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赋经义之争由对立到调和

北宋熙宁以后，科举之争掺合着党争，而随着皇权的更迭，不同政治势力的消长，科举条制遂几经反复。南宋人李心传曾概括地叙述了进士科中诗赋、经义的升降陟黜与兼收分立的全过程：

祖宗以来，但用词赋取士，神宗重经术，遂废之。元祐兼用两科，绍圣初又废。建炎二年（1128），王唐公（绹）为礼部侍郎，建言复以词赋取士，自绍兴二年（1132），科场始复。曾侍御（统）请废经义而专用词赋，上意向之，吕元直（颐浩）不可而止。十三年，国学初建，高司业抑崇（引者按：高闶，字抑崇）言：“士以经术为本，请头场试经义，次场试诗赋，末场试子史论、时务策各一首。”许之。十五年，诏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于是学者竞习词赋，经学浸微。二十六年冬，上谕沈守约（该）曰：“恐数年之后，经学遂废。”明年二月，诏举人兼习两科（内大小经义共三道）。三十一年，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辞章，不合声律，请复分科取士。仍诏经义合格人有余，许以诗赋不足之数通取，不得过三分，自今年太学公、补试行之，迄今不改。先是，举人既兼经义、诗赋、策、论，因号四科，然自更制以后，惟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行之而止，盖举人所习已分为二，不可复合矣。(29)

由上引可知，宋代进士科的考试和取士方式有四，即以诗赋取、以经义取、兼用诗赋经义、诗赋经义分立。太祖至英宗时期，诗赋、经义之争虽已肇端但不算激烈，可置而不论，我们只讨论熙宁以后，分为“尖锐对立期”和“折中调和期”。

一、尖锐对立期

这又可分为两阶段，即神宗朝、哲宗绍圣初到徽宗末。此期间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新旧两派政治势力尖锐对立，潜伏着汹涌的暗流，“诗赋优越论”者只是被暂时压制下去而已。

1．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末

神宗时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科举改制成为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熙宁二年五月，神宗诏议更贡举法，主诗赋、主经义的朝臣于是分为两个阵营，拉开了激烈争论的序幕。熙宁三年是贡举年，朝廷开科取士。是年三月八日，“上（神宗）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制策曰……旧制，殿试进士以诗、赋、论，特奏名进士一论。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给《礼部韵》，及试题出，乃策问也。上顾执政曰：‘对策亦何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得叶祖洽以下三百五十五人”(30)。《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所载略同：“（熙宁）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策问也。”又《宋史·陆佃传》：“熙宁三年，应举入京。……礼部奏名为举首。方廷试赋，遽发策题，士皆愕然，佃从容条对，擢甲科。”此次殿试试策近乎“突然袭击”，几令举子猝不及防，但也开创了科举史上的一个新制度：从此（直到有宋灭亡，甚至元、明、清三代），殿试都只试策。

殿试既已改制罢诗赋，则将罢诗赋的“议”形成政令、全面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四：熙宁四年（1071）二月一日，中书门下言：“……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此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于天下，则庶几可复古矣。”“诏可，仍须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令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之学，试以大义，殿试策一道，诸科令改应进士科业。”则此后不试诗赋的进士，叫“新制进士”。诏令到熙宁四年才下达，还有一个原因，是熙宁二年“议”此事时意见并不统一，到此时，王安石新法已全面实施，故他罢诗赋的主张，也势在必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引吕大防《吕公著神道碑》曰：“自熙宁四年，始改科举，罢词赋等，用王安石经义以取士，又以释氏之说解圣人之经。”《长编》卷四四九引上官均元祐五年（1090）十月奏：“熙宁四年罢诗赋，以经术、时务、义理、文词通定去留高下。”《韵语阳秋》卷五曰：“熙宁四年，（王安石）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他们说熙宁四年罢诗赋，都是指正式下令全面罢诗赋的年代，而没有包括早在上年已罢诗赋的殿试。但礼部试真正实施罢诗赋，则在下次开科的熙宁六年。

2．哲宗绍圣初至徽宗宣和末

绍圣初哲宗亲政，新党上台，废元祐旧党实行的诗赋、经义“兼收”之制（此制详下），罢诗赋而恢复以经义取士。《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载：“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又《宋史·选举志一》：“帝（哲宗）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

