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制科的置罢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序》曰：“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可见在宋代科举中，制科的地位颇高，故又被称为“大科”(35)。但宋代制科地位虽高，却从未兴旺过：朝廷时置时罢，几经周折；士子敬而远之，应试者寡。兹将其置罢演变历程，以及其中书判拔萃科的有关问题，考述如次。

一、宋代历朝制科的置罢

（一）太祖朝：始置制科

在考述太祖朝的制科制度时，首先就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宋代制科究竟始置于何时？这在史籍中没有确载。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聂崇岐先生发表《宋代制举考略》（以下简称《考略》）(36)，迄今仍为研究宋代制科制度最重要的论文。该文对宋代制科始置年代作了回答，以为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证据是该年正月十五日的太祖诏。诏文略曰：

炎刘得人，自贤良之选；有唐称治，由制策之科。朕耸慕前王，精求理本，焦劳罔怠，寤寐思贤，期得拔俗之才，访以经国之务。其旧置制举三科，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并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共三千字已上，当日内成，取文理优长、人物爽秀者中选。自设科以来，无人应制。……今后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布衣，并许直诣阁门，进奏请应，朕当亲试，以进时贤。所在明扬，无隐朕意。(37)

《考略》引此诏后，断曰：

是为宋设制举之始。先是，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十月，曾应张昭之请，斟酌唐制，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闲详吏理达于教化三科（原注：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一七）。惟抵周之亡，迄无一人应诏。乾德之设制举，盖重申前朝之令，故诏词有“旧置制举三科……自设科以来，无人应制”之语，而所置科目，亦胥同于显德也。

聂氏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包括制举在内的宋代科举制度虽沿袭周制，但却令由己出。“乾德之设制举，盖重申前朝之令”——一代“新天子”竟“重申前朝”政令，可谓匪夷所思。如果细读上引诏文，已足见聂氏理解有误。诏文先有“朕耸慕前王”云云，后方接“其旧置制举三科”云云，从行文脉络看，显然“其旧置”之“其”是自指，也就是代指的是“朕”，而非“前朝”。检《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八，孝宗乾道二年（1166）六月七日臣僚言制科久无人应举，建议“开广荐扬之路”，于是“诏礼部集馆学官同议以闻”。礼部侍郎周执羔等参议道：

切见国初制科，止令诸州及监司解送。乾德二年，又以无人应制，下诏许直诣阁门请应。今若举乾德自请之诏，则将启狂妄侥倖之心，或恐浸成烦渎；不若仿国初之制，少加斟酌，许用侍从荐举，或守臣、监司解送。

这是将“国初之制”与乾德二年诏书对言，“止令诸州及监司解送”是“国初制科”的政策，确知上引诏令中所谓“旧置制举三科”，乃指“国初”，而非“前朝”。从“国初制科，止令诸州及监司解送”句，还可知“国初”置制科时，曾发布过相关的“令”，其梗概史有撮述。《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六《制科》，一开始就写道：

国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成，取文理俱优者为入等。

这里规定应制举人由“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与周执羔等所引史事同，当出于“国初”之“令”。又《宋史·选举志二》曰：

太祖始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乾德初，以郡县亡应令者，虑有司举贤之道或未至也，乃诏许士子诣阙自荐。

这就明确地记载三科是“太祖始置”，而不是“重申前朝之令”了。

今按：宋初（“国初”）置制科之“令”，以及乾德之前太祖首置制科事，虽史籍阙载，却在集部书中保存至今。田锡《咸平集》收咸平三年（1000）所作《上真宗论制科当依汉制取人》，曰：

臣窃惟唐设制科，有道侔伊吕科，有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自太祖朝兵部尚书张昭奏请兴制举，于时据所奏前代制举内选置三科：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一、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一、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敕文略曰：“应天下诸色人中，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等，并可应诏，送吏部，试策论三道，共三千言，以当日内〔成〕。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38)

