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赋优越论”与“经义优越论”
上已言及，大约从英宗时起，论者就开始把矛头对准诗赋，而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即罢诗赋而专用经义，后经反复，最终实行两科分立。诗赋、经义的升降陟黜，主要由各时期统治集团的政策决定；而之所以变动频繁，则由于议论不定，主张各别，或以为诗赋取之为优，或宣称非经义不可。熙宁之前，争论双方尚能心平气和；熙宁、元祐、绍圣的几次科制大变动，则与严重的党争合而为一，新旧两党多意气用事，必欲反其道而行，以致动用所执掌的行政权力推行其说，态度偏执而少理性。那么他们的分歧何在，各自有何理由？我们在具体叙述制度变迁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争论双方的观点，分别标以“诗赋取士优越论”和“经义取士优越论”。
一、诗赋取士优越论
宋代文献中，有关诗赋、经义优劣的议论不少，但新意并不多，以下数家之言，可以为各时期“诗赋优越论”的代表。
熙宁二年（1069），欲变科举之法，进士科罢诗赋，神宗诏朝臣议之。五月，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15)，略曰：
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16)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二日，刘挚上《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主张取消熙宁以来实行的经义取士：
（试经义）至于蹈袭他人，剽窃旧作，主司猝然亦莫之辨。盖其无所统纪，无所隐栝，非若诗赋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尽得之也。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集，裒括其类，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榜之间，所在命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题，贡举之法于此，其敝极矣。(17)
元祐初，毕仲游曾上《理会科场奏状》(18)，认为诗赋、经义之争久不能决的原因，是由于“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长”：尚诗赋者“不言诗赋之名卑于经义”，尊经义者“不思经义于取士其实如何”。他详细分析了考经义、试赋各自实实在在的利弊，认为“盖经术者，古学也，可以谋道，而不可以为科举之用；诗赋者，今学也，可以为科举之用，而不足以谋道”。他引扬雄“圣人之经幽深阂远，如天地之高厚”语，又引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语，再以汉、唐诸儒抱经白首，及后世名家如孙复、石介治经之难为证，说明用经术应举之弊道：
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谓传注之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新说；新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要之应举得第而已，岂有正心诚意、治经术谋圣人之道者哉！
毕仲游又进一步指出经义趋时的特点，颇有新意：
夫举子之取名第，止问得失而已。既问得失，则不得不趋时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则经义欲合司马光。……虽然，不可以责举子也，彼应举必有得失之虑；既虑得失，则不得不以经义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经义不合王安石，则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应举，则不若勿应而已矣。天下应举者无虑数十万人，而人人欲以经义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禄，则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举之致。故诗赋虽为无用，然作《圆丘象天赋》则止赋圆丘象天而已矣，作《尧舜性仁赋》则止赋尧舜性仁而已矣，虽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无由，而取合固已无益，所以不为。
于是他得出结论：诗赋、经义都不能知人之“贤不贤”和“能不能”，只好“姑问其为科举之后便与不便尔”。他认为，诗赋题目“或出于经，或出于史，或出于诸子百家，而习诗赋者必须涉猎《九经》，泛览子史，知其节目精华，始可从事，而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因此，诗赋名虽卑，“施于科举，偶得其术而便尔”。相反，考经义则“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虽有策论，而论题自见所出，易于为文；策则人人皆挟策括，以待有司”。要之，经义名则尊，“而施之科举，偶非其术而不便尔”，于是他不赞成既复诗赋，“而又于诗赋之前增大义（即经义）一场”，主张另“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19)。毕仲游显然是位坚定的诗赋优越论者，但他不是简单地反对经义，而是以貌似公正的立场，从两者运用于科举考试“便不便”出发，得出用诗赋考试优于经义的结论，较有说服力。
南宋初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写道：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这可与毕仲游“知一经而四经不知”相印证。
孝宗时，叶适作《进卷·士学下》道：
夫科举之患极矣。何者？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朴士，屈意而愿学。众说溃乱，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缪，大义不明，无甚于此。(20)
庆元四年（1198），礼部侍郎胡纮上言：
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有骈四俪六之巧。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厢，无非本领。主司题目，鲜有出其揣拟之外。(21)
上引材料，苏轼、刘挚等置身于党争的漩涡之中，而叶梦得以下，已进入诗赋、经义两科并立的时代。他们共同的结论，是诗赋优于经义，具体而言，盖不出如下数端：一、从历史上看，以诗赋取士得人为盛。二、诗赋命题面广，知识面宽，而经义则相反，易于揣拟。三、诗赋有创造性，而经术难治，故经义文多出于剽窃。四、诗赋有客观考校标准（声病、对偶等），而经义则无所统纪，为文没有法度，是非工拙，漫不可知。五、经义趋时性强，试诗赋可以超脱于政治权力之外。以上论点，大多见于上节所引孙何论中，而又有所发展。
二、经义取士优越论
早在唐代，就有进士科取以经义的主张。宋代坚持“经义优越论”的代表是司马光。他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主张以经义取代诗赋，而在元祐初罢新法时，仍坚持其说，可谓一以贯之。英宗治平元年（1064）四月十四日，司马光上《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曰：
准中书送下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吕公著劄子：“……窃闻昨来南省考校，始专用论、策升擢，议者颇以为当。……欲乞今来科场，更不用诗赋。如未欲遽罢，即乞令第一场试论，第二场试策，第三场试诗赋。每遇廷试，亦以论压诗赋，为先后升降之法。……如允所奏，即乞预行告示，令本院定夺奏闻者。”当院看详：近世取人，专用诗赋，其为弊法，有识共知。今来吕公著欲乞科场更不用诗赋，委得允当。……御前除试论外，更试时务策一道。如此，则举人皆习经术，不尚浮华。若是依旧不罢诗赋之时，即先试后试，事归一体，别无损益。(22)
司马光又在次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上《选人试经义劄子》中说：“（举子）就使自能作诗，施于治民，亦无所用，不可以此，便为殿最。”(23)要之，在司马光眼里，诗赋是“浮华”而不可用以“治民”的闲言语。
熙宁二年（1069）五月，吕公著上《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以为“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主张“可罢诗赋而代以经，先试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试以论策”(24)。同时，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罢诗赋（已见上引）。神宗读后，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赵抃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卒如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25)王安石在当时所上《乞改科〔举〕条制劄子》中写道：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修建学校。……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乃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26)
元祐三年（1088）三月，在旧党柄政的朝廷中，恢复诗赋取士的主张占压倒优势，而司马光力排众议，上《起请科场劄子》，论诗赋取士之弊道：
至于以诗、赋、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抄节，怀挟剿袭，以取科名。(27)
综上所述，主张以经义取士而反对诗赋者，其价值标准定位在“德行”和“用”上，最终看是否有益于“治民”。他们的结论是：经义利于“治”，又可用来统一思想（“一道德”），而诗赋则为浮华无用之文。这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就连后来实行诗赋、经义分科“兼收”的宋高宗，也认为“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28)如果宏观地审视“诗赋优越论”、“经义优越论”者们的主张，盖前者重才气，后者重实学；前者重人文，后者重行政；前者重词章，后者重经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双方都很难做到全面、冷静，以理服人，故“两论”长期困扰着北宋科举，只是到了僵持不得已时，才采取折中调和之术，反倒走出了一条较为宽阔的路，那就是“兼收”和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