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十几岁时，我在弗农山(1)住过，跟J·潘内尔·托马斯在同一街区，他长大后，当上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査委员会(2)主席。我家位于萨米特街与东悉尼街的拐角处，是萨米特街一零一号，潘内尔家在我家北边，隔四五家，在街的同一侧，以前的住户姓迪芬多夫。
潘内尔不是我的玩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但在他去火车站或从那里回来路过我家时，我经常跟他打招呼。他是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非常文静而且腼腆。看到他，我会喊一声“你好，潘内尔！”他则会微笑着说“你好，埃尔文！”并继续往前走。我记得有次我穿着溜冰鞋从我家院子里冲出来，在潘内尔面前卖弄地来了个溜冰场上的那种转向。他说：“嗬！你可真是个高手啊，对不对？”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让年龄比我大的人称赞，我心里快活，就顺着石板铺的人行道飞快地溜走了，一路避开我一清二楚的裂隙。
当时，潘内尔之所以在我眼里如此不同一般，并非因为他英俊的长相和友好的举止，而是因为他的妹妹。她叫艾琳，跟我同龄，是个文静好看的女孩。她从未来过我家院子里玩，我也从未去过她家院子里玩。考虑到住得那么近，我们俩不相往来到了不正常的程度。然而，她是我看中的女孩，我对她情有独钟。作为我情有独钟的对象，在这个女孩一方，实际上无任何参与，而是仅仅意味着她一刻不停处于被监视之下。在我自己这方面，意味着在走过她家的房子时，因为窘迫、惊怕，还有心知自己进入一个魔力区域，会被一种匪夷所思的崩溃感所折磨。
在女孩这方面，我跟同龄的大多数男孩都不一样。我很向往女孩，可她们吓住了我。凡是女孩想让她们的男伴具有的独特才能或本领——跳舞，踢球，人前露一手，吸烟以及闲聊等等——我觉得我一概没有，这些事我一样也干不好，也很少尝试过。相反，我死守着自己的拿手本领：身子朝后坐在自行车把上骑，胡诌诗歌，在钢琴上弹《阿依达》选曲，冬天时，在林间谷地里结冰的池塘上玩冰球时守门。但是在女孩子眼里，所有这些把戏都算不得什么。在弗农山中学的四年里，我从来没去学校舞会跳过舞，也从来没带过女孩去杂货店喝汽水，或者去西切斯特娱乐房玩，或者去看电影。这些事我也想做，可是没胆量。不过，我最后确实做到的——也是这篇回忆文章要写的——却要脸皮厚得多，也排场得多。这件事展示了一个少年的勇气及笨拙，每次想起，总能让我惊异，现在我根本无法肯定地说这件事不具有非美性质。
我的羞怯和落伍让我姐姐很恼火，差不多在我这篇文章写及的那个时期，她开始努了很大力想把我激励起来。她确信我在社交上止步不前，还发现我成了她自己活跃的社交生活上的累赘。她总设法派给我女孩，但又总让我推回去。她一有机会，就会打开留声机并抓住我，我们会在客厅里艰难地跳一步舞，跌跌撞撞。她像生死搏斗般抓紧我，最后我用更大的力气挣脱并甩开她。我是个长得精瘦的小孩，可是我的肌肉结实，要想让我长时间保持舞蹈姿势，那个女孩得是个大力士才行。
有一天，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我已忘记，我姐姐成功地让我参加了一次她和别人在纽约的下午约会。当时对我来说，纽约是个大部分未经探究的奇境。以前，我跟父亲一起去看过几次赛马，看过哈得逊—富尔顿庆祝会(3)，还有几次日场演出。但对我来说，只知道纽约是个花天酒地的所在，其他方面尚属未知。我姐姐听说过广场酒店的茶舞会(4)，她和一个女友、另外一个小伙子还有我去尝试过一次。我想到那次远征在她那方面，安排上有蹊跷。我在这伙人中年龄最小，是被哄骗进去的，我想像那是为了让我在那次活动中，起到让男女人数对等的作用，要么可能是我妈妈完全禁止我姐姐去，除非有个家里人跟着。我之所以去，是出于让人数对等还是得体考虑，真的记不起来，但是我去了。
那场面让我开了眼。不管跳舞的想法有多么令人厌恶，那里的布置却让我惊诧不已。桌子摆放得让人可以坐得很靠近舞池，以至于几乎就在舞池里。你可以点肉桂味烤面包片，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观察紧紧搂抱着舞动的男男女女。音乐在演奏，你吃你的烤面包片，舞者跟你的距离那么近，以至于在他们舞动着经过时，几乎要扫掉桌子上的东西。我被打动了。管他跳不跳舞，这是上层社会生活自不待言，我也知道，我正在看着跟弗农山各方面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一幕情景，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类似情景。那天下午，肯定有一点酵素开始在我心里起作用了。