若与上引《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六《制科》之“国初制举”云云一段比较，显然《辑稿》文字与田锡这里所引太祖敕文基本相同（区别是《辑稿》送吏部后“对御试策一道”，而田锡谓“试策论三道”。前者指御试，田锡说的是吏部试。情况较复杂，将在本书第三章详述）。值得注意的是“自太祖朝兵部尚书张昭奏请兴制举”句。《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纪》记载兵部尚书张昭曾向周世宗条奏请兴制举，世宗于显德四年（957）十月戊午下诏，诚如上引聂崇岐所云；而田锡所述，同是兵部尚书的张昭，请兴制举却是在“太祖朝”。田锡上奏章，是非常严肃的事，而且是当时人，不可能将基本史实弄错。这只有一种可能，即同一个张昭，在周世宗朝和宋太祖朝，都曾上过请兴制举的条奏。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960）甲子，“有司请立宗庙，诏百官集议尚书省。己巳，兵部尚书濮人张昭上奏曰……”，知宋建国伊始，这位周世宗的旧臣，太祖曾经的同僚，仍居原官为兵部尚书。又《长编》卷二载建隆二年三月辛亥，以太原郡王王景为凤翔节度使、充西面沿边都部署，有“建隆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书张昭为使”之语。则张昭由兵部改吏部，也在建隆初。田锡既谓太祖朝请兴制举的是“兵部尚书张昭”，那么，时间只能是在“建隆初”即元年，也就是宋人所说的“国初”，稍后张昭便是吏部尚书了。我们知道，太祖刚登上皇帝宝座，即开科取士，任命中书舍人扈蒙为权知贡举，并于建隆元年二月奏上合格进士十九人(39)。张昭熟悉制科制度，在后周除曾建议兴制举外，还撰有《制科条式》一书(40)；太祖登基后，他为向新主子表忠心，旧事重提，太祖“于是据所奏前代制举内选置三科”，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宋代始置制科的时间，在太祖建隆初，敕令乃因张昭之请而下，不是“重申前朝之令”。不过以制科始置于乾德二年，南宋人已有此误（如下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壬子诏复制科时李焘原注），并非全由聂氏杜撰，他只是未加辨明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太祖朝的制科设置了。

据上所考，太祖朝制科可分“国初”和乾德二年（964）之后两个阶段。“国初”始置时，科目有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应选人范围，包括内外职官、前资现任、黄衣草泽人。应选的方式是举荐（登朝官许自荐），由州府解送吏部，考试策论三道，取文理俱优者解送，再御试（关于太祖时有吏部试、御试两级，也将在第三章讨论）。乾德二年所设科目、应选人范围与“国初”相同，不同的是应选和考试方式：原须举荐的，改为“直诣阁门”请应；取消吏部试论三道，只有“亲试”。这一措施果然有效：立即就有博州军事判官颖贽应贤良方正科，四月丁未朔，策试称旨，授著作佐郎(41)。乾德四年五月庚寅，“上亲试制科举人姜涉等于紫云楼。……涉等所试文理疏略，不应策问，并赐酒食遣之”(42)。

然而，自乾德四年以后，直到整个太宗时代，文献皆无再试制科的记载。聂氏《考略》第一节《宋代制科之沿革及科目》曰：“太宗之世，制举无闻。”又第六节《科分及待遇》：“汉策贤良，唐试制举，向无定期；宋初亦然，故乾德二年四月初试之后，四年五月又试，中间仅隔二年。此后停三十四年，至咸平四年乃又开科，且于四月、八月，一年两试。”何时诏停，原因何在，迄未见文献明确记载。考田况《儒林公议》曰：“乾德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时中选者唯颖贽一人，自是罢不复举，至咸平中始复举之。所对策，限以三千言。”从字面上看，田况所说“自是罢”之“是”，代指乾德二年，容易造成误解，因为乾德四年尚在“亲试”；他的意思盖谓乾德四年虽有亲试，但自颖贽之后再未取人，故“不复举”实际上是从乾德二年颖贽后开始的。当时罢举，应有诏敕之类，相关史料，尚待发掘。

