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赋经义之争平议

宋代的进士科考试，除了以诗赋、以经义及“兼收”、“分立”数途之外，当时还有一种认识，即诗赋、经义皆“无用”，都是以“言”取人，之所以用之，不过是设一“法”以取人，或者说拿它作士子的“阶梯”，孰是孰非，不问可也。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是主张取以诗赋的，但他同时说：

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65)

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也写道：

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词赋取人。方其假物喻理，声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恶之，以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故今日之经义，即昔日之赋；而今日之赋，皆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盖不以德而以言，无向而能获也。

他是说凡取人以言，无论诗赋、经义，其弊相同，都将无所获。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说得更“透彻”：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县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听惯了诗赋、经义之争的人们，对上述言论很可能会感到有些“另类”。但平心而论，考试只是一种智力测验的手段，无论考诗赋、经义，都可能得才，不必过多地在“有用”、“无用”上纠缠；但同时，考试只要是诱以利禄，无论诗赋、经义，都难免异化，成为用罢即弃的“敲门砖”，这是不争的事实。据说王安石暮年悔罢诗赋而用经义，有“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之叹(66)。看来，把用何种科目进行考试的重要性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是无益甚至荒谬的。然而“阶梯”论或“不问可也”的说法也存在缺陷：它实际上否定了科目设置在人才培养方向、社会价值导向方面的“指挥棒”作用。要知道，虽都是以“言”取人，“言”未必能真实地反映人的本来面目，但也得承认“言”对塑造“人”特别是价值观的形成是有作用的，否则，双方就没有必要争论了。

用诗赋取士的弊病人人能言，而经义优越论者本以为经义“有用”，可以治国平天下，殊不知“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上引叶适语）。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十月二十四日，权兵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杨椿言：“今时经学者白首一经，如蠹书之鱼；词赋者骈四俪六，如儿女之戏。”(67)清初学者王夫之尝论及宋代科举的经义试士，认为“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则明经而经以晦，尊经而经以亵”(68)。若指望靠剽窃或背诵“圣贤经典”弋利掠名的空疏不学的“蠹鱼”们治国，最多只能是墨守先圣遗言的“教条主义者”，不误国已是幸事。经义对后代的影响更坏。顾炎武说：“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又曰：“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69)经义优越论者欲以经义革除诗赋弊病，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出发点无可厚非，也为当今许多学者所肯定；只是他们过分功利化，在精神文化范畴不恰当地强调“用”，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懂得有时看似无用实为大用，必然堕入实用主义的泥坑，持论明显狭隘、偏激。因此，宋代的诗赋、经义之争，无论是主张诗赋优越还是经义优越，在今天看来都各有偏差：双方都没有注意到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比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认识到知识结构的多样化特征，文化的多层面性，更没有看到人的兴趣、爱好、能力的丰富与差异（比如“才学”与“实用”）。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有所谓“素质”、“能力”之类的概念。如果就知识的相对全面和创造力的培养、尊重举子的爱好和选择权而论，元祐时的“兼收”，特别是南宋的两科分立，不失为较好的模式，在当时它大致照顾了上述各个方面。

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无论用何种方式或何种科目，皆非十全十美，更遑论“理想”。但“考试”又不能废，隋、唐以后的科举制之所以优于此前的所谓“乡举里选”或“九品中正制”，正在于它用“考试”将举子推上了同一个竞争平台，能用规范的方式比较公平地选拔人才。这有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试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优于“推荐制”，是全社会都能接受的，目前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应当说，作为考试科目的诗赋、经义、策论，在科举史上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早在元祐五年（1090），朱长文在所作《苏州学记》中就写道：“凡命教之法，以经术观其学，以词赋观其文，以论策观其智。所取兼于汉、唐，而德行道艺之士参出乎其中矣。”(70)但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要被统治集团中各派所接受，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长期斗争。南宋人终于认识到这点，如说：“经义考讲学之源流，诗赋观词章之润色，论以见评议古今，策以试瞭（原误“潦”，径改）通时务。真材实能，虽非纸上语所能尽得，使其参求互考，详观精择，则胸中抱负大略可见矣。”(71)后人对此看得更清楚。如被宋人大加挞伐的诗赋，王夫之认为“咏歌忾叹于人情物态之中，挥斥流俗以游神于清虚和畅之宇，其贤者进于道，而以容四海、宥万民而有余裕；不肖者亦敛戢其乔野鸷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长，以生事而贼民”；即便是“沉溺于风云月露之间，茫然于治理，而岂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乱纲纪，贻宗社生民之害于无已哉！”(72)则诗赋在培养人的审美趣味、陶治高尚的精神情操方面，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功能。

