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故都的文艺

余秋雨在《五城记·南京》中写道：“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金陵的魅力在于它浓厚的历史韵味，这种韵味不仅通过水光山色表现出来，而且以之为根源和养分。胡小石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评价金陵：“大江之浩荡，钟山之嵯峨，后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开朗，栖霞之幽静，又足以启发灵感。故以上诸名胜，在当时皆见诸吟咏。”朱偰也说：“而此四都（长安、洛阳、金陵、北京）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金陵古迹图考·自序》）金陵气象盛衰特征或可寻觅。

古代江南未被开发时，人性野蛮。“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通典》卷一二）。南朝是历史金陵的第一个高峰。江南得到开发，山川的柔美发挥出来，培育出特有的文化气质。“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通典》卷一二）陈寅恪先生说：“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

江南的文艺和学术蔚然成风。南朝宋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时之极盛也”。南朝齐永明时，“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史·循吏列传》），民间歌舞宴乐，浪漫华美。

与北方相比，江南文学的气质偏于文辞华丽，“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北史·文苑传序》）。金陵温柔富贵的环境培养了整个社会的艺术氛围，诗歌普及发达，“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诗品序》）。

这样的氛围经过岁月的积累，趋向浓厚，在条件好的上层社会和宫廷，出现了世家大族累世擅长文学的局面。《梁书·王筠传》：“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萧子恪传》：“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他如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相较而言，南朝开国之主大多着力于经营国家，励精图治，对文学不擅长，也不太感兴趣。齐武帝萧赜就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卷七七）但是，在朝代的尾声，帝王近水楼台先得月，其文艺倾向与日俱增。

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艺境》）混乱和苦痛主要是针对北朝而言，仅就南朝，至少越到后期，社会越趋安定。至于南朝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以及热情，大概也是前期更甚，而后期的特点集中在智慧上。前面那些特点是政治变革激发的，而智慧则是物质丰裕之后的宝贵产品。

高小康说：“江南艺术文化作为中国文艺传统在蜕变中形成的新特质，并没有在后来（南朝之后）的南北交流中湮没，而是成为后来中国文艺传统中的一个特殊的因素，影响着艺术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南朝江南文艺的要素，必定影响之后艺术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其意义不可否认。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仍，朝代更迭如走马灯，经济停滞，文化荒芜。“六籍百家，不待坟坑”（《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文章礼乐，并是虚事”（《资治通鉴》卷二七〇）。而南方社会相对安宁，文化得以发展繁荣。文人南奔的很多。前蜀高祖王建目不识丁，但所用“皆唐名臣士族”（《新五代史》卷六三）。“去蜀者，非出名门，即饱学之士。”南方文化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普遍性。巴蜀物阜民康，世俗的游乐风气十分浓重，“欢极一片，艳歌声揭”（五代尹鹗《秋夜月》）。后蜀“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十国春秋》卷四九），“蜀中文学复盛”（《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荆南也曾“琵琶多于饭甑”（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补遗》）。闽国“千家罗绮管弦鸣”（唐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呈现出短暂的歌舞繁盛、文学发展的局面。

南唐是南方诸国中国力最强、内部最安定、文化也最发达的一个。南唐是金陵城市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比南朝时超过很多。从北方到南唐的多是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谓“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十国春秋》卷一五）。北人南来之后，经过江南风景和环境的同化，入乡随俗，转化为江南才子。

朱逸宁说：“当晚唐五代混乱的政局之下，文人即便丢掉‘士’的那一点点最后的尊严也不能苟全的时候，找寻新的精神家园便是唯一的出路了，而江南的草长莺飞则是中华民族留给他们独一无二的、能重新唤起审美期待的精神寄托。”与其说文人们是找寻新的精神家园，毋宁说原始动机只是在乱世中找寻一方安宁的栖身之所，只不过他们来到江南之后，才发现它的环境原来与自身向往的“诗意的栖居”是那么契合。

南唐先主李昪贫贱出身，不通文墨，却善待文人和文化，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昪独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新五代史》卷六二），从而造就了“儒衣书服，盛于南唐”（马令《南唐书》卷二三）的文化局面。史家称叹，“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同上）。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新五代史》卷一六）的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成了例外。