（二）真宗朝：由复置到悉罢

孙何于咸平元年（998）进《上真宗请复设制科》，略曰：

国家有天下四十年矣。廓土辟宇，芟逆夷乱，高视百代，巍为太平。寤寐隽贤，励精贡举，乐才嗜善，夐无与邻。然犹未复贤良方正等科，清途华贯，唯以进士、明经递资而升。……岂不念取士之制，因循近例，不可为子孙法者乎？意者群有司、百执事未之思耶？将兹事体大，非贱臣之所知耶？不然，何当置而未置，当复而未复，如此之久耶？(43)

据此，亦可知太宗朝无制科，否则不可言“复设”。是时真宗继位不久，所谓“当置而未置，当复而未复”，盖指太宗。其实“有天下四十年”，并非制科一直未置，太祖即设有三科，孙何当很清楚；然其竟不言及，显然是为太宗讳，即不愿将太宗与太祖置于对比的位置。

真宗一代，制科经历了由置一科，发展到六科，既而又全部废罢这样三个阶段。

1．咸平时，置制举一科。咸平三年（1000）四月十五日，“赐应制举人林陶同进士出身。陶既试学士院，不及格，帝方欲招来俊茂，故特奖之”(44)。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下诏荐举贤良方正之士，略曰：“其令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于内外京朝官(45)、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之士一人，当策以时务，朕亲览焉。”同年三月十九日诏：“所举贤良方正，已帖馆职及任转运使者，不在举限。”(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载仁宗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壬子诏复置制科时（详下引），李焘原注称“按贤良方正科，自乾德二年始复置，……咸平四年又置”。值得注意的是，咸平三年既已有人应制举，又有考试，则必然此前有恢复制举之诏，否则谈不上“应”。而咸平四年诏书，仅令诸官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并未言复置事，可推想此前制科已经恢复。考曹彦约《经幄管见》卷四载其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九月一日侍讲筵时，读《三朝宝训》中的《论科试篇》道：“咸平二年，殿中丞皇甫选请复制科，真宗曰：‘今之诗赋，俊秀事业，若取时才政事，当在策论。俟商榷行之。’”很可能此后不久即“商榷行之”，并非待咸平四年才“又置”。其时当有复置贤良方正之诏，唯文献阙略，亦尚待考索。

2．景德二年（1005），置制举六科。是年七月十八日，真宗诏曰：

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宜令尚书吏部遍下诸路，许文武群臣、草泽隐逸之士，应此科目。程品之制，方册具存。考其臧否，必先于公府；刈其翘楚，乃扬于王庭。盖所慎重选抡，遵行典故。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识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47)

则应选人范围扩大到“文武群臣、草泽隐逸之士”，即官、民皆可。应选方式由官荐改为自荐。考试方式为“先于公府”，即由中书门下先加程试(48)，经过选拔淘汰，再“扬于王庭”，“临轩亲试”。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十四日诏称“乃者六科之建，……自荐公车，召试宰府”(49)，说得更为明白。

关于景德复六科之诏的背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述曰：“时上（真宗）谓寇准等曰：‘方今文武多士，岂无才识优异未升进者耶？至于将帅之任，尤难得人。前代试以制策，观其能否，用求材实，亦为国之远图也。’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原注曰：“景德复置六科，盖用盛度议，其详具天圣七年（1029）复置六科时。田锡亦先建请，当考。”今按：《长编》卷一〇七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壬子下诏（诏详后引）复置制科时，述曰：“初，（盛）度建言于真宗，请设四科以取士，曰：‘经术之士，若典刑备举，则政教流行，请设博通典坟达于教化科。尧试臣以事，不直以言语笔札求人，审官期于适用，请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今戎警未除，调边劳戍，必资良帅，以集事功，请设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狱事之繁，民命所系，若推按失实，则枉情伤生，请设明晓法律能按章覆问科。’景德二年，遂置六科，盖缘度之议也。度方责洪州，密诏度撰策目驰驿以进。”田锡建请在咸平三年，已详前考；锡卒于咸平六年（1003），与景德二年复置六科事无关。

