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诸科的置罢
宋代科举中的常科，除进士外，还设有经、传、礼、史、法等科目多种，统称“诸科”。宋代的诸科，包括唐代旧有的诸科和明经的科目。《宋史·选举志一》曰：
宋之科目，有常科，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所述不够准确：“诸科”属于常科，它与常科是包涵而非并列关系。在宋代的科举体系中，诸科的地位较进士科低(4)，但历科所取人数不少（普遍多于进士科），其中也不乏翘楚之材。诸科曾在熙宁中被王安石废罢，而余波却延及徽宗时代。
一、诸科的设置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曾下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5)则有宋开科伊始，就设有诸科。乾德二年九月十日，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请准周显德二年（955）敕，诸州发解进士……诸科”云云(6)，知宋初诸科与进士科一样，皆沿后周之制。又乾德四年（966）二月二十二日知贡举王祜上言，称“进士、诸科合格者一十五人”(7)，则诸科至迟于是年已明确记载有人中选。开宝五年（972）二月，“礼部试到进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诸科十七人，上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8)。所取诸科人数超过了进士科。次年，李昉知贡举，人诉其用情取舍，太祖于是“令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宋）准以下，乃御讲武殿，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9)。在此举中，除《九经》外，诸科已收录齐备。
“明经”是有唐旧科，在唐代是《五经》《三经》《二经》《三礼》《三传》等科的总称。宋代则不是总称，而是单独的一科，始置于嘉祐二年（1057）。该年十二月五日，仁宗诏曰：“明经之所举，前世而已效，比缘其故，用广于求。”(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节引此诏，谓“别置明经科”。《文献通考·选举四》、《宋史·选举志一》皆称“增设明经科”。此科考试增加了大义和时务策（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故它的设置受到了尊经崇儒的学者们的热情赞扬，如徐积《复古颂序》曰：“杨隋建进士科，李唐又加诗赋之类，破坏学者，于是天下尽为进士，而明经之路浸徙不复矣。……皇帝三十六年（按即嘉祐二年），乃诏天下，复以明经贡士。明经，古之道也；进士，非古也。明经之道浸以长，则进士之路浸以消，此朝廷之意乎！”(11)
二、诸科的废罢
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决定进士科罢诗赋而改试经义，与诸科及明经大部分显然重叠，加之诸科固有的弊病，故并罢之，而令诸科改习进士科业。该年二月一日，中书门下言：
所有明经科，欲行废罢，并取诸科额内元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仍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12)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南省新添进士奏名，仍具令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进士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向习进士科业。
诏：“可。……诸科稍令改习进士科业。”(13)又《宋史·选举志一》述此事，有“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句，则知原先诸科额内的明经人数，约占整个诸科数额的十分之三。
据中书门下之言，作为科目的“明经”是立即废止（原有举子允许再考一次），而将其名额添入进士科。这是因为，嘉祐二年（1057）所置明经科在考试方法上与经义进士科很相近，可以说两者已基本接轨(14)。故其科虽废，然而名额添入进士科，实际上等于全部转入经义进士科。其余诸科，则是再准许参加一次考试，“渐令改习进士”。即有个过渡期：一方面不再允许新举子报考诸科，同时保留诸科旧有解额的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15)，而且在礼部新添进士奏名中，还特别为“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留有名额。王炳照、徐勇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第五章论及罢明经、诸科时，说：“这一决定（引者按：指废罢明经及诸科）对那些专攻明经、诸科的读书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几乎中止了他们的仕途之路……王安石的改革显得过于仓促，没有一个过渡期。”(16)事实上并非如此。到哲宗元祐三年（1088）闰十二月二十三日，仍诏“诸科额十分为率，留一分解本科旧人”(17)。元祐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礼部上言，引大名府新科明法（此科详下）侯弼等状曰：“先朝废罢明经及诸科，举人许改应新科明法，自不许新人取应，欲销尽明经及诸科旧人。当日务从朝廷之意，而改应新科者十有七八。”(18)其实诸科既废却又置“新明法科”，目的之一也是“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19)。由此可知，当日朝廷的政策，是将旧应诸科的举人逐渐“销尽”。慕容彦逢曾在《论黄甲拟官奏状》中说：“昔人（指习明经、学究之人）之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20)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礼部上言，谓“熙宁以来诏罢诸科，许令曾应明经及诸科举人，依法官例试断案、《刑统》义。至崇宁元年（1102），上件解、省额尽归为进士解、省额讫”(21)。则到崇宁初，在解额、省额上“销尽”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大体平稳地实现了过渡(22)。
元祐年间，进士科复用诗赋取士，但并未恢复诸科，而仅“置经律、通礼两科，许于诸科额（指旧有诸科保留的十分之一解额）内解发，至绍圣元年（1094）废罢”，实仅一举而止(23)。废罢之后，“经律科曾得解人，许改应新科明法，愿试进士者听，仍并通理举数”(24)。
三、新科明法的设置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载：
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罢明经、诸科。其后有诏，许曾于熙宁五年以前应明经及诸科举人，依法官例试法，为“新科明法科”。(25)