文雅是南唐金陵风气的典型特征。李清照《词论》曰：“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李昪召集人才，搜集图书，兴建学校如“庐山国学”，发展南唐文化，一时兴学成风，“所统州县往往有学”（马令《南唐书》卷二三）。当时的学校有庐山国学、蓝田书院、光禄书院、梧桐书院、华林书院、兴贤书院、云阳书院、东佳书院等。由此，南唐的文艺呈现出繁荣的气象，“城满笙歌事胜游”（南唐李中《都下寒食夜作》）。史家赞誉，“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钓矶立谈》），“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马令《南唐书》卷一三），“衣冠文物，甲于中原”（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

亲近商品经济、政权文人化、思想领域多元化等近代化因素，促使重文成为江南特有的气质风尚。南唐尚文，是宋代社会文人化的滥觞。具有文人化倾向的庶族地主主体的形成，奠定了经济与文化中心南移的新型阶级基础。而大量文人的存在，又促使南唐的社会文化形成了高雅、脱俗、超越传统的鲜明南方特色。南唐这一时期的文人，表现出了纯任自然、博学多才和张扬个性等特点。

郑学檬说：“五代十国时期，江南风流才子的出现，预示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繁富之后文化意识开始新的变化：他们才华横溢，多才多艺，醉心有较高文化价值的艺术天地和精神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标新立异……深得才子佳人和民间的欢迎，因为他们不是道貌岸然、仰之弥高的圣贤，有某种亲切感。”江南才子的出现，是南唐的流行现象。至于才子的“亲切感”，根本上是亲近城市经济生活的结果。

在富贵逸乐的环境中，江南才子纷纷亮相。很多才子最初来自北方，但很快就贴上了江南的标签。

左散骑常侍王仲连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尝谓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多。”仲连对曰：“诚如圣旨，陛下圣祖玄元皇帝降于亳州真元县，文宣王出于兖州曲阜县，亦不为少矣。”嗣主有愧色。（《江表志》卷二）

南唐的偏安和物质繁荣，培养出了广大的才子群。“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祐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马令《南唐书》卷一三）此处的列举只占江南才子群的一小部分，偏于南唐末期。其他像中主时期，有着冯延巳以及大批著名画家，他们在乱世的安宁角落，寄情山水，同时引导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商业潮流。

新兴的江南才子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群体，无论是追求做官，还是追求文艺，都从一定的积极角度出发。这一局面的形成，社会的物质繁荣是不可否认的基础。南唐士人才学高超，大多保留了血性，没有沾染五代士人但求保身的习气。当然，也有一些士人，时代赋予他们碌碌无为但求明哲保身的性格，但他们并非主流。

这些江南才子，才华横溢，个性鲜明。例如，有一次，宋齐丘设酒使作书檄、诗赋、碑颂，才子史虚白“方半醉，命数人执纸，口占笔写，俄而众篇悉就，词采磊落，坐客惊服”（《十国春秋》卷二九）。后来，李昪不能用其言，史虚白干脆归隐九江落星湾，乘双犊版辕，车上挂着酒壶，往来庐山，绝意世事。连李昪这样尊重文士的君主都不能用他，史虚白脱离现实、自由张扬的个性大概非常明显。

这些江南才子，有着丰富的个性差异，在南唐自由的文学艺术环境中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南唐文化。“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有钟山、石城之形胜，故其地为古今之雄盛。有长江、秦淮之天险，故其势扼南北之要冲，地大才杰。”（宋杨万里《建康府新建贡院记》，《诚斋集》卷七五）“（金陵）君子勤礼恭谨，小人尽力耕植。性好文学，音辞清举。”（《祥符图经》）比起南朝，这时金陵的特质，在勤谨、刚毅、壮丽之外，增加了“文”“清”“英”的成分。

强大的文人势力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南唐党争。李昪善于团结众人，杨氏旧臣故将无不乐从，又扶持起北方人与江南人两大文化势力，以致羽翼大成，俾佐弥众。至李璟时，土著士人势力迅速膨胀，终于形成以宋齐丘为首的宋党，以及以孙晟或韩熙载为首的反对党。

