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门内崩事象的《易》学定性与文学源流

城门是古代国家的重要安全屏障，城门的稳固与否是当时人们关注的重要事象。《诗经》时代城门就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墨子》城守各篇即详细论述了城门守备的方法。汉代秉持天人感应的经学家，对于城门更是予以了充分关注，并且对城门内崩这一事象进行了经学定性。因此，梳理东汉经学家对城门内崩所作的定性，可以作为考察汉代经学与文学关联的一个切入点。

一、城门内崩事象的《易》学定性

汉灵帝时，主荒政谬，灾异屡现。蔡邕是东汉后期大儒，曾受汉灵帝之诏，对发生的灾异之事进行解释。他对灾异的基本态度是“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认为灾异的产生是由人事引起的。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后顿坏。蔡邕对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潜潭巴》曰：‘宫瓦自堕，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显位乱法之咎也。”(2)

蔡邕引用了《易传》“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对“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后顿坏”这一灾异事象进行解释，认为城门毁坏是“小人在位，上下咸悖”的政治危机的征兆。类似的话语还见于《汉书·五行志》：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京房《易传》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坏。”(3)

蔡邕所引与京房《易传》“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坏”基本相同，只是多出了“小人在位”一句。据此推断，蔡邕所引之文，当是《易传》的原文，与京房对于这一事象所作的定性相同。京房生活在西汉后期，受《易》于焦延寿，以灾异附会《易》象，解说人事。京房《易》的生成期也正是谶纬之风初兴期，二者相互渗透，有许多一致之处。蔡邕对城门毁坏所作的经学定性源于京房《易》和谶纬之学。

把城坏的原因归结为“上下咸悖”，始见于《易·泰》卦《象》传。《易·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4)“城复于隍”，即城墙坍塌于沟中。隍，城外之沟，有水称池，无水称沟。对于这个事象，《泰·象》用“其命乱也”加以解释，认为是政令混乱所造成的恶果。从《泰》上六爻辞来看，确实有这方面的内容，“自邑告命”就是政令悖谬的表现。邑，本是基层行政单位，却向中央政权发布指令。告，谓发布。命，谓指令。下级向上级发布指令，违背常规，因此，《象》传称“其命乱也”。这是《易》传对城墙坍塌所作的定性，把这个灾难性的事象与政令悖谬相联系，以社会政治的反常解释城墙的崩塌。这是《易》学对城墙崩塌所作的最早的定性，直接影响到后来汉代的《易》学。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引《九家易》：“‘城复于隍’，国政崩也。坤为‘乱’，否巽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乱也’。”(5)《九家易》为西汉前期淮南九家易学派所作，它用变卦互体解释“城复于隍”事象，把它视为上下相悖的政治危机的表征。《九家易》继承的是《易·泰·象》的说法，只是所作的解说更加具体而已。京房治《易》，师事焦延寿，《汉书》记载，焦氏“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6)。焦延寿所作《易林》对于城墙意象给予了广泛关注，表现之一便是其中提及到城坏、城危的事象。如：“翕翕，陨坠山颠。灭我令名，长没不全。”（《泰之谦》）(7)“城坏压境，数为齐病。侵伐不休，君臣扰乱。上下屈竭，士民乏财。”（《夬之坎》）(8)“鱼扰水浊，寇围吾邑。城危不安，惊恐狂惑。”（《巽之萃》）(9)与城坏、城危等相关的事象在《易》学系统里，得到更为广泛的取用，为京房在《易传》中把城墙毁坏和上下咸悖的政治事象相关联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焦氏《易林》在提到城危、城坏等事象时，主要关注城墙抵御外寇的功能，更多的是把它们与战争相联系。而对于朝廷内政与城墙的关联，则罕有涉及。

以天象附会人事是京房《易传》的最大特点。京房《易传》对于城门毁坏的解说当源于《易·泰·象》《九家易》和《焦氏易林》，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发展。

两汉之际今文《易》学与谶纬合流，各种图谶、纬书及一些术数之类的“妖言”等，都渗入到《易》学之中。而对“城门内崩”事象最终的经学定性即完成于《易纬》之中。《汉书·五行志》中有如下记载：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故谷永对曰：“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也。”(10)