3．大中祥符元年（1008），悉罢制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于是年夏四月甲寅中书试制科人之后，记曰：“时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于是悉罢吏部科目。”《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七记此事谓“罢制科”；《文献通考》卷三三《选举六》引上封者言后，亦谓“于是悉罢（制科）”。制科非“吏部科目”，李焘小误。“受瑞建封”，指所谓“天书”降及封禅泰山事，真宗正飘飘然沉迷在“太平盛典”的喜悦骄矜中，故不愿再听什么“时政阙失”了。

（三）仁宗朝：置制举十科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引鲁平曰：

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1028）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又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50)。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庆历六年（1046），贾昌朝为政，议欲废之，吴育参知政事，与昌朝争论于上前，由是贾、吴有隙。乃诏自今后举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两制举乃得考校。

以上乃仁宗一朝制科之大概。“天圣六年始复置”，当是“天圣七年”之误。所说“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阁下”指秘阁。按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仁宗在延和殿，谓宰臣曰：“近夏竦奏，自古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汉唐之间，多选贤良文学之士，以条时政得失。朕亦欲天下英豪皆登于朝。宜广科目，以收贤才。”(51)乃下诏曰：

令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及私罪轻者，并许少卿监已上上表奏举，或自进状乞应上件科目。仍先进所业策论五十首，诣门或附递投进，委两制看详，具名闻奏，当降朝旨召赴阙，差官试论六首，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即御试。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路转运、逐处长吏奏举，或自于本贯投状乞应上件科目，州县体量实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令纳所业策论五十首，本州看详，委实词理优长，即上转运使覈（原误“覆”）实，审访乡里名誉，选有文学再行看详，其开封府委自知府审访行止，选有文学佐官看详，委实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尚书礼部，委判官看详，选择词理优长者具名奏闻，当降朝旨赴阙，差官试论六首，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即御试。又置书判拔萃科、武举。其逐处看详官不得以词理平常者一例取旨，如违，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终已前，具姓名申奏。

据诏意，除武举外，仁宗所置共十科，分三大类。这里我们先讨论前两大类共九科，而将“书判拔萃”放在后文考述。第一类为前六科，应选人范围为“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及私罪轻者”。景祐元年二月四日又诏：“应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轻者，并许应，内京朝官须是太常博士已下，不带省府推判官，馆阁执事并发运、转运、提点刑狱差任者，其幕职、州县官须经三考已上，其见任及合该移入沿边不般家地分，及川、广、福建等处者，候回日许应。”(52)此类应选方式为“少卿监以上上表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即奏举和自荐均可。考试方式，先进所业策论五十首，诣门或附递投进，委两制看详，如词理优长，具名闻奏，降朝旨召赴阙，差官试论六首，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即御试。后因宰相贾昌朝欲废制科，与参知政事吴育争论于仁宗前，下两制详定，于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八日诏礼部贡院：“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53)嘉祐二年（1057）六月十九日诏：“自今太常博士而下充台省阁职，及提点刑狱以上差使选人，不限有无考第，听待制以上奏举，不得自陈。”(54)这意味着放宽了荐举条件（以前需三考以上）。

第二类为后三科，应选人为“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诏：“应进士、诸科取解不获者，不得应。”(55)这就是说，贡举人须首先获得州郡的发解资格，否则不得应诏。又嘉祐二年（1057）六月十九日诏：“草泽人并许本路转运使采察文行，保明奏举。”(56)此类应制方式，初亦为奏举和自荐皆可，庆历间禁自举，也须“近臣论荐”。考核方式，较第一类复杂。第一类在试论六首之前，只有委两制看详策论五十首这一关，而此类则有三关：一是先纳所业策论五十首，本州看详。二是本州看详委实词理优长，即上转运使核实，审访乡里名誉，选有文学者再行看详（开封府委知府审访行止，选有文学佐官看详）。三是再看详后以为委实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尚书礼部，委判官看详，选择词理优长者具名奏闻。然后才降朝旨赴阙，差官试论六首，合格再御试，与第一类相同。