虽然现在对我来说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我有了想法：请潘内尔的妹妹艾琳陪我去参加一次广场酒店茶舞会。作为向无与伦比的大千世界的一次远征，这一计划在我脑子里成形，有意要让甚至最倦于享乐的女孩也目瞪口呆。我不会跳舞这一事实肯定是个严重的不利因素，但是没严重到能够阻止我。回首此事时，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记忆，有时我怀疑整桩事情实际上是否只是逐步演变成实事的一场梦而已。一个有点理性的男孩在想跟“情有独钟”的女孩更加熟络些时，都会为自己选择更慎重些的任务来入手——约好一起喝汽水或者去看电影——合理限度内的某一样事。我却没有。带艾琳去广场酒店这一念头开始让我执迷，而不是去什么破旧杂货店。我已经知道了广场酒店的方位，仅仅知道怎么去那里，就给了我信心。我已经学会了肉桂味烤面包片的吃法，所以觉得侍者过来我能够应付他。为了度过那一天，我也大大寄希望于环境的华丽辉煌和活动的极度复杂性，我是那样想的。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鼓起勇气打电话。同时，我把每方面都至为详细地研究了个遍。我有了笔够用的钱以壮底气，查看了列车车次，全面检查了服装并选了我相信能过这关的一套。然后，某天晚上六点钟，我父母下楼吃晚饭后，我在楼上磨蹭，接着就钻进我的卧室外面的大壁橱，壁挂式电话在里边。我在里面站了几分钟，浑身打颤，手放在听筒上，它颠倒着挂在听筒钩上。（在我们家，听筒总是颠倒挂着，大头朝上。）
我已经演习过第一和第二句。我计划说：“喂，请问我可以跟艾琳讲话吗？”她来听电话时，我计划说：“喂，艾琳，我是埃尔文·怀特。”那句往下，我琢磨我能临时发挥。
最后，我拿起听筒并报上号码。正像我猜的，是艾琳的妈妈接的电话。
“请问我可以跟艾琳讲话吗？”我问道，声音又小又不安。
“等会儿。”她妈妈说，然后她又想了一下问道，“请问是哪位呀？”
“埃尔文。”
她从电话边走开了，过了好大一阵子才听到艾琳的声音：“喂，埃尔文。”这让我的第二句话说得不通，但我仍坚持一字不改地说了出来。
“喂，艾琳，我是埃尔文·怀特。”我说。
我根本一会儿也没等，就向她提出了建议。她好像愣住了，要我等一分钟，我想她是去跟她妈妈悄悄商量。到最后她说好，她愿意跟我去广场酒店跳茶会舞。我说很好，那我会在星期四下午三点一刻打电话给她，要么说不准是哪天下午——我忘了。
我现在不了解，不用说当时也不了解，艾琳那天下午在精神和身体上受到了怎样的折磨。但是到头来，那件事成了一次无心为之的非美活动，得由我独自负责。它完全按计划进行：步履庄重地走到火车站；不苟言笑地乘车，其间我们腼腆地盯着前方的座位；从中央大火车站艰难地穿过四十二街到第五大街，行人夹着我们走或者插到我们中间；乘公共汽车去五十九街；然后是广场酒店本身，还有肉桂味烤面包片，还有音乐，还有兴奋感。那次活动的惊心动魄肯定震撼了我的头脑，让我记性失灵，因为我只有极为模糊的记忆，只记得领着艾琳走进舞池糟糕透顶地跳了两三圈舞。其时，我徒劳地试图把我那种姐弟之间的角力转化成某种优雅合适的动作。六点钟，从广场酒店走出来时，我根本没想去完成别的娱乐项目，比如在市内用餐。我只是领着艾琳又完成了漫长而沉闷的一程，回到了弗农山，七点过了几分时，把她饿着肚子还给了她家。就算想跟她一起用餐，我想也不可能：那天下午由于精神紧张，我的汗出个不停，任何一家餐馆都会理直气壮地把我拒之门外，原因仅仅是我身上已经湿透。
之后有很多年，我经常因为在广场酒店度过的那个下午而感到内疚。许多年前，当潘内尔对作家进行调查时，我有时会有种被过堂的感觉。其时，我想像自己在被调查者席位上，在委员会的大厅内，正接受审问。过程就像这样：
潘内尔：你有没有写过电影剧本，怀特先生？
我：没有，先生。
潘内尔：你是不是当过，或者你现在是不是剧作家协会的成员？
我：不是，先生。
潘内尔：你是不是当过，或者你现在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先生。
然后，在这次想像出来的对我的过堂中，潘内尔考虑得很深入，并想到了那个重要问题，有意要把我一举击溃。
潘内尔：你记不记得某天下午，大约在本世纪(5)二十年代中期，当时你带我的妹妹去了广场酒店用茶点，是以非常具有误导性和虚假的借口，声称你会跳舞？
我中气不足地回答“记得，先生”，听到委员会的厅内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还看到记者们埋头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在梦中，我再次跟艾琳坐在舞池边上，被吓坏了，惊呆了，然而是开心的——我耳朵里听到的是令人兴奋的舞曲鼓点，喉咙里有肉桂发干的滋味，苦甜兼有。
我不了解那种罪行，真的。我想有很多女孩可能要说，像我领着艾琳所做的那次短途旅行属于非美性质一类，然而一定还有数以百万计日益年老的男性——现在正滑向年老话多的时候——他们深情回想自己涉世之初的那段时间，记得某次通向笨拙无能的类似旅程，它发生于生命中那段宝贵而短暂的时期。那一页是在爱情之前，由于常常翻及，页边已经卷了；而在那页之后，叙事上完全游刃有余，却已经失去了大胆妄为所具有的新鲜而疯狂的感觉。
(1) 在美国纽约州西南部，毗邻纽约市。
(2) 该委员会于1937年成立，1945年成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机构，主要职能为调查非美（un-American）活动及颠覆活动，中后期以反共防左为任务;1969年改名为国内安全委员会，1975年撤销。潘内尔·托马斯曾于1947—1948年任该委员会主席，从他上任开始，该委员会对好莱坞电影业展开调查，把超过320位电影界人士列入黑名单进行迫害。
(3) 该次庆祝会于1909年9至10月在纽约市举行，是为纪念1609年亨利·哈得逊探索哈得逊河和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在哈得逊河的汽船首航两事。
(4) 指在午后茶会时举行的舞会。
(5) 即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