当然，无论诗赋还是经义、策论，都同样有流弊，而且有宋一代竟无一人能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打破诗赋、经义考试的格局而另寻出路（比如增加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自然学科）(73)，这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局限或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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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言，见《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一。周必大时任权尚书礼部侍郎。

(2)　《粤西文载》卷三七。

(3)　《攻媿集》卷六二。

(4)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按进士科有“赎帖”之制，即若不愿试贴经，“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赋，便可赎帖经”（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此制起于唐代，《太平广记》卷一七九《阎济美》，谓大历九年（774）十二月四日，阎济美惧贴经被黜落，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于是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赎帖，“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

(5)　《寓简》卷五引。

(6)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〇。

(9)　《宋史》卷二九五《叶清臣传》。

(1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五。

(11)　《论更改贡举事件劄子》，《欧阳文忠公集》卷一〇四、《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一。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

(1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三。“大义”原作“文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所载文本改。

(1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

(15)　按：苏集各本，此状首句皆作“熙宁四年正月囗日”。冀洁《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并非熙宁四年奏上》（《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五期），谓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七九、《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一一、《玉海》卷一一六引该文，“四年正月囗日”作“二年五月”。孔凡礼校点本《苏轼文集》校记以为“其说可信”。

(16)　《苏轼文集》卷二五。

(17)　《忠肃集》卷四。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六、《诸臣奏议》卷八二。

(18)　载《西台集》卷一。

(19)　按：明经科初置于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详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20)　《水心别集》卷三。

(2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〇。又见《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文字稍异，如“无非本领”作“初无本领”。

(22)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八。

(23)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

(24)　《诸臣奏议》卷七八。

(25)　《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

(26)　《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二。

(27)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又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诸臣奏议》卷八一。

(28)　绍兴七年（1137）八月十八日高宗对宰执语，见《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五。

(29)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四科”条。

(3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九。

(3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九。

(3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〇。

(3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八。

(34)　《忠肃集》卷四。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六、《诸臣奏议》卷八二。

(35)　《起请科场劄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

(36)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七。按奏谓“臣顷以不肖任中书舍人”，据曾肇《彭待制汝砺墓志铭》（《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集卷三一），元祐三年，彭汝砺由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

(3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九。

(3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〇。

(39)　刘唐老、上官均所上奏疏，俱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

(40)　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41)　《上皇帝第三书》，《欧阳修撰集》卷三。“北廷”之“北”，或当作“虏”之类，盖四库馆臣以“违碍”改。

(42)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七。

(43)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一。

(44)　《四部丛刊续编》影印藏书阁重刊本。

(4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〇之四。

(46)　王炳照、徐勇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第五章第九节谓“自宋熙宁至于清初，科举场中不考试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其说不确。

(47)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四。

(48)　见《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

(49)　《杨骑曹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

(50)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五。

(51)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七。

(52)　绍兴十四年为发解试，省、殿试在次年，见《皇宋十朝纲要》卷二〇。

(53)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八。

(54)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一。

(5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

(56)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一。

(57)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二。

(58)　绍兴二十九年为发解试，省、殿试在次年，见《皇宋十朝纲要》卷二〇。

(59)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四。

(6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二。

(61)　嘉泰元年（1201）十二月二十四日臣僚言，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四。

(62)　《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按：所引朱熹文字乃节录，详见《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

(63)　《朱子语类》卷一〇九。

(64)　但朱熹《私议》对后代科举仍有影响，元代经义科的治学方法即按《私议》施行。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曰：“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但汉人、南人仍要试赋，只是改律赋为古赋。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不试诗、赋。清代除八股文外，又恢复考律诗（清人称“试帖诗”、“试律”，见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一）、律赋，并不“罢诗赋”。

(65)　《苏轼文集》卷二五。

(66)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

(67)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一。

(68)　《宋论》卷四《仁宗》，中华书局，1964年，第97页。

(69)　《日知录》卷一六。

(70)　《乐圃余稿》卷六。

(71)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一八载嘉定六年（1213）十二月二十九日臣僚言。

(72)　《宋论》卷四《仁宗》，第99页。

(73)　唐代六门常科中有“明算科”，所考数学问题颇为高深（详《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可惜宋代未能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