此次复置，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司马光所说“每开科场则置之”，实行制举与常科同步。仁宗天圣八年（1030）三月十六日诏：“应制科人，今后遇有科场，许依（天圣）七年敕命投下文字。”(57)又明道二年（1033）六月五日中书门下言：“制科举人自今须缘贡举，许准诏投文就试。”诏“可”(58)。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八日规定“制科并用随贡举，为定制”(59)。从“有科场”才许投文，到“随贡举”为定制，改变了唐以来制举时间不定的惯例。

仁宗朝所设制科科目虽多，但似乎并没有造就出制科的繁荣。《儒林公议》曰：“近制试论于秘阁，数时之间，敦迫取就。旧试制举人，纳卷不许逾申刻，盖虑及酉，则皇城掩关故耳。有司不详故事，乃不许及申刻，试人视景（影）高下，窘蹙成文，故每三四岁一举，所得不过一二人而已。”

（四）神宗朝：罢制科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制科词赋三经宏博》曰：“先是，荆国王安石尝赋诗试闱中云：‘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抡才将相中。’盖已嫉词赋之弊。后因苏子由（辙）策专攻上身(60)，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经父（文仲）用策力抵新法(61)，安石遂有罢制科之意。”此事曾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争论十分激烈，《宋史》卷三四四《孔文仲传》记之为详：

熙宁初，翰林学士范镇以制举荐，对策九千余言，力论王安石所建理财、训兵之法为非是，宋敏求第为异等。安石怒，启神宗，御批罢归故官。齐恢、孙固封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皆力言文仲不当黜，五上章，不听。范镇又言：“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朝之累。”亦不听。苏颂叹曰：“方朝廷求贤如饥渴，有如此人而不见录，岂其论太高而难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吴充为相，欲置之馆阁，又有忌之者，仅得国子直讲。学者方用王氏经义进取，文仲不习其书，换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军。

又同书卷三七一《钱勰传》：“熙宁三年试应（制举），既中秘阁选，延对入等矣，会王安石恶孔文仲策，迁怒罢其科，遂不得第。”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制科的命运，可以卜知。正式下令罢制科在熙宁七年（1074）。《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一四载：是年五月十四日，中书门下言：“贤良方正等科，自今欲乞并行停罢。”神宗“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记此事为详：

（熙宁七年五月）辛亥，中书门下言：“策试制举，并以经术、时务。今进士已罢辞赋，所试事业，即与制举无异。至于时政阙失，即士庶各许上封言事。其贤良方正等科目，欲乞并行停罢。”从之。先是，中书条例所乞罢制举，冯京曰：“汉唐以来，豪杰多由此出，行之已久，不须停废。”上曰：“天下事可罢而未及，如此者甚众，此恐未遑改革。”吕惠卿曰：“制科止于记诵，非义理之学，一应此科，或为终身为学之累。朝廷事有可更者更之，则积小治可至大治，不须更有所待。”至是乃罢。

进士科罢诗赋后，省试所试乃经义，御试是对策，在变法派看来，制科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加之孔文仲等用制策力诋新法，使他们找到了绝好的攻击机会，故毅然罢之。

（五）哲宗朝：由复置到再罢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二日，刘挚在《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中，请求“复置贤良方正，及茂材异等科目。每遇贡举，诏近臣仍依旧制举试”(62)。次年四月二十六日，哲宗诏曰：

制科之设旧矣。……宜复制策之科，以徕拔俗之才。……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自今年为始。今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学行俱优、堪备策问者充。仍略具辞业缴进，余依旧制。(63)

