“浙宁港指77-313”的意思是浙江宁波港指挥部1977年313号。

翁继学当年是正儿八经的装卸工，担任装卸班班长。他个子瘦小，身高1.60米，自嘲与水泥包差不多高。有时，他刚把水泥包竖起来，自己却先倒下了。

住的地方条件很差，过得也很艰苦，但职工们没有畏难叫苦。唯一信念是：以最快速度把港口建起来！

1979年1月15日，是一个值得被永远铭记的日子。那天，镇海码头试投产。当得知镇海港区新码头将试生产的消息后，王靖、翁继学他们兴奋得一夜未眠。当天薄暮时分，港口迎来了首艘轮船——“战斗39号”。这艘连名号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印痕的煤轮，载着5699吨煤炭，小心翼翼地靠泊上新建的码头。王靖、翁继学和工友们在镇海港区党委书记张国民带领下，连续两天两夜工作，完成试验性接卸。

一时，人们沉浸在装卸万吨轮的喜悦之中。觉得煤炭虽然是黑的，但天空是蓝的，码头工人的心里是甜的呢。

谁知好景不长，一种意料不到的现象出现：海水涨潮时挟带着大量泥沙涌入甬江口，产生严重淤积。这种淤积的泥沙蛮特别，当地老百姓称它为“铁板沙”，极易沉淀，难以疏浚。边疏浚，边淤积，淤积快过疏浚。镇海港区码头水深逐渐下降，设计水深负10米，很快只剩下负3～4米。这样的水深条件，别说万吨轮，连5000吨级轮船也难以进港。

航道泥沙淤积，岸线水深下降，是港口建设和使用的大忌，也是痼疾。许多沿海城市，之所以没有大港口，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宁波镇海港区碰上了这种情况，眼看着刚刚建成的码头开始“晒太阳”，宁波港人那个焦急呀，真是没法形容。

社会上一时议论四起，对镇海港区的选址和建设提出种种质疑，有人甚至讥讽说，花了一个亿，建了个“死港”。原交通部也发来了港口建设暂停，万吨级煤码头降为3000吨级的指令。

这，几乎将新建的宁波镇海港区宣判为“死缓”。

宁波港人自然不认，不甘，不放弃。大家坚信镇海港区不会由此搁浅，更不会一直“晒太阳”！

建港指挥部立即组织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研究镇海港区航道疏浚整治方案。40多名专家聚集在一起，对潮汐、风浪、地形等要素作了分析，发现新建的煤码头正处于泥沙淤积区，码头远离主潮流200多米，这才造成航道淤积和难以疏浚。经过无数次技术论证和小型试验，专家们大胆地提出了整治方案：采用釜底抽薪之法，在煤码头对岸修筑两条丁字坝，迫使淤积区转移到码头对岸，让主潮流驯服地从码头前沿经过，冲刷掉淤泥。

整治方案敲定后，40余艘各类船舶陆续开进甬江口，近千名职工日夜奋战，用时63天，清淤近百万方，镇海港区各段航道均达到了万吨级轮通航的水深条件。

1980年11月4日上午10时，在人们的期盼与等待中，镇海码头终于迎来首艘万吨级煤轮“红旗110”号。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连煤轮的名字都那么红彤彤、革命化。工友们在敲打完锣鼓、挥舞够彩旗后，带着微笑上船作业，仅用25小时，就一口气把8730吨煤炭卸完。

直到今天笔者采访时，翁继学还清晰记得当年在“红旗110”号轮上卸煤的细节。煤轮分为5个船舱，抓斗机抓完上层煤炭后，还剩下4000余吨时就再也无法继续作业，翁继学就带着全班人马跳进船舱内，用人工起煤。他们先用刮扒机把煤炭往一起汇拢，然后装进大型网兜，再用吊机吊出船舱外面。船舱内还有包裹螺旋桨的“地笼”，“地笼”高仅2米多，空间又低又窄，两边塞满了煤炭，翁继学和工友们干脆用铁锹铲、手工挖，硬是把那些煤炭弄出来。累了，就在煤堆边上打个瞌睡，醒来后便继续干。

待把全船煤炭卸完，大家对视时才发现，自己早已成为“黑猩猩”，除了眼白之外，一身漆黑。当时港区处于初创时期，生活设施不配套，还没有浴室。港区领导心疼这些变成“黑猩猩”的工友们，就用一辆大货车，把这些人拉到镇海城关镇上的浴室，想让大伙儿舒舒服服洗个澡。谁知，等这一大群黑乎乎的人抵达浴室门口时，原先“欢迎光临”的浴室管理人员却担心这些人把浴室弄脏，竟严词拒绝。

“后来怎么办呢？”笔者忍不住追问。

“那能有什么办法呀？浴室是人家的呀！”翁继学不无遗憾地回答道。

翁继学和工友们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港区，用几瓶热水“意思”了一下。

今天，说完这些往事，翁继学自己先忍不住笑出声来。

初战告捷后，工程科技人员继续探究出海口泥沙淤积的原因，向大海口投入数十万方块石，建起一条580多米长的拦海大堤，一举解决了泥沙淤积的难题。万吨级煤轮从此可以欢快地鸣叫着，随时进出。

1981年11月30日，装载着9500吨煤炭的“森海4号”轮顺利靠泊镇海港区码头，完成装卸。

镇海港区终于活了过来，并通过国家验收。经历了一番波折，昂首挺胸，迈入了万吨货轮时代。能不高兴吗？镇海港区开埠，标志着宁波港，不，宁波市，不，浙江省，由此结束了没有万吨级码头的历史。

1983年5月27日，《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镇海港区的好消息《科学整治三年“死港”变成活港》。

之后的镇海港区，似乎顺风顺水。一个个泊位出现在招宝山下、甬江口岸。今天，镇海港区已成为可装卸中转煤炭、散杂货、件杂货、液体化工产品、国际集装箱的多功能、综合性港区。当你乘坐港区的巡道车周游港区1～16号泊位时，仿佛穿行在港口博物馆一般。它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着，最早建成的泊位已略显陈旧和老态，而后来者，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时尚。

这，大概就是宁波舟山港发展史的现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