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矛盾的发展

从宋真宗朝至宋仁宗朝中期，宋朝的社会矛盾在三个方面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均田制瓦解以后，国家既然仅以最高地主的身份，按照所谓“贫富为差”的原则征税，这就为土地兼并开了方便之门，由官僚、豪强、富商大贾、高利贷资本组成的土地兼并势力，大量占有土地，从而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拥有全国土地十分之七的官绅豪强形势户，就其人口来说，最多也达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而四五等主户和客户至少应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人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高强主户向政府缴纳的课税，基本都是从这些人所缴纳的地租中提取的。因而这些人又是当时繁重赋役的真正承担者，然而这些人所过的却是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因而农民不堪忍受官府和地主的压迫剥削，被迫揭竿而起，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或变乱上百次。参加者有农民、士兵还有少数民族，特别是到11世纪40年代，农民起义连年不断，统治阶级不得不慨叹：“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于一火。”44

（二）国家财政初现“积贫”

这一时期统治运行机制出现问题，当时士大夫总结和后世人发挥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国家财政由此初现“积贫”。

官员的冗滥

宋统治者虽然用分化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各个机构和各级官员的权力，从而相对地扩大了皇帝的权力，但是分化事权的必然结果便是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的建立，造成宋朝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多而办事效率低，所谓“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45，“十倍于国初之时”46。宋初为了扩大支持面对后周和各降国官员加以任用。这众多的官员，三年一“磨勘”（考核）只要无大错，照例皆可升迁，官员质量自然十分低劣，人们称之为“十羊九牧”。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荐举征召）之广，恩荫（因父祖官品高而子孙被授与官职，称为恩荫）之滥，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景德年间（1004—1007）已达一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兵员的不断扩大

宋初以来奉行养兵政策 “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军队的增加又为严重。太祖开宝时有兵“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时“总兵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时“总九十一万一千”，仁宗庆历时（1041—1048）“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47。

财政的支绌

在宋代财政支出项目中经常与军费、官俸并列：“国家军兵之饷、百官之廪、乘舆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时有须索。”48官员、军队的激增，必然造成财政开支的激增。宋朝官吏有优厚的待遇，有俸钱、随从、衣粮，茶、酒、厨料、薪炭、盐以及马料等，既周到又优厚，所以，赵翼才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49，对中高层官吏之优厚无以复加。“北宋中期全岁用于官吏方面的开支，当不少于五百万贯石匹两，加上不入品的吏人和招募来的胥吏，封建国家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每岁约在千万贯石上下。”50

军费也随着兵员的扩充急遽增加，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负担。据蔡襄、张载、朱熹等人的推算，养兵之费占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或十分之七八。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支出！正因为如此，宋国家财政便面临着严重危机。自宋仁宗庆历以后，每年入不敷出，差额在三百万缗以上。51

（三）军事积弱局面的形成

军事机构和军队当中，集中体现了宋专制主义的腐败无能。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52许多战役一再地暴露了这个重大缺陷：（1）将帅缺乏独立自主的战争指挥权；（2）主将无权号令其部属；（3）军纪不明和号令不明；（4）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将从中御”是宋太宗规定的一种办法，他在位期间对辽的历次战役，全是采用这种方法。宋真宗时宋辽间澶渊之役，一切战略战术决策也全如此。仁宗时宋与西夏的几次战役，根据范仲淹曾与韩琦发生主守主攻的争议来看，似乎战争决策之权已全部交付与守边的文武大臣，实际上则是因为那时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在战略决策方面作出主张，而且走马承受往返奔命，宋廷也不是全然不想进行遥控的。更何况，当时战争前沿各路的部署，都是文臣为正，武帅为副，文武足可互相制约，也就足可保证不致发生问题。

宋朝虽然军队多达百万，但“谓之兵而不知战者”，因为挽船运粮、服劳役、修河堤、养马、场务劳工等这些杂事都让兵士去做。有的士兵更年老坐食而已，有的禁军，让别人给他拿被子，背粮食，竟成了骄惰无用之人。甚至终日游逛，衣服举止，不类军兵，射起箭来，不过射到马前一二十步。当宋军与西夏作战时，西夏军人听说是禁军，就举手祝贺，以为禁军不堪一击。由于宋初统治者“防内虚外”，和对外族入侵者消极防御的方针，又由于军队缺乏战斗力，所以宋中期以后出现了“积弱”的局面。

这就是为什么宋日益增加军队，但在同辽夏战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的原因。仁宗庆历年间与西夏爆发战争，在三大战役“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寨之战”中大败，重创北宋军队士气。

著名诗人苏舜钦怀着悲愤心情写下了《庆州败》，以记其实。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

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

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

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

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崄巇。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

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

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

其余劓首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媿耻犹生归！

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53

苏舜钦用犀利、忧愤的笔触描写了宋军惨败的凄凉景象，被俘士卒贪生怕死的种种丑相，以及李元昊对宋军的刻意嘲弄，一句“羞辱中国堪伤悲”，表达了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的士人、士大夫们的心声，宋朝的“积弱”昭然若揭。

庆历二年（1042），辽朝在宋与西夏陕西之战中三战连败之际，趁火打劫，扬言出兵声索晋阳即瓦桥以南十县地，宋为了息事宁人，遂以每年增加岁币，绢十万匹，银十万两的代价换取辽对西夏的背盟。庆历三年（1043）春天，宋夏开始议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交涉，双方于庆历四年（1044）十二月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用赏赐西夏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的代价，换取李元昊以国主的名义向宋朝称臣，而实际上李元昊在国内依然称帝如故，当然双方官方交往还是遵守宗主藩属之礼。

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指出的：“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俯首自明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帛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宋廷这种做法，更加暴露了自己的腐败无能，增加了财政困难，亦更加刺激了社会矛盾的发展。

此外，常平仓、役法、市场管理等制度出现严重弊端，以致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