复置虽仅一科，应选范围却扩大为“不拘已仕未仕”，相当宽泛，实际上涵盖了仁宗时的两大类。应选方式为荐举，考核、考试三种，大体依旧制。郑樵《通志·艺文略三》著录《元祐新修制科条》一卷”，应即是时所订。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一反元祐之政，再罢制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〇载：

绍圣元年九月十二日，三省言试制科张咸、吴俦、陈暘三人，第三等推恩。上（哲宗，下同）曰：“前日观所试策，亦与进士策何异？先朝尝罢此科，何时复置？”章惇等对曰：“先朝初御试进士策，即罢制科。元祐二年（1087）复置，诚无所补。……”上曰：“今已复进士殿试策，此科既无异进士策，况进士策其文理有过于此者。”郑雍对曰：“顾其人何如尔。然自来多言时政阙失。”上曰：“今进士策亦可言时政阙失。”因诏罢制科。

（六）高宗朝：复置一科

建炎初，崇仁县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呼吁复制科。他说：“不羁之才，高世之俊，非其大科，不足以搜罗天下英贤。臣又欲乞依祖宗旧法设贤良方正科，许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试，其黜陟自有成法，陛下但举而行之，臣将见豪杰之士于于然而来矣。”(64)绍兴元年（1131）正月一日，高宗发布《德音》道：

祖宗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不惟朝廷阙失得以上闻，盖亦养成士气。近屡诏内外士庶等直言朝政阙失，虽有不当，并不加罪。尚虑所闻不广，仰有司讲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旧制，条具取旨。(65)

于是礼部讲求到典故（详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一，“典故”部分已详前，不再引，有关考试方面的内容见本书第三章），高宗于绍兴二年（1132）正月二日诏曰：

今后科场，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学问俱优、堪备策问者充，仍具本人词业缴进以闻（“闻”原误“问”，径改）。(66)

复置的科目、应选人范围和考试方式等，都与元祐二年相同。孝宗淳熙元年（1174）四月十日诏：“今岁科场，其令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守臣、监司亦许解送。”(67)扩大了荐举官员的范围。直到南宋末，制科制度大体没有变化(68)，唯极少有人应举而已。

二、关于“书判拔萃”科

前述仁宗时复制举，引《宋会要辑稿》所载九科之后，有“又置书判拔萃科、武举”句。聂崇岐《宋代制科考略》第二节为《书判拔萃博学宏词皆非制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是因为“《宋史·选举志》于制举一节，杂叙书判拔萃及博学宏词，颇似二科亦属制举”，故作此以辨明。聂先生论点很明确：两科皆非制科。但在制举中“杂叙”两科，特别是书判拔萃科的，绝不止是《宋史·选举志》，《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都是如此（详下引）。这不能不促使我们思考：是这些史籍的失误呢，还是书判拔萃在宋代曾一度被当作制科？对此，聂氏似未深考。

这里辨“书判拔萃科”，“博学宏词”留待下节再述。“书判拔萃”作为科目之一，始置于唐武则天大足元年（701），最初是制科之一种，开元间成为吏部科目选(69)。在宋代，仍作为科目选，设置很早。《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载：

建隆三年（962）八月二十三日诏：“书判拔萃，历代设科，顷属离乱，遂从停罢。将期得士，特举旧章，宜令尚书吏部条奏以闻。”(70)九月十六日，有司上言：准选举志及《通典》，选人有格未至而能试判三条者，谓之拔萃，应者各取本州府本司文解如常选举人制。十月三十日：……考判之制有五等，上二等超绝流辈，可非次拔擢，前代罕有其人。第三上等取理优文赡者，超资拟授；次等或理优文省，紧慢授拟。第四等取文理切当者依资拟授；次等不甚切当者量紧慢拟授。第五上等放选授官，次等放选赴冬集，不及格者皆落。