二、折中调和期

诗赋、经义之争的尖锐对立，不利于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赵宋统治集团内部不得不相互让步，走向妥协调和，其途径是诗赋、经义“兼收”，以至于两科分立。这也可分为二段：

1．哲宗元祐间：经义、诗赋“兼收”

元祐初旧党执政，废王安石新法，其《字说》和《三经新义》被停止使用。元祐元年（1086）六月十二日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31)二年正月十五日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己见，毋引申、韩、释氏之书。”(32)这实际上是针对《三经新义》的，因为批评者认为《新义》是王氏一家之私说，其主旨乃基于佛老的“道德性命论”。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经义取士”的科举政策也立即遭到质疑。元祐元年闰二月二日尚书省言：“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实用之文从此遂熄。……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33)同日，刘挚上《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首次提出复诗赋及诗赋、经义“兼用”说：

臣愚欲乞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进士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材。前二场为去留，后二场为名次。其解经应许通用先儒传注，或己之说，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释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适乎用，革贡举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贤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34)

但左仆射司马光仍坚持其一贯主张，反对恢复诗赋，认为“神宗罢诗赋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35)。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结果是达成妥协，实行“兼收”之制，即进士科分为“经义进士”和“经义兼诗赋进士”两类。元祐三年，彭汝砺上《乞诗赋经义策论并重奏》，道：

臣以谓国家取士，将欲得人才也，经义策论可以得人才，诗赋亦可以得人才，何必纷纷为此异同也？臣今起请，且欲如元祐敕施行，如诗赋在优等，经义策论虽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文词为贵也；经论在优等，诗赋虽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儒术为贵也；策在优等，诗赋虽不及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知时务者为贵也。如此，则有文词者得骋其辞，有学者得尽其蕴，有知识者得竭其虑，上无损国体，下不失士心。(36)

这些言论，都意在折中调和。由于元祐三年（1088）是贡举年，已来不及制定新条制，朝廷遂采纳苏辙的建议，决定暂不更法，“所有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37)。

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礼部上言，提出四场考试法（大体与上引刘挚说同），经义兼诗赋进士的兼经法，经义进士习经法，并提出“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38)。元祐五年十月，右正言刘唐老上奏，认为“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没有统一的标准，主司“或以经义，或以诗赋，或以策论，各随所习，互为升黜”，主张“今既经术、词赋别成两科，须理各有所主，治经者必以义对为先，作赋者当以章句为重。臣欲乞将治经者以大义定去留，诗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主取舍，策论止于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朝廷“从之”，成为“新制”。当时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反对刘唐老的诗赋兼经义者“以诗赋主取舍”之论，认为“恐自此学者为文诵书惟一意于诗赋，不复治经阅史”云云，力主以四场通取，要求“追改新制”(39)。但“通取”操作起来实在太难，朝廷没有采纳上官均的意见，决定按“新制”实行。《宋史·选举志一》所述，盖为最后定案（唯其中“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句与下述矛盾，当删），曰：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策论，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

此规定于元祐六年（1091）开科时执行（实际上只执行了一科，到下科的绍圣元年又被废止）。

2．南宋：诗赋、经义两科分立

宋钦宗继位后，废黜“王学”，并于靖康元年（1126）四月己未诏“科举依祖宗法，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40)。经“靖康之难”，政权南渡，人们普遍对北宋后期以来的新政进行反思，也包括了科举。建炎初，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称“臣观今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得人，孰若去经义而取诗赋”。他猛烈攻击当时文人“奋不顾身、肯死国难者几希，沾沾小人，奴颜婢膝、炙手权门以求速达者满眼皆是”，并对比自己道：“臣以布衣之贱，不食国家寸禄，尚能怀忠感愤，欲效柏耆，乞天子一节，持入北廷，掉舌下之，愿杀身以安社稷；……至于以经义取高第而享爵禄者，反视国家之难如越人视秦人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其中，甚者差以运漕且畏惮而不前，规规为全身计，况肯当锋镝以立忠谊耶？”他接着举了“祖宗朝”以来以诗赋取士所得众多的忠直贤能之士，然后说：“二者（诗赋与经义）优劣，较然明矣。”(41)这是很具鼓动性和说服力的。人文精神丧失，价值观被扭曲，也许是经义取士最糟糕的后遗症。高宗惩北宋党争及靖康之祸的历史教训，决定恢复元祐“兼收”之制，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三日发布赦文道：“自后举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庶学者近正。”(42)不久，又对元祐之制进行了重要修改。建炎二年五月三日，中书省言：