牡，指锁键，旧式锁中可以插入和拔出的部分。蔡邕《月令章句》：“楗，关牡也，所以止扉，或谓之剡移。”(11)长安城门的锁键不翼而飞，等于城门大开，这与城墙坍塌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引起朝廷的恐慌，当时的《易》学对此作了几种解说。对于《妖辞》，颜师古注道：“李奇曰：‘《易妖变传》辞。’”(12)《易妖变传》是一部《易纬》，其中把城门锁键丢失同乱臣以下谋上的政治事象联系在一起。这与京房《易传》对城门毁坏事象所作的解释一致，都是从朝廷内部对于首都城墙、城门出现的反常事象给出原因。至此，城门坏的经学定性在《易》学系统中完成。

二、城门内崩事象的文学嬗变

城墙是古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它在《诗经》中已经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大雅·文王有声》是一首歌颂文王、武王迁都于丰、镐的诗篇。这首诗歌共八章，章五句，前四章歌颂了文王迁都于丰的勋绩。其中第三章写道：“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其中“垣”指的是城墙。《毛传》：“濯，大。”韩诗说：“濯，美也。”(13)这是把具有美德懿行的王公视为国家的城墙，是朝廷的依托对象。这首诗歌颂的对象是文王和武王，作于成王时期的可能性居多。把周王的公侯比作城墙，西周早期的诗歌已开先河。

周厉王执政时期，横征暴敛，朝政废弛，社会矛盾激化。《大雅·板》就是作于此时的一首变雅。《毛序》解题道：“凡伯刺厉王也。”(14)其中最可注意的是，该诗第七章接连出现了一系列以城墙为喻的事象：“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藩、垣、屏、翰，指的都是城墙。《说文解字》：“垣，墙也。”(15)《墨子·备城门》：“周垣之，高八尺。”(16)垣用在此处，确定无疑是指城墙。藩和屏，可以互训。《说文解字》：“藩，屏也。”(17)而屏字，《说文解字》解释道：“屏，屏蔽也。”(18)屏在先秦时期也多指墙而言。《荀子·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19)《吕氏春秋·贵直》：“其社盖于周之屏。”(20)而“翰”通“幹”，“幹”的本义是筑墙板，筑土墙时两边所用的木板，用在此处亦与城墙相关。

《大雅·板》分别用藩、垣、屏、翰为喻，将武士、朝廷大臣、诸侯王、与周王同姓的贵族、群宗之子，比作国之城墙。《大雅·板》的城墙之喻，和《文王有声》一脉相承。这首诗渗透着深重的忧患意识，警告朝廷“无俾城坏”，即阻止周王废掉太子，当是针对周幽王将废太子宜臼而言。

周幽王当政时期倒行逆施，宠幸褒姒，斥逐贤良，以致天怒人怨，国运濒危。《大雅·瞻卬》这首变雅即是讽刺周幽王之诗，《毛序》解题道：“凡伯刺幽王大坏也。”(21)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道：“《瞻卬》与《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卬》与《召旻》则直破口痛骂了。”(22)这首诗中写道“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城”，会意字，从土，从成，成亦声。城的本义指城墙。因城墙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国家关系重大，后来以城即城墙来指代国家。对此，郑玄注道：“丈夫阳也，阳动，故多谋虑则成国。妇人阴也，阴静，故多谋虑乃乱国。”(23)这首变雅作于西周后期，直接把城墙的成毁与朝廷人员的善恶联系起来，城墙意象的内涵更加丰富。作于西周后期的《荡》《瞻卬》属于变雅，是乱世之音，反映的是周王朝衰落期的朝廷政治状况。这两首诗和作于西周初期的《文王有声》虽然同是以城墙比喻与朝廷直接相关的贵族成员，但具体取向明显有别。《文王有声》作于西周王朝兴盛期，把周王的公侯比作城墙，表达的是赞美之情。而《荡》《瞻卬》两首变雅则是警告周王不要自毁城墙，批判周王因用人不当而使国家岌岌可危。就此而论，汉代《易》学对城门坏所作的定性，在西周后期变雅诗中已潜在于其中，只是还没有以明确语言说出来。变雅作于乱世，处在周王朝的衰落期。汉代对城门坏所作的《易》学定性是在西汉末期，亦是乱世，是西汉王朝的衰落期。“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作为典故，在后代作品中出现。《晏子春秋·内篇》载晏子谏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时，写道：

且贤良废灭，孤寡不振，而听嬖妾以禄御夫以蓄怨，与民为雠之道也。《诗》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倾城之务，国之亡日至矣。君其图之！(24)