李璟初立，两党竞登。李璟是仁弱之君，臣下争斗激烈。马令《南唐书》卷一六记载，孙晟为右仆射，“与冯延巳并为昪相，晟轻延巳为人，常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由此可见他们相互攻击的程度。陆游《南唐书》卷一二讲到战争失利后，陈觉等“止削官，迁外郡。韩熙载上疏，请无赦。又数言齐丘党羽必基祸乱”。他在疏中说：“擅兴者无罪，则疆场生事之臣恬不知畏；丧师者获存，则行阵效死之士何视而劝？”其言辞颇具力度。南唐败于北周后，宋齐丘等人被赐死。

南唐的党争，对消弭南北文化差异、整合南北文化、促进文化重心南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南唐亡国的影响有待商榷。需要指出的是，根本上是金陵故都的先天特点，导致历史上的失败又一次出现。

南唐党争的深层影响在于，文人的人格心态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发生质变。南唐文人追名逐利的处世心态与意气用事、相互诋毁的仕宦心态，是南唐党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沉迷声色、逃避现实的人生取向，则体现了南唐党争对于文人心态转变的影响。乱世躲在南唐角落里，享受商业文明的江南才子，因自身势力的一时壮大生机勃勃，以自大和自恋的心理投入政治潮流，导致理不清的混乱局面和最终的悲剧。惨遭打击的才子受不了党争之痛，走向沉迷声色，逃避现实。

葛兆光认为，正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贪欢和“点点滴滴在心头”式的忧郁这两种心理的扭结，使这个时代的心理氛围呈现出变态和畸形，他们像在世纪末日似的，笑语中隐含着一丝苦笑，游冶中夹杂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味道，充满了一种对自己命运无从把握的黯淡心理。

就金陵而言，这个时代的心理不只限于贪欢和忧郁、变态和畸形。在这个宴乐歌舞的城市之中，还有沉浸文艺的愉悦和超脱，沉浸于禅宗和老庄思想的同时，也带来超脱的美感。不管旧的世界期望怎样，城市文化终归从此踏上新的征程，也必然具备自身活力和意义。宋代以后，金陵气象发生转折，曾兴盛一时，衰落一时，它的特色一边增强，一边模糊。

民国《首都志》：“六朝时金陵为京都所在，衣冠萃止，相竞以文学。朝廷取士，专重风貌……下逮隋唐，流风未泯。至宋，士风趋于质厚。”宋代出现了由文雅而质厚的倾向，最终则是南方属性逐渐弱化，北方文化逐渐渗入南京文化。

余秋雨在《五城记·南京》中说：“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应归因于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这种异质聚汇的结果是消解了金陵的某些江南特征，加强兼容调和的性质。再往后，杭州、苏州，甚至上海兴起，取代南京的江南经济中心地位。南京则在历史的沧桑里走向封闭保守。滚滚长江东逝水，虎踞龙盘今胜昔。

伤感的金陵，在历史中是顽强的，盛衰之因是诗性的风情和富裕的生活。虎踞龙盘的山川形势，在历史的变迁中起的作用似乎只是借口。刘士林说：“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江南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民族魂牵梦萦的对象，恰是因为它比‘财富’与‘文人’要多一些东西。也可以说，与那些生产条件贫瘠、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相比，它多出的是令人艳羡的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的消费品；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因而衣食无忧、饱食终日的地区相比，它多出来的则是比充实仓廪更令人仰慕的诗书氛围；与人文积淀同样深厚悠久，‘讽诵之声不绝’的礼乐之邦相比，它还多出了几分‘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着生命最高的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

江南的根本优势在于，在古代就具备了发展都市文明的得天独厚的优良因子。小康消费（经济优势）、诗书氛围（文明气息）、自由理想审美（人文精神），正是都市文明的要素。这些要素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持续的富裕生活环境和温柔的地理。因此，江南诗性文明和繁荣的江南都市文化才会如此亲近，充满骄傲。

江南诗性审美的超脱气质，成就于富裕的都市生活环境。“如果说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已属不易，那么江南诗性文化的本质尤在于，即使在主体内部的精神生产中，它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实用型的伦理人文机能与非功利的审美人文机能的和谐。”这种实用和非功利成分的和谐，经过富贵故都的末世吟唱，让江南蜕变出崭新的优雅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