已诏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义兼收之制。今参酌拟定：《元祐法》：“习诗赋兼试经义。”今欲习诗赋人止试诗赋，不兼经。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元祐法》：“不习诗赋人令治两经。”今欲习经义人依见行止治一经。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殿试并同试策。……（高宗）从之。(43)

又《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载：

建炎二年五月四日敕中书省：勘会已降指挥，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义兼收之制，今来省试了毕，便合施行。今参酌拟定下项。五月五日三省同奉圣旨：依拟定。《元祐法》：“习诗赋人今更兼试经义。”欲习诗赋人止习诗赋，不兼经义。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元祐法》：“不习诗赋人令治两经。”欲不习诗赋人依见行止习一经，第一场本经义三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44)

简言之，即诗赋进士只试诗赋，不再兼经；经义进士由治两经改为只治一经。则南渡后的所谓“兼收”，已不再是元祐“经义进士”和“经义兼诗赋进士”了，实际上是诗赋、经义分立，或者说进士科虽仍为一科，而事实上已一分为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记此事后写道：“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词赋者近四十年，（王）绹在后省，尝为上言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上以为然，至是申明行下。”绍兴七年（1137）五月二十三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上言：“乞诸州发解，令转运司取词赋、经义两等，各差考试官。”高宗诏“令礼部行下诸路转运使照会”(45)。《宋史·选举志二》谓此时“始命各差词赋、经义考官”。则此后两科连考官也各不相同了。又《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马端临按曰：“熙宁四年（1071）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1086）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1094），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1128），又兼用经、赋(46)。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祐、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然则自熙宁以来，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但从南渡后，诗赋进士已不再习经义了（个别年份例外，详后）。

当时也有主张止用诗赋而废经义的。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二十二日，宰执进呈侍御史曾统论进士设科，“乞止用词赋，未须依元祐兼经”。当时君臣有如下对话：

上曰：“经术、词赋取士，各有说。神宗皇帝尊崇经术，方时承平，王安石之说得行，盖以经明道，谓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朕观古今治乱，多在史书，以经术登科者多不通史。”吕颐浩曰：“经术、词赋，均以言取人。今若且用词赋，亦得顾所得人材如何耳。”(47)

《宋史·选举志二》述此事更明白：

侍御史曾统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需兼经。高宗亦以古今治乱多载于史，经义登科者类不通史，将从其议。左仆射吕颐浩曰：“经义、词赋均以言取人，宜如旧。”遂止。

南宋的两科分立制度，就这样拍板定案了。

进士之文学、政事不可兼长的思想，唐代已有之。如玄宗天宝九载（750）敕：“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48)李华亦曰：“夫子门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者无人兼之。虽德尊于艺，亦难乎备也。”(49)宋高宗除批准中书省的分科请求外，又屡申两科分立的主张，如绍兴七年八月十八日对宰执说：“文学、政事，自是两科。”(50)但在分立实施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出现过两次反复。

一是绍兴中。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二十三日，国子司业高闶言：

复兴太学，宜以经术为本。今条具三场事件。第一场《元丰法》（绍圣、元符、大观同）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今太学之法，正以经义为主，欲依旧。第二场，《元祐法》赋一首，今欲以诗赋。第三场，《绍圣法》论一首、策一道，今欲以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如公试法。自今日始，永为定式。

高宗“从之”(51)。所说虽是太学，然据前引《朝野杂记》，绍兴十四年贡举当行此法(52)，号“四科”。但到绍兴十五年（1144）正月十三日，高宗又诏曰：

诗赋、经义分为两科，各计终场人数为率，依条纽取。试经义人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试诗赋人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53)