诸科中原有明法科，诸科废，旧明法科也一并废除。这对此前习明法、诸科的人来说，当然是个沉重打击。设置“新科明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遗留问题，如《宋史·选举志一》所说：“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当然，断狱治民的实际需要，法律人才不可或缺，故重置明法科也是实际需要。重置之科与旧科不同，故称“新科明法”。新科明法之“新”，盖在于考试不再重记诵，而在考察实际的司法能力。这从建炎二年（1128）正月八日大理少卿吴瓌上言可以看出，他说：“神宗熙、丰间，将旧科明法念诵无用之科，改为新科明法。”(26)《宋史·选举志一》载吴充与神宗对答，也有“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之语。新科明法的解额、省额，据元祐三年（1088）闰十二月诏（此诏见下引），是旧有诸科额的十分之一。旧有诸科省额约三百人，则新科明法每科只取三十名左右。此科待遇甚优，“至黄甲拟官，俾先进士注诸州司法”(27)。这就是说，若同是注授诸州司法，此科出身的较进士及第的有优先权。新科明法虽不同于旧科明法，但它毕竟是由旧科“改”来的，而且在被废诸科中，它是唯一延续下来的科目。
由于新科明法是个阶段性的科目，较为特殊，关于它的考试，我们也一并在这里叙述。
神宗时，新科明法的考试为断案、刑名和《刑统》义（见下引刘挚、李心传语）。元祐元年闰二月二日，侍御史刘挚上《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论及新科明法，请求添兼经大义、裁减人数及取消注授优先权：
臣伏见近制，明法律举人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吏部将司法员阙先次差注，在进士及第人上。臣窃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礼义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先之以经术，法之以治，理之所在也，故恶有所惩，而常不失忠恕之道。旧制明法最为下科，然其所试，必有兼经，虽不知其义，止于诵数，而先王之意犹在也。今新科罢其兼经，专于刑书，则意若止欲得浅陋刻害之人，固滞深险之士而已。又所求之数，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谓宜有更张。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论语》、《孝经》大义，登科之额裁减其半，及注官之日并依科目资次。所贵从事于法者稍不远义，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28)
哲宗诏礼部与两省学士等集议。是年三月，司马光上《起请科场劄子》，认为不必置明法一科：“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朝廷若不欲废弃已习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旧应举；未曾得解者，不得更应，则收拾尽矣。”(29)朝廷最终采纳了刘挚的意见，于三年（1088）闰十二月二十三日诏曰：
五路（按五路已见前引）不习进士新人，今后令应新科明法，许习《刑统》，仍于《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内各专一经，兼《论语》、《孝经》。发解及省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试《刑统》义五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五道，第三场试《论语》、《孝经》义各二道，以三场通定高下，及以诸科额十分为率，留一分解本科旧人，一分解新科明法。新人不及十人处，亦准此。如无人赴试，及无合格人，即存留，更不许添解进士第。若向去销尽诸科举人，即当留二分解新科明法新人。(30)
除需专经和兼经外，新科明法的名额不仅没有裁减，反而有所增加。即原留销尽诸科旧人的十分之一名额，凡已销尽的地方，许将其添入新科明法，于是新科明法变成了十分之二。又《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曰：
新科明法，始就诸道秋试，每各五人解一，省试十取其一。御药院又拟恩例，第一等赐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后三岁，议者谓得解人取应，更不兼经，白身得官反易于有官试法。乃诏自今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及五分，《刑统》义文理全通为合格，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仍自后举兼经。
据慕容彦逢《论黄甲拟官奏状》，此科拟官先进士注授诸州司法的规定，“绍圣四年（1097）朝议以此法行之既久，昔人之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恩例之优，宜亦少损，乃以司法及其余判司阙衮从上差注。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中，因省部勘当，遂罢绍圣指挥，更不施行”(31)。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新科明法”条，此科曾于徽宗崇宁初被废（详下引），南渡之初重置。上引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月吴瓌上言，又曰：
今来此学（按指法学）浸废，法官阙人，乞复立明法之科，诸进士曾得解贡人就试，多取人数，增立恩赏，诱进后人，以备采录。
高宗“从之”(32)。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建炎二年春正月癸巳”条记此事，曰：“初，本朝取士之制，自进士外有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宁中，既罢诸科，而独存明法，然以旧科但取记诵之学，故更号‘新科’。崇宁初，并其额归进士。至是，（吴）瓌以法官阙人为请，遂从之。”(33)
到绍兴十六年（1146），新科明法终于走到了尽头。该年二月三十日，礼部言：
熙宁以来诏罢诸科，许令曾应明经及诸科举人，依法官例试断案、《刑统》义。至崇宁元年（1102），上件解、省额尽归为进士解、省额讫。兼见今自有官人许试刑法，其新科明法欲自后举废罢。
高宗“从之”(34)。这就是说，熙宁时置新科明法的目的，除司法需要外，同时也是解决废诸科（包括明经科）后原有举子的出路问题，本身就带有过渡性质。到崇宁初，因留给诸科（包括明经科）的解额、省额已全部归进士科，新科明法已完成了过渡任务，加之已准许有官人试刑法，其选拔法律人才的职能也被取代。总之，新科明法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科目，至此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故当废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新科明法”条述其置、罢全过程道：
新科明法者，熙宁间改旧明法科为之，崇宁初废，取其解、省额归礼部。建炎二年（1128）正月，大理少卿吴瓌言：“法官阙人，请复此科，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从之。绍兴十一年（1141），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经义。明年御试，诏察院分为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为滥，请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所试断案、刑名，粗、通以十分为率，断案及五分，《刑统》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无则阙之。仍自后举兼经。十六年二月遂罢之，迄今不复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