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蔡邕是东汉后期经学与文学发展链条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既是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又是执掌当时文坛牛耳的文学巨擘。蔡邕著述既代表了当时的文学发展水平，又处处彰显着经学浸染的痕迹。作为东汉后期重要的硕学鸿儒，蔡邕一方面致力于经学典籍的研读与传授，另一方面又和当时重要的经学传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汉末经学传播上作出巨大贡献。熹平年间六经文字的校订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并由其亲自书写于碑，而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六经文字的校订及熹平石经的刊刻，在经学史上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
作为东汉后期的文坛巨擘，蔡邕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颇为丰硕。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1)。蔡邕文学创作对当时及后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西晋陆机的创作就有受到蔡邕影响的痕迹，而刘勰《文心雕龙》亦充分肯定蔡邕多方面的文学创新。
此外，蔡邕还是东汉后期一位禀赋极高的艺术天才。蔡邕的艺术造诣不单表现在书法和琴艺的精妙绝伦，更体现在他对艺术理论的自觉总结。蔡邕擅长篆书、隶书以及八分体，并且创造出苍劲浑朴的飞白书体。同时在书法理论方面，他留下了三篇珍贵的书法论文：《篆势》《笔论》和《九势》。这三篇论文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融入了作者对实践经验的深刻体会和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观照，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经典。蔡邕在音乐方面的禀赋则更为突出，他是东汉后期著名琴曲大师，正史与稗书中保存着多则他在音乐方面的逸闻趣事。蔡邕不仅琴艺精湛而且创制了中国五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并创作琴曲“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蔡邕的音乐理论集中体现在《琴赋》《琴操》《乐意》等几部音乐著述中，其中的相关论述成为中国古代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琴赋》对琴的制作原料、琴师的演奏方法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对当时的一些著名琴曲，如《将归操》《越裳操》《别鹤操》等的演奏方法作了说明。《琴操》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琴曲解题专著，其中涉及对琴曲的定性、对当时流行琴曲的解题及分类等问题。《乐意》是蔡邕为补《汉志》之不足而作的“十意”之一，现仅存残篇，但是其中记载的汉乐四品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是研究汉代礼乐制度的重要文献。
一
历史上对于蔡邕的评价，是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以顾炎武《日知录》为代表，该书卷13“两汉风俗条”有如下论述：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2)
顾氏对于蔡邕的指责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蔡邕人格有亏，曾事权臣董卓，并最终因哀叹董卓之死而被杀；二是蔡邕平生滥作碑颂，其中多数碑颂难辞谀墓之嫌。
关于蔡邕事董一事，范晔在《后汉书·马融蔡邕列传》之后的论赞中写道：“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李贤注曰：“籍梁谓融因籍梁冀贵幸，为作《西第颂》。怀董谓邕怀董卓之恩也。”(3)范晔的评论影响深远，到了南戏之中蔡邕被塑造成一个贪恋富贵、背亲弃妇的无德文人。清代王夫之在《读鉴通论》中更是对蔡邕事董卓一事大加批判，指斥其愚不可及：
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动者，困穷而止；愚而欲与人家国神人之大，则人怒神恫而必杀其躯。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此何时也？帝后弑，天子废，大臣诛夷，劫帝而迁，宗庙烧，陵寝发，人民骈死于原野，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从容而自炫其学术，何其愚也！
而不但愚也。汉之宗社岌岌矣，诸庙之血食将斩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将斩，讳先祖之恶而扬其美，以昭积功累仁之允为元后也，犹恐虚名之无补。乃亟取和帝之凉德不足称宗者而播扬之，是使奸雄得据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汉亡宜矣。此则人怨神恫，陷大恶而不逭者也。
以情理推之，邕岂但愚而已哉？邕之髡钳而亡命，灵帝使之然也。四帝可宗，则灵帝亦可宗矣。邕盖欲修怨于灵帝，而豫窒其称宗之路，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王允诛之，不亦宜乎。董卓曰：“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邕固曰：“刘氏之祖考不足复尊。”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虽然，神其可欺、神其可恫乎？则亦愚而已矣。(4)
但是考之史实，范晔、王夫之的评论失之公允。蔡邕事董也是出于被迫，并非其本人所愿。《后汉书》蔡邕本传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5)蔡邕在事董期间，迫于生存处境难免有阿谀奉承之辞，但仍费尽心机，尽其所能地阻止董卓的倒行逆施，并试图逃亡躲避祸患：
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6)
另外，范晔，南朝宋人，是以当时的史学观念评品历史人物。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蔡邕虽然事董，但是时人对他的评价却极高，并未把事董作为其人格上的瑕疵。蔡邕身陷囹圄之后，马日
向王允求情道：“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蔡邕被杀之后，“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7)。由此可见，范晔给予蔡邕的评价与其所述史实是有出入的，他没有遵循论由史出的基本原则。
关于蔡邕所作谀墓之辞甚多一事，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9“作文润笔”条，有着比较尖锐的批评：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8)
蔡邕确实创作了大量的碑颂，所撰碑颂在其著述中占有较大比重。蔡邕曾坦言：“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9)蔡邕此言流露出的是一种迫于人情世故的无奈。作为一代文豪，蔡邕被时人追捧，求碑者甚多也是情理中事，而且称颂逝者生平事迹或功德本来就是树碑立传的应有之义，并非蔡邕乐于造作谀辞。谀墓之说在唐代才出现，顾氏以此附会蔡邕碑颂颇谬于史实，因为蔡邕碑颂受到历代文章学家的颇多称颂。挚虞《文章流别论》称：“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10)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称赞：“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11)自曹魏至两晋南北朝，官方对民间私自立碑的做法屡有禁令，而“周武帝时，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诏特留”(12)，足见蔡邕碑颂影响之大。
历史上关于蔡邕人格的不当评论，严重影响了近代以来文学史家对蔡邕及其著述的客观评价，遮蔽了蔡邕在文学史、经学史乃至艺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因此，钩沉史籍，从“知人论世”的立场出发，考察蔡邕的立身行事与行文著述，重新定位蔡邕及其相关著述在文学史、经学史、艺术史上的地位，是汉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工作。