这又恢复了两科分立。

二是绍兴末。由于诗赋、经义分科之后，举子竞习诗赋，习经义的很少，朝廷于是欲从政策上优待学习经义的举子。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十月二十四日，高宗曰：“举人多习诗赋，习经义者绝少。更数年之后，恐经学遂废，当议处此。”沈该等曰：“前此固尝以经义兼习诗赋，若两科兼习，庶不偏废。乞来春省试毕施行。”上曰“甚善”(54)。同年十一月癸巳，吏部员外郎王晞亮言：“国家取士，词赋之科与经义并行。比学者去难就易，竞习词赋，罕有治经，至于《周礼》一经，乃绝无有。望自今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余，合将诗赋人材不足之数通融优取，仍以十分为率，不得过三分。”高宗“从之”(55)。绍兴二十七年正月十日诏曰：“经义、诗赋两科合格人如有余、不足，内诗赋不得侵取经义。若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余，许将诗赋人材不足之数听通融优取，仍以十分为率，不得过三分。”“以臣僚言学者竞习词赋，治经甚少，又于六经之中舍其所难，则经学寝（当是“寖”之形讹）微，乞于二科所取分数，稍损诗赋而优经义，故有是命。”(56)以上是说，如果经义人才有余，诗赋人才不足，可以多取经义进士，但不得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三；相反，如果经义人才不足，则不得多取诗赋进士。这是用宏观调控的方法，用行政手段，在录取环节上向经义进士倾斜。二月五日又诏，经义中二《礼》许侵用诸经分数(57)。这是进一步在经义进士内部，向习二《礼》的举子倾斜。据前引李心传《朝野杂记》，是年二月又“诏举人兼习两科（内大小经义共三道）”，恢复“四科”制（也就是合诗赋、经义为一科），但也只绍兴二十九年（1159）一举而止(58)。

绍兴三十一年，又恢复两科分立之制。该年二月二十二日诏曰：

经义、诗赋，仍旧分为两科。取士分数，仍绍兴二十七年正月十日指挥，诗赋不得侵取经义，若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余，许将诗赋人材不足之数听通融优取，仍以十分为率，不得过三分。自今年三月太学公、补试为始。

此诏的背景，是“以臣僚言，自经义、诗赋合为一科，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辞章，不合声律；后生习诗赋者，不能究经旨渊源。场屋之内，病于偏枯，策问太寡，议论、器识无以尽，又有司去取不以此为重轻，士守传注，史学浸废，故有是诏”(59)。

两科分离、适当向经义倾斜的政策，在光宗初再次受到挑战，有人又欲改分科而行绍兴十三年的“兼收”之制，但未成功。绍熙元年（1190）七月十八日，宰执进呈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权给事中李看详国子司业计衡奏，引其奏曰：“士子科举一于经义，则或不足于词藻；一于诗赋，则或不根于理致。乞照绍兴十三年国子司业高闶条具太学课试及科举三场之制。”李“看详”道：

臣等谓两科之分，其来已久，绍兴十三年、二十七年臣僚申请兼科取士，非不详尽，然皆行之一举，随即分科。盖缘人材各有所长，难以求备，勉强取办，终不能精。强其所劣，并丧所长，虽平时场屋有声之人，亦复未免指诮。臣等窃谓宜如旧便。

于是光宗曰：“士人各有所长，亦不必拘兼经。”(60)从此对经义、诗赋分科，便少有异议了，只是偶有如“有司沮抑词赋太甚”之类的抱怨(61)，呼吁朝廷在两科间保持平衡。总之，自绍兴三十一年恢复两科分离之后，分科之制再无变动，直到宋亡。

有必要一提的，是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年考试诸经、子、史及时务策。其作于庆元元年（乙卯，1195）的《私议》曰：

……（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通之史，皆可用于世矣。

“熹议未上闻，而天下诵之。”(62)将经、史分年考，事先公布，让举子有较充裕的时间去学习那些不能“一旦尽通”的古书，使他们“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63)。这如同今天发布的“考试大纲”，有其合理性；但又提出“罢诗赋”这个老问题，只能重新挑起争端，影响社会稳定。在两科分立已久、多数举子厌弃经义的时代，朱熹基于道学家“卑艺文”的“设计”，即便不算异想天开，也是迂阔而不合时宜，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南宋末，也未能施行(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