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宋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一）杯酒释兵权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14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幻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后周世宗是一代明君，在兵权决定政权兴衰的时代，居然能扭转乾坤，将心腹之患的中央禁军大力整顿，使其勇猛善战，对外南征北讨，对内慑伏强藩，使藩镇唯命是从，不再骄横跋扈。其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周世宗严于驾驭诸将，能防患于未然。虽然说将士“拥立”是五代时期的常事，但自从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一举杀掉七十多位将领以立威，并大力整顿禁军后，已确立了皇位与诸将的主从关系。陈桥兵变却回到了兵马强壮者可以易主由下而上的关系，皇位再次成了可以竞争的刺激品，有势力者均可一搏。论者常谓兵变后秋毫无犯，表示赵匡胤能够控驭诸军，但这点只能说明“兵骄逐帅”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足以证明强帅不可以易主。赵匡胤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除强帅。

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深谙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太祖鉴于当时局势已得到控制，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河北正定）。因为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前担任过的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石守信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起初，太祖以为慕容延钊是老前辈，过去对他像兄长一样尊敬，当了皇帝以后，还是和他称兄道弟，而石守信、王审琦都是太祖结拜为义社兄弟的昔日伙伴，对他们太祖很是了解，也非常信任他们。但赵普好几次劝谏太祖，必须解除这些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出使到地方去当节度使。

一天，当赵普再次向太祖提起这件事情时，太祖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忠心耿耿，不会背叛我，你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赵普则回答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听了赵普这一席话，太祖顿感醒悟，于是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一日，太祖因晚朝与石守信等饮酒正酣时，屏退左右，对文武大臣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15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赵匡胤想要用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典禁兵，赵普谏曰：“彦卿名位已甚，岂可复委以兵柄。”太祖说：“朕待彦卿厚，岂忍相负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寝。

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对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这两个禁军最高统帅机构不仅在人事上重新做出安排，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之名，在都指挥之上，后不复置，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取代功臣宿将，主管殿前司公事。又将侍卫亲军马步军司逐渐架空，而由其下的马军、步军司分别管军，将领兵权析而为三，形成“三衙”互相牵制的局面，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不仅如此，还规定指挥使只有掌兵之权，无发兵之权，发兵之权归枢密院。但如果枢密院没有皇帝命令，也不能调遣指挥使掌管的军队。另一方面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但不掌握军队，所以实际上也不能调动军队。既有掌兵之权，又有发兵之权的只有皇帝，由于直接掌握了禁军，从制度上杜绝了五代以来禁军驾驭皇帝的现象。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光美。至此，陈桥兵变的后遗症乃告解决，军权再次服膺于皇帝。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又有诸多改革。特别是对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采用了与杯酒释兵权相同的办法，解除了他们的权力。

虽然对于“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都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宋初军权的交接没有出现宋以前和宋以后那种诛杀功臣的局面则是肯定的，杯酒之间尽管有点戏剧色彩，但也符合太祖喜欢在宴席之上解决问题的风格。另外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早就指出罢典禁兵与罢节镇是两回事，杯酒释兵权只是解除禁军最高将领的兵权，罢节镇直到真宗初年才完成。16斯言甚是。

（二）军事制度的改革

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三项。

1.对枢密院制度的改革，五代大多数枢密使集将相于一身，在人事任免权、财政权、军令权、司法终审权、进奏宣诏及册立后储等方面均抑制了皇权，与皇权相持。赵匡胤继续周世宗已经开始的恢复中书功能，使枢密新相制夭折的政策。钱穆先生曾主张宋初的军政改革首先从分割相权开始，其实是削枢密使之权，复中书之任，而非分割中书之权的开始。赵匡胤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而且用文吏谋士赵普任枢密使，实际上是开其后以文臣担任枢密使之先河。为了保证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进而在体制上逐渐定型为：“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与。于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与彼此相制也。”17

2.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 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3.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于以上三个措施，《两朝国史志》总结说：“于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是以天下晏然，虽百年而无犬吠之警，此制兵之得其道也。”18

此外宋初在军队内部设立有严明等级尊卑关系的阶级法，所谓“阶级”，如司马光所言：太祖“立军中之制曰：‘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罪至于死。’于是上至都指挥使，下至押官、长行，等衰相承，灿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从。故能东征西伐，削平海内，为子孙建久大之业”19。

（三）消除藩镇的三大纲领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960）末，有一天，太祖召见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普对这些问题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他说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治理的办法也没有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的话音刚落，宋太祖说“知道了”。于是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1.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三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2.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朝廷，不得占留，针对“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的擅州县财权的行为，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置官监临，以夺其财；二是规定天下财赋“非条例有定数”，不得擅支。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3.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招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四）中央政治制度改革

宋初提升中书在中央决策上的地位，恢复宰执的行政权力，同时禁止将帅干预行政，压抑枢密院，使中书协助皇帝管理军事机要及做出决策，这就扭转了五代时将帅、枢密使肆意干扰宰臣的局面。但对逐渐大权在握的宰相本身的权力还是采取了预为之防的分权措施，即军政大权仍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枢密院的级别比中书略低，三司更低，但是，这两个机构的长官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院与中书“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宰相、枢密使的权力，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相互制约，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总的来讲，赵匡胤在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穿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他的后继者也基本延续着这个治国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