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两汉四百年间，经学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当然，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也对汉代经学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经学与文学、经学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也有着不同的互动模式。因而无论是要深入研究汉代文学还是汉代文化，都不能忽略经学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当时文学艺术产生的深刻影响。由于个人身份和所处时段的特殊性，蔡邕及其著述可以作为透视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加以研究。首先，蔡邕是东汉后期的鸿儒硕学，兼具文学家和经学家的双重身份，因而通过对蔡邕及其相关著述的研究，能够从微观层面透视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其次，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到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意识形态首先影响到的是作家的思想及思维方式，进而才影响到其文学创作。另外，文学创作对经学传承有着反作用。蔡邕生活在东汉后期，处于经学极盛的时代。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经学至此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年，对社会的影响已经辐射到各个层面。因而选择蔡邕及其相关著述进行个案研究，就极具代表性。
加强对蔡邕本人及相关著述的研究，重评蔡邕其人及著述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是汉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蔡邕著述作为研究对象，以其中出现的经学典故作为切入点，深度透析汉代经学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亦可为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
作为文学个案研究，本书拟从内容、题材、文体、创作背景、行文风格、主导思想等方面对蔡邕著述进行全面的考察。以其中的经学典故、经学意象、经学理念作为切入点，对蔡邕著述与经学之间的关联作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总结出汉代经学在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对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上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如下：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蔡邕著述作为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与渗透的代表性个案，在共时性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作历时性考察。比较研究中的关键是可比性的确定。文学比较没有统一的标准，似乎无不可比，因而比较的内容往往流于空泛，缺少内在的逻辑和说服力。在考察蔡邕著述与经学之关系时，为尽量避免比较研究的模糊性，应为蔡邕著述与其他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选择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具体的经学典故、经学意象、经学理念。以经学典故为例，对于一经而言，该经的典故在不同著述中出现的次数不同，分布呈现出差异性。对于不同的经学典故而言，在数量上和特点上也不尽相同。而这种典故数量分布、用典特点呈现出来的差异，正体现了经学发展的多元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
本书在具体章节中，还运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具体的文献资料，对蔡邕著述与经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并作出客观评价。经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要深入揭示经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就需要重视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如《诗经》对于文学的影响即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前经学时代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中国文学的沾溉，到经学时代不同《诗》学流派，不同解经传统及《诗》学理念，对汉代文学从理论到创作层面产生的深刻的、多样化的影响。因此对蔡邕著述中出现的《诗》学典故的解析，就要考虑到当时并存的四家《诗》问题。其中典故所取经义究竟为哪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后面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学理念及价值标准。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透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处。
同时，统计分析也是本书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对蔡邕著述中出现的经学典故进行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对相应的文学现象作定性研究。文献统计中的数量往往能够凸显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如通过对蔡邕碑颂中《诗》典故进行数量统计可以看出，蔡邕在29篇碑颂中所引《诗经》典故达78处，其中37处出自《大雅》，20处出自《小雅》，出自雅诗达到57处，而出自风诗和颂诗部分的一共有21处，二者相差悬殊。另外，出自《大雅》的典故多集中在《文王》《烝民》《崧高》《生民》《民劳》《常武》几篇，对于《大雅》的其他篇目较少涉及。蔡邕碑颂所涉《诗经》典故呈现出的这种不均衡性，是由经学典籍内容的规定性和碑颂文学表达的目的性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这种定量分析应以事实为准，是定性研究的基础。
本书力图深入、全面地揭示蔡邕著述与经学之关联，面临的难点主要有三：第一，由于历史上对蔡邕人格的负面评价，蔡邕成为当代汉代文学研究薄弱环节。受此影响，蔡邕著述的整理还很不完善，很多问题需要梳理和考辨。第二，本书主要探讨蔡邕著述和经学之间的关系，经常会涉及到对具体的经学著作、经学问题的讨论。然而汉代经学及其发展演变情况比较复杂，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论，但是由于研究需要，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妥善处理有争议的汉代经学问题，是本书研究中的第二个难点。第三，蔡邕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大师，但是其经学著作传世较少，其经学传承的相关资料也多散见于史籍之中。因此，最大限度地还原蔡邕的经师身份及经学活动，是本书的又一难点。
目前学界对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多是从大处着眼，宏观把握，难免出现流于空泛的弊病。对蔡邕的讨论多集中在其生平思想、文学创作、艺术造诣等方面，较少关注其经师身份和经学著述。鉴于此，本书试图从以下两个层面实现突破：第一，从形式、内容到创作理念层面，深入探讨经学对蔡邕著述所产生的影响。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蔡邕著述之意义与价值作出新的评价。第二，着力避免汉代经学与文学研究中流于空泛的弊端，以蔡邕著述为研究对象，以其中经学典故、经学意象、经学理念作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
(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7页。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4页。
(3)《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8页。
(4)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4页。
(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5页。
(6)《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6页。
(7)《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6页。
(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8页。
(9)《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7页。
(1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06页。
(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4页。
(1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