晏子引用《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的典故，并在此基础上将亲近贤人称为“成城之求”，将宠幸小人称为“倾城之务”，把城墙的成毁与朝廷人员的善恶这一关系进一步明确化。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是以《诗》句作结，点明题旨。《孽嬖传》“晋献骊姬”故事，结尾便以“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作结，标志着城墙这一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城墙成毁事象的具体所指更加明确。《晏子春秋》《列女传》均是刘向所编撰，是两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刘向处于西汉中后期，目睹了西汉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这两部作品对于城墙之成毁所作的定性，不但与汉代《易》学所作的认定一致，而且刘向与京房所处的时段也基本相同。

三、城门内崩事象的文学渊源

城，本指城墙，字形从成、从土。“成，即古‘城’字，古字象以戈（武力）守卫都城之形。”(25)城的本义是以武力守城，城墙的主要功能是抵御外敌入侵。可是，汉代《易》学对城门内崩所作的解释，矛头所指不是外寇，而是朝廷内部的奸佞小人。它所表达的不是外患，而是内忧。

把朝廷内部用人不当所引发的忧虑，与城墙的坍塌相沟通，这个历程从西周后期的变雅已经发轫。在此之后，由城墙发端而引发的内忧，不时见于先秦文学。《左传·僖公五年》有如下记载：

初，晋侯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蔿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慼，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寇雠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26)

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谣言，把亲生儿子夷吾、重耳视为自己的政敌，不许他们在京城驻留，而令士蔿负责为他们筑蒲、屈二城。筑城过程中监管不严，以至于把柴草置入墙体，使得城墙不牢固。夷吾向晋献公申诉，士蔿受到指责。士蔿在进行辩解时，说出自己的两难境地：把城墙筑得坚固，两位公子会把它们变成对抗晋献公的堡垒；城墙质量低劣，自己又失职。接着他奉劝晋献公加固与两位公子的联系，这个比什么城墙都要坚牢。他又预言三年之内晋国将内乱，自己没有必要把城墙筑牢。这则由筑墙引发的案例，使士蔿深重的忧患意识得以充分地表达。他不是担心外敌入侵，而是对晋献公疏离群公子，自毁城墙的做法痛心疾首，流露出的是内忧，即对朝廷内部废立失当的忧虑。所引《大雅·板》的诗句，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士蔿看到了晋献公的九个亲生儿子即将遭到废黜的命运，并且深知是骊姬从中恃宠作祟，干乱朝政所致。在士蔿看来，作为国家城墙的群公子将被废黜，是小人居内干政所造成的恶果，无异于城墙内崩。

《论语·季氏》记载，鲁国执政大臣季桓子，想要征伐作为鲁国附庸的颛臾。当时孔子的学生子路、冉求是季氏的家臣，向孔子通报此事。孔子坚决反对，并且说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对此，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方观旭《论语偶记》如下说法：

俗解以萧墙之内为季氏之家，不知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则萧墙惟人君有耳。……然则萧墙之内何人？鲁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27)

季桓子名义上征伐颛臾，实际上是担忧鲁哀公怀疑自己，因此，采用这种方式削弱鲁哀公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关于萧墙，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28)萧墙，指宫内当门的小墙，是宫殿的内墙。孔子由萧墙道出季桓子的内忧，同时也流露出他对鲁国公室日益衰落的担忧。从此之后，萧墙之患成为宫廷内部灾难的专用语。《韩非子·用人》篇写道：“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不用近贤之谋，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旦起，则贲、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29)这里所说的萧墙之患，指的是宫廷内乱。在韩非子看来，要避免萧墙之患，就必须任用贤人。言外之意，朝廷小人在位，就会出现萧墙之患，这里还是把宫墙与朝廷的用人政策相联系。《汉书·五行志》有如下记载：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对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萧墙之内，咎在贵妾。”(30)

未央殿中地震，真的是祸起萧墙之内。谷永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后宫贵妃行为不端所致。他仍然把宫廷内乱作为主要的忧患。萧墙之患成为表达人们对朝廷内部忧虑的常用语。

综上所述，从西周后期到东汉后期，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萧墙之患是古人特别关注的对象，在社会动乱时期尤其如此。这是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它既通过文学作品加以表现，又通过《易》学系统加以经学定性。原本用于抵御外敌的城墙、宫墙，成了表达人们忧患意识的载体。由此而来，城门内崩事象一旦出现，人们就很自然地与朝廷的用人不当相勾连，以朝政人事的失误解释所发生的灾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城门内崩、城墙坍塌事象的文学表现和经学定位，在汉代不但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而且在时段上有吻合之处，二者有时是同步进行。东汉《易》学对城门内崩所作的经学定性虽然是基于天人感应理念，以人事附会灾异，有其虚妄之处，但是，这种定性可以从先秦的文学作品中找到源头，是以深重的忧患意识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