太祖“从之”。“有司”称宋代设此科是“准选举志及《通典》”，知其悉沿有唐旧制。按杜佑《通典》卷一五曰：“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又《燕翼诒谋录》卷一亦曰：“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真宗大中祥符初罢制科，“惟吏部设宏词、拔萃、平判等科如旧制”(71)。

仁宗天圣七年（1029）设置制举十科，前已述两大类凡九科，还有一科名“书判拔萃”。《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述仁宗置制科六种，“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72)。又置三种，“以待布衣之被举者”。聂氏所谓于制科一节“杂叙书判拔萃”，即指此。我们再看看其他宋代文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壬子诏复置制科时，述曰：

于是稍增损旧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凡六科，前已述，此略），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置高蹈丘园科……（凡三科，前已述，此略），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

四个“以待”，是欲设置不同的科目，以搜扬不同类型的人才。《文献通考》卷三三《选举六》所述，与《长编》同。孝宗乾道初，苗昌言奏曰：

（仁宗时）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73)

书判拔萃科的“应书”方法，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诏书中有详细规定：“非流内（原作“外”，据上下文意，当是“内”之误）者，如实负材业，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并许投状乞应上件科目（指书判拔萃），仍先录所业判词三十首并上流内铨，委判铨官看详，如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当降朝旨召赴阙，差官试判十道，以二千字以上为合格，即御试。”(74)因知“以待选人”应举（若依上引苗昌言奏，同时还许布衣应诏）的书判拔萃科，与吏部科目选只“试判三条”者迥然不同。前者若经流内铨、御试合格，则获得制科入等的“出身”；后者若经吏部试判合格（无“御试”），只不过是超资或提前授官拟职罢了。两科虽名目相同，且都与“选人”有关，性质却有根本的区别。

这样看来，在制科中“杂叙”书判拔萃的，绝不止《宋史·选举志》，众多的宋代文献皆如此。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得出如下结论：仁宗时所置制科科目中，的确有“书判拔萃”，或者说，仁宗时确曾将“书判拔萃”作为制科之一种。这是历史事实，宋人就是这么看的，并非《宋史》“杂叙”失误。这还可由仁宗时李淑上书及吏部铨选的书判科未停得到反证。李淑曾上《时政十议》，其七为《议制科》，反对将“书判拔萃”作为制科科目，曰：

吏部故事：选人格限未至，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止用疑案古义，观其能否，词美者第优等补官。此则有司铨品常调选人判超循资之式，而陛下亲御轩陛，审覆课程，非其称已。愿罢此科。其词学异众，自可举才识兼茂详明吏理之科。

于是，仁宗“用知制诰李淑之议”，于景祐元年（1034）二月乙未“罢书判拔萃科，更不御试”(75)。李淑所持的理由是，“书判拔萃”本来是试“格限未至”（即守选期限未到，宋代一般为三年）而又想“判超循资”的选人的，是“有司”（吏部）的铨品之事，而现在却由皇帝亲自出面考较，太不相称了，故“愿罢此科”。他正是指出了天圣间把吏部科目选之一种定为制科的失误，因而被仁宗接受。假如前所置“书判拔萃”原非制科，当然也就没有李淑之“议”和仁宗之“罢”了。

考《燕翼诒谋录》卷一曰：“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假手，故更新制。”作为制科的“书判拔萃”被废罢，而作为吏部科目选的“书判科”，这时似乎也被废，原因是应试者“多令假手”，与废制科“书判拔萃”的理由完全不同。但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十八日《南郊赦书》曰：“见在铨选人注拟官内，职官令录并初入职官令录人，……仰铨司勘会具名闻奏，当议选差官与判铨同共试验身言、书判，考定等第。”则虽书判已不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但铨司在选人注官时，仍要试书判。直至熙宁四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省方才上言：“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76)

总之，作为制科的书判拔萃，实际上只存在了五周年：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至景祐元年（1034）二月。由此看来，宋初吏部所置拔萃科（又称书判科）非制科，而天圣间诏置的书判拔萃科，确实是制科，包括《宋史》在内的史料文献不误。