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由诗赋策论之争到诗赋经义之争

用什么学科门类取士，远不止是学科之争，而是确定人才的培养方向，学术的发展指向，也是决定社会的价值导向。唐代最初是明经科受重视，后来才是进士科走红。就进士科而论，也是不断演进的，如它的考试科目就曾发生过多次变化。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曰：“（进士科）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贴经。”又《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刘）思立以其浅庸，奏请贴经及试杂文。”所谓“杂文”，初指箴、表、铭、赋之类，到玄宗天宝之季渐渐专用诗赋，最后形成了贴一大经、杂文用诗赋、再加对策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试格局。中唐以后，诗赋的地位逐渐提升，其创作的社会誉望加上考试成绩，成了去取的主要标准，尽管有时重心偏向策问，但“以诗赋取士”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它几乎成了进士科的代名词。

宋初，继承了唐“以诗赋取士”的传统，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4)。而实行“逐场去留”，即诗赋合格再看策论，实际是“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详下引冯拯言）。至少从太宗时起，人们也开始了对此传统的批评。当时在不否定诗赋的前提下，争议点主要有二：一是策论在整个考试中的地位问题，二是经学（墨义或经义）的地位问题。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状元孙何，曾论诗赋取士的优越性。他写道：

唐有天下，科试愈盛……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盖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备拟，可以曼衍，故污漫而难校，淟涊而少功，词多陈熟，理无适莫。惟诗赋之词，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言赋家流也。(5)

孙何是抬高诗赋而贬低策论的。他认为策论可以“备拟”（“打题”预作），内容乃敷衍成篇，没有客观的考校标准。诗赋则不同，它有破题、押韵、用典、引书，以及托兴、命词、理致、体格、音韵、构思、体物、缘情等等学问根柢和艺术技巧，非“学优才高”不可。孙何此论的背景已不可详，但当时肯定已有诗赋、策论高下之争。后来论诗赋、经义短长者，多不出孙氏之说，只是换“策问”为“经义”罢了。

李觏（1009—1059）曾在《上叶学士书》中引少时听“乡先生”说：“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曰论，姑以备数。”(6)这说明至少在真宗中叶之前，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时虽也规定考策论，但并不重要，形同虚设。真宗以降，诗赋、策论之争有激化之势。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癸未，“冯拯曰：比来自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上然之。”(7)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可申明之。”(8)仁宗时，进一步提高策论在进士录取中的份量，如叶清臣“天圣二年（1024）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9)。天圣五年（1027）正月六日，仁宗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10)所谓“兼考”，就是以策论定等第高下。欧阳修进一步主张“先试以策”进行淘汰(11)。李淑又提出进士考试“先策，次论，次赋，次贴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12)。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上言，称“近准敕详定贡举条制”，其“详定”后的主要内容，有“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等（后因“庆历新政”失败而未施行）(13)。他们都看到了专以诗赋取士的不足，在“庆历新政”的大背景下，欲提高策论的地位以矫弊。据田况《儒林公议》说，当时“诏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由于策论多涉“礼乐刑政，兵戎赋舆”等经世治国的内容，以经术实学为主，故诗赋、策论之争，实为后来诗赋、经义之争埋下了种子。

在宋初进士科考试中，原有贴经一门，其考试方法相当于现在的填空。宋太宗曾对此科进行改革，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二十三日诏曰：“其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何以官人？自今宜令礼部贡院特免贴经，只试墨义二十道，较其能否，以定黜陟。”(14)所谓“墨义”，相当于今天的默写。但“墨义”成绩好，未必就能“晓经义”，故仍不为重经术和实用的学者、政治家们满意。到英宗时代，一些论者如吕公著、司马光等把矛头转而对准诗赋，已不再是要为策论争地位，而是向传统提出了挑战，欲用经义取代诗赋，从根本上改变“以诗赋取士”的格局。于是诗赋、策论之争，正式演进为